------------ 正文 ------------ 1900年，历史发生的大事件 1月2日 中国化学家黄子卿诞生 1月4日 罢工浪潮席卷欧洲 1月5日 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诞辰 1月16日 英国放弃对萨摩亚岛的主权 1月21日 加拿大军队启程前往南非参加布尔战争 1月24日 慈禧谋废光绪帝 1月24日 南非布尔人军队在斯皮翁高地战败 1月27日 各国要求清朝政府镇压义和拳 1月30日 中国历史学家吕振羽诞辰 1月31日 制定拳击规则的昆斯伯里逝世 2月5日 摩根组建资产为10亿美元的钢铁公司 2月9日 世界网球赛戴维斯杯产生 2月10日 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出生 2月11日 清廷令挖康梁祖墓，购“二犯”人头 2月12日 苏联军事家崔可夫出生 2月19日 清廷欲禁义和拳 2月25日 著名法学家钱端升出生 2月27日 英国工党前身 英国工人代表委员会在伦敦成立 3月6日 德国发明家戈特利布·戴姆勒逝世 3月10日 滇红的创始人冯绍裘出生 3月19日 伊文思开始挖掘公元前16世纪的克诺索斯宫 3月27日 “七君子”史良诞辰 3月28日 “沙埋古城”西域楼兰古国遗址被发现 4月5日 美国影星斯宾塞·区塞出生 4月14日 世界博览会在巴黎开幕 4月22日 乍得民族英雄拉巴赫逝世 4月26日 中国花鸟画大师，现代浙派首领人吴茀之出生 4月30日 夏威夷成为美国的准州 5月9日 义和团深入京城清廷频令严禁 5月19日 列强要求带兵入京保护使馆 5月20日 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5月22日 李富春诞辰 5月26日 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 5月27日 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 6月10日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6月10日 西摩率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 6月13日 义和团运动爆发 6月17日 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 6月17日 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出生 6月20日 清军击毙德国公使克林德 6月21日 清廷向列强宣战 6月22日 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 6月26日 南方各省督抚与英美达成东南互保协议 6月28日 波兰剧作家、小说家、社会活动家克鲁奇科夫斯基出生 6月29日 诺贝尔基金会成立 6月29日 意大利国王遇刺 7月1日 清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天津激战 7月6日 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大举入侵中国东北 7月9日 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组成联邦 7月9日 清朝直隶提督聂士成在天津保卫战中英勇阵亡 7月12日 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 7月13日 盛宣怀出卖粤汉铁路权利 7月13日 八国联军攻陷天津烧杀抢掠 7月14日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 7月16日 海兰泡惨案 7月17日 沙俄血洗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7月20日 齐柏林飞艇首次飞行 7月23日 第一次泛非会议召开 7月24日 宗教人物之韩默理逝世 8月4日 中国东北瑷珲城火烧案 8月7日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逝世 8月9日 唐才常“讨贼勤王”失败 8月10日 戴维斯和沃德赢得第一个戴维斯奖杯 8月10日 中国语言学家王力诞生 8月12日 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水球比赛 8月14日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8月14日 语言学家马建忠去世 8月14日 慈禧光绪弃京出逃 8月15日 慈禧将珍妃投于井内 8月15日 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光绪仓皇避难 8月16日 八国联军公开洗劫北京 8月21日 维新派自立军起义失败 8月25日 德国思想家尼采逝世 8月26日 兽医寄生虫学家熊大仕出生 8月30日 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诞辰 9月3日 奕匡归京办理和八国联军议和事宜 9月3日 八国联军四出伐剿捕杀京郊义和团员 9月15日 苏联政治漫画家叶菲莫夫生于乌克兰基辅 9月17日 英国议会通过《澳大利亚联邦法》 9月20日 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出生 9月21日 摄影家吴印咸出生 9月22日 沙俄军侵入吉林 9月23日 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召开 10月2日 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童寯出生 10月5日 女作家冰心诞生 10月8日 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 10月11日 李鸿章开始与八国联军的艰难谈判 10月25日 大刀王五被八国联军枪杀 10月30日 电影艺术家夏衍诞生 11月6日 八国联军组建军事法庭斩杀中国官员 11月30日 我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夏衍出生 12月8日 中国抗日名将孙立人出生 12月22日 清廷全盘接受议和大纲 12月22日 第一辆奔驰汽车诞生 12月30日 中俄《天津俄租界议定书》签订 ------------ 《程明远传奇》第一卷 ------------ 第一章 1900年，程明远诞生 历史上的今天——1900年 1月2日 中国化学家黄子卿诞生 1月4日 罢工浪潮席卷欧洲 1月5日 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诞辰 1月16日 英国放弃对萨摩亚岛的主权 1月21日 加拿大军队启程前往南非参加布尔战争 1月24日 慈禧谋废光绪帝 1月24日 南非布尔人军队在斯皮翁高地战败 1月27日 各国要求清朝政府镇压义和拳 1月30日 中国历史学家吕振羽诞辰 1月31日 制定拳击规则的昆斯伯里逝世 2月5日 摩根组建资产为10亿美元的钢铁公司 2月9日 世界网球赛戴维斯杯产生 2月10日 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出生 2月11日 清廷令挖康梁祖墓，购“二犯”人头 2月12日 苏联军事家崔可夫出生 2月19日 清廷欲禁义和拳 2月25日 著名法学家钱端升出生 2月27日 英国工党前身 英国工人代表委员会在伦敦成立 3月6日 德国发明家戈特利布·戴姆勒逝世 3月10日 滇红的创始人冯绍裘出生 3月19日 伊文思开始挖掘公元前16世纪的克诺索斯宫 3月27日 “七君子”史良诞辰 3月28日 “沙埋古城”西域楼兰古国遗址被发现 4月5日 美国影星斯宾塞·区塞出生 4月14日 世界博览会在巴黎开幕 4月22日 乍得民族英雄拉巴赫逝世 4月26日 中国花鸟画大师，现代浙派首领人吴茀之出生 4月30日 夏威夷成为美国的准州 5月9日 义和团深入京城清廷频令严禁 5月19日 列强要求带兵入京保护使馆 5月20日 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5月22日 李富春诞辰 5月26日 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 5月27日 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 6月10日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6月10日 西摩率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 6月13日 义和团运动爆发 6月17日 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 6月17日 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出生 6月20日 清军击毙德国公使克林德 6月21日 清廷向列强宣战 6月22日 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 6月26日 南方各省督抚与英美达成东南互保协议 6月28日 波兰剧作家、小说家、社会活动家克鲁奇科夫斯基出生 6月29日 诺贝尔基金会成立 6月29日 意大利国王遇刺 7月1日 清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天津激战 7月6日 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大举入侵中国东北 7月9日 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组成联邦 7月9日 清朝直隶提督聂士成在天津保卫战中英勇阵亡 7月12日 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 7月13日 盛宣怀出卖粤汉铁路权利 7月13日 八国联军攻陷天津烧杀抢掠 7月14日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 7月16日 海兰泡惨案 7月17日 沙俄血洗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7月20日 齐柏林飞艇首次飞行 7月23日 第一次泛非会议召开 7月24日 宗教人物之韩默理逝世 8月4日 中国东北瑷珲城火烧案 8月7日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逝世 8月9日 唐才常“讨贼勤王”失败 8月10日 戴维斯和沃德赢得第一个戴维斯奖杯 8月10日 中国语言学家王力诞生 8月12日 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水球比赛 8月14日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8月14日 语言学家马建忠去世 8月14日 慈禧光绪弃京出逃 8月15日 慈禧将珍妃投于井内 8月15日 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光绪仓皇避难 8月16日 八国联军公开洗劫北京 8月21日 维新派自立军起义失败 8月25日 德国思想家尼采逝世 8月26日 兽医寄生虫学家熊大仕出生 8月30日 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诞辰 9月3日 奕匡归京办理和八国联军议和事宜 9月3日 八国联军四出伐剿捕杀京郊义和团员 9月15日 苏联政治漫画家叶菲莫夫生于乌克兰基辅 9月17日 英国议会通过《澳大利亚联邦法》 9月20日 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出生 9月21日 摄影家吴印咸出生 9月22日 沙俄军侵入吉林 9月23日 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召开 10月2日 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童寯出生 10月5日 女作家冰心诞生 10月8日 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 10月11日 李鸿章开始与八国联军的艰难谈判 10月25日 大刀王五被八国联军枪杀 10月30日 电影艺术家夏衍诞生 11月6日 八国联军组建军事法庭斩杀中国官员 11月30日 我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夏衍出生 12月8日 中国抗日名将孙立人出生 12月22日 清廷全盘接受议和大纲 12月22日 第一辆奔驰汽车诞生 12月30日 中俄《天津俄租界议定书》签订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安徽肥西程明远出生。 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达到高潮，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清朝和国际列强开战，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1901年(辛丑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了屈辱的《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海关银等关税中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赔偿各国，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按0.4%的年息，分39年还清。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 清朝在同治和其后的光绪二帝在位的时候，大权全部落在慈禧太后手中，在她垂帘听政期间，中国先后与法、日等国交战，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偿军款，也使刚刚开始的洋务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北方爆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以英、美、法、俄、日、德、意、奥八国组成的联军再次进军中国，并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出逃，之后，中国与八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同意进一步开放商埠，割地赔款，并协助消灭义和团。 程明远，原名程道富。因此，程道富也是他出生时取的名。 ------------ 第二章 庐州三孝口，北门双岗集 1900年—1911年：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00年5月28日，八国联军开始了侵华战争，战争持续了近一年时间，1901年9月7日，最终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结果，中国便自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沉痛的灾难。 1902年1月18日，慈禧太后第一次撤帘露面，公开召见各国驻华使节。 1906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归西。12月2日，末代皇帝溥仪登基。 前面讲到程明远出生在肥西聚星乡，那时候叫什么地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程明远和我爷爷是老表，我爷爷叫徐吉标，可能以前叫徐吉彪。肥西义城李荣，黎照堂，吉字辈，在家排行老二。 李荣和聚星并不很远，他们的童年遇到了清政府的多是春秋，也没少帮地主家喂过猪，放过牛。为了日后有出息，读过几本书，识得几个字。那时候，就是庐州的三孝口，北门的双岗集亲戚多，寻得一些乐处，春天，掏土坯墙眼蜂子，用个小瓶子装着玩。玩泥巴、跳房子，捉迷藏。端午前，找有结杏子的树，摘点回来孝敬母亲。有时候，也会被母亲骂的。 庐州的明教寺、坝上街、城隍庙，好玩的地方也就那么几处。李家李鸿章当铺确实有些不一般，想进去到院子里玩，还是有点难处的。倒是双岗集，铁匠铺子特别多，每天叮叮当当的吆喝像潮水，张家的奶奶特别喜欢小孩，多半还赏些糖果吃。 1906年12月2日，镇南关起义爆发。12月6日，清末立宪运动兴起。 1909年1月2日，摄政王借口“足疾”罢斥袁世凯。 年轻时期的程明远拜师学习了一门手艺——木匠，其实，拜师学艺是免不了要吃苦的。 不像现在学习手艺这么简单，那时候，称得上师傅的不简单。特别是木匠师傅，鲁班师傅就是木匠师傅的祖师爷。学习手艺，不仅仅是手艺，还要学习礼貌，能懂得东家的意思，揣摩人心，手艺上不出差错。出门在外，不得罪人，江湖江湖，谦虚谨慎。 程明远的老表很多，我爷爷徐吉彪是他比较亲近的一个老表，只是我爷爷学习在水上撑船，打渔，风里浪里，仅仅糊口而已。 后来爷爷移居焦湖（巢湖）南一个圩村，窝个棚子就算家了。 1911年—1924年：资本主义时期。1911年，由孙中山带领的革命党人开始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探索。 1924年—1927年：国民革命时期。1924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战争和政治运动。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清共”，国共合作破裂。 1927—1937年：国共内战时期（土地革命时期）。1924～1927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下曾经取得很大胜利。 然而，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大革命最后遭到失败。 ------------ 第三章 巢湖，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巢湖古称南巢、居巢，秦时设居巢县，唐朝设立巢县。巢湖，有一姥山塔，修缮于清代李鸿章之手。 巢湖市位于安徽省中部、江淮丘陵南部，介于合肥、芜湖两市之间，地处东经117°25′～117°58′和北纬31°16′～32°。全境东西宽约50.8千米，南北长约80.6千米，全市土地总面积2046.14平方千米。 巢湖，又叫焦湖。巢湖有个“陷巢州，涨庐州”的传说。800平方公里巢湖烟波浩渺、山清水秀，景色怡人。湖光、奇花、温泉、溶洞并称“巢湖四绝”；巢湖银鱼、白米虾和大闸蟹被誉为“巢湖三珍”，素有“鱼米之乡”美誉。 另外，中庙和槐林嘴的鱼石崖也有渊源。槐林嘴据说是凤凰地，在刘伯温治地的时候，槐林嘴先后开辟了两道人工河。一条马尾河，又叫兆河。另外一条叫石次河，其实，资料记录叫石茨河。 槐林嘴，因嘴上槐林多而得名。槐林嘴的鱼石崖有个风水宝地，因为鱼石崖的沙泥可以腌制鸭蛋，特别的美味，再后来，就有人捐资修建了巢湖庙。巢湖庙现在叫圆照寺，始建于东汉建安二十年，以前曾名圣姥庙、巢湖寺。由于魏、吴连年征战，加之巢湖水患不断，乡绅、乡民为祈求平安、风调雨顺，仿效中庙就在槐林咀凤凰台创建庙宇，与中庙隔湖相望。 巢湖位于安徽省中部，地处江淮之间，东面濒临长江，与马鞍山、芜湖、铜陵隔江相望，西与肥东、肥西、舒城相依，西南与桐城、枞阳接壤，北与滁河与全椒为界，东北一隅与江浦毗邻，淮南铁路、合芜公路、横穿境内，裕溪河将长江与巢湖贯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其影响，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页。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从此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正确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大革命。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把这场大革命推向了高潮。 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合肥县不同程度上掀起了反帝反封建，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进步运动，启发了民众的觉悟。许多知识青年为寻求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纷纷旅外求学，做工，有的则参加了赴日本、法国、德国等国的勤工俭学小组。其中许多人通过各种途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还回乡以组织青年读书会、同志会，开办贫民夜校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培养了一批先进青年，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本地区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肥西聚星乡（今铭传乡）热血青年程明远，生长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师傅做木匠活。1926年，26岁的程明远参加了革命。 “十人团”在合肥成立 “发起人是张开泰、张伯平”在中共肥西县委革命斗争史资料办公室1960.6.11《访问程明远口述材料》中，程明远回忆，张开泰是府北乡鲍家岗人，张伯平又名张定武，肥东花圩小河湾人。1926年放寒假时候，张开泰由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回来，张伯平由安大（安徽大学）（在安庆），安庆也就是当时的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张伯平由安庆回来，他两个人都是受党的指派回来进行组织活动的。他俩在学校学习均已毕业，张开泰入党情况具体不详，不过他由广东回来已是党员。张伯平是在安大学习时入党的。 “活动时是以失学青年的面貌出现的，当时，张开泰的老婆王大姐娘家在合肥北门开米行，张伯平姐姐名字不详，也住在北门附近。这样，张开泰和这伯平便发生了关系，联系上了。起初，他们是以金兰弟兄为名，通过换帖结拜弟兄，这时只有几个人。 “1927年元月一天晚上，在张开泰家（合肥城里，即现在的省立医院附近）吃酒换帖，十人团组织正式建立。十人团成员是：崔小斋（府北乡人，与张开泰有亲戚关系，是张开泰介绍的）、柯五东（柯武东）（住梁园柯家岗，张伯平介绍的）、张建之（肥西高刘艺张-坊人）、周维绍（住肥西周大-）、程明远，张建之介绍的、徐梦观（又名徐学成，住肥西高刘集柳树郢，张建之介绍的）、颜文斗（住肥西三河镇，当时在合肥读书，先在小-院，后在正谊中学，他叔子在肥做生意，他家有股子，城里人都叫他为小老板，他和张伯平熟，张伯平介绍的）、程明远（当时，我在合肥做木匠，张建之、张开泰两个人介绍的）、何序东（又名何世裘，住肥西-埠附近葛小郢），按年龄排，张伯平是老大，张开泰是老二，我是老三（程明远），崔小斋是老五，其余人记不清楚。十人团的成员经常在一起，不过遇不齐，有时三、五个人在一起研究。 “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组织，为军队，宣传共产主义好，宣传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蒋介石不行，叛变了革命。活动的地点很多，如洗澡堂子、城墙上、贾家花园、王家花园，-家花园，经常去的是万寿宫。 “十人团建立后不久，均先后吸收入了党。入党时都履行填表宣誓手续。十人团建立前，合肥是没有党组织的，十人团建立后，才成立一个党小组。成员就是十人团的十个人，组长是张伯平（十人团在成立之前，除张开泰、张伯平二人是党员外，其余八人均以后发展的） “张开泰、张伯平是组织上派到合肥专职搞组织活动的，他俩人均以失学青年的面貌出现的，其他成员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手工业者，有的是学生，均以原有职业的面貌进行活动。其次，张开泰、张伯平俩人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其余的八个人以不同的收入中每月抽出5%供给他俩维持生活，以-更好的进行活动。张开泰在1928年冬合肥中心县委未成立时，在北乡和崔小斋搞组织发展时就调到河南独立团任团长，后改为红三师，又任师长，这时（到河南）改名许伯川。” ------------ 第四章 槐林嘴上凤凰台 革命烽火岁月 宋代罗愿《新安志》“嘴”中记载，槐林嘴，在十字河上，有槐林宫，临湖。 巢湖市1985年地方志记载镇边一嘴延伸入湖，嘴上有很多槐树，镇以此得名。十字河，又名石茨河，石次河，河上有一石拱桥，年代久远，现在包裹在316省道石次河段。 槐林宫就是现在的圆照寺，过去叫巢湖庙，巢湖寺，娘娘庙，和中庙是姊妹庙，隔湖相望。 槐林嘴上凤凰台，现在叫鱼石崖，沙泥呈朱砂颜色，比较结实，赖浪侵袭  ，特殊的岩石层形成，成为难得一见的风景。 槐林嘴，盛产渔网。从清朝的缫丝技术进入中国，许多地方出现种桑养蚕业。缫丝其一可以为丝绸业提供原料，其二，蚕丝可以织网捕鱼。槐林嘴就是蚕丝网的重要产地，纯手工织网，十分的辛苦。蚕丝比较细，网眼小，蚕丝网的下水深度也很有限，不过四十、五十公分。蚕丝网织好网片，需要装扎。上面是毛草浮子，下面是陶泥烧制的渔网脚子，扎网的工具是篾梳子，扎网的线是细麻，整个的蚕丝网加工的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是侵猪血在屋檐下晾干，主要是增加渔网的重量和赖用程度。 因为在以后的章节中要提及槐林嘴的蚕丝网，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 程明远1926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程明远主要以木匠的面貌出现在合肥的大街小巷，为革命而奔走。 汪胜友，1871年出生于一户贫农家庭，槐林嘴大汪村人。父母早亡，他小小年纪和两个哥哥相依为命。30多岁时，汪胜友与大哥一起 由巢县漂泊到湖北汉口谋生，进入京汉铁路江岸机厂做工。 但是，霸占着铁路的军阀不但欺负沿线的老百姓，还想尽办法压榨铁路工人。汪胜友每天当牛做马，一天干十几个钟头，只有几角钱的工资。工人受伤厂方不但不给治疗，还要扣工资。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工人进车间就没有了自由。上班时间不给喝水，不给上厕所，下班还要被搜身。监工对他们张口就骂，举手就打，简直不拿他们当人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收入，铁路工人纷纷拿起“罢工”武器。在工厂主眼里，汪胜友是个“刺头儿”，罢工闹的最厉害的有他，代表工人们出来谈判的也经常是他。因为，汪胜友办事公正，乐于助人，积极为工友们争取利益，工人们都说他“为工人们打冲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工人们在各级党组织的帮助下，逐渐懂得革命的道理，开始组织工会，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权利而奋斗。不久，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会组织发展到16个，会员超过两万人。 为了形成合力，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可是，控制京汉铁路的吴佩孚担心总工会会动摇自己的统治，便以“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为理由强烈反对。 1923年2月1日拂晓，郑州全城戒严，军警拿着枪跑来跑去，沿街关门闭户，俨然一副大敌当前的样子。工人们好不容易冲破了警察的包围，拥进会场，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就带着手枪赶过来，他跳上台大叫：“不准开会！不准开会！大帅若是知道，要枪毙你们！ ”黄局长看到这么多工人聚集，显然有些胆怯，心里有点虚。工人们根本不理会黄局长这一套，最终，把黄局长赶走，继续开会。 警察们还强行占领并且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驱逐参会工人和代表。为反击北洋军阀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总工会决定自2月4日实行总罢工，号召铁路工人“为自由作战，为人权作战”当日，汉口铁路工人率先罢工。汪胜友带领工人组织宣传队，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北洋军阀的罪行，京汉铁路顿时陷入瘫痪。 京汉铁路的大罢工招来了吴佩孚的疯狂镇压，他调来两万多军警，强迫工人复工。汪胜友挺身而出，代表工友们表态，“坚决不复工！”恼羞成怒的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肆屠杀罢工工人。制造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刚刚成立不久的京汉铁路总工会遭到了北洋军阀的血腥摧残，汪胜友侥幸逃脱，秘密转移到郑州机务大厂，继续开展斗争。 两年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和郑州铁路分会恢复成立，鉴于汪胜友的勇敢表现，工人们一致推选他为郑州铁路分会委员长。1926年夏天，汪胜友加入中国共产党。危难之中，汪胜友勇挑重担，不负众望，积极发展会员，开办工人俱乐部和学校，创办工会日刊，组织工友学习，带领工人同敌人斗智斗勇。 1926年7月，为配合北伐军作战，汪胜友组织秘密小组，对铁路进行破坏，炸军车，割电话线，为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立下大功。 败退郑州后，气急败坏的吴佩孚接连发出六次布告，要严查“赤化”，追查“赤党”分子。10月6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汪胜友不幸被捕。面对酷刑，汪胜友咬紧牙关，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汪胜友壮烈牺牲。 北伐军攻下郑州后， 郑州铁路分会将汪胜友重新安葬，并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30年冬天，汪胜友遗骸安葬的槐林嘴大汪村。新中国成立后，将出卖汪胜友的叛徒镇压， 并且，追认汪胜友为革命烈士。 1927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以迅猛之势席卷古老的中华大地，盘踞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封建军阀势力迅速瓦解。为了发动江北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迎接北伐军北上，同年三四月间，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派遣特支委员禹子鬯与原中共旌德三部补习学校支部负责人曹重堪来到和县，组建国民党（左派）和县临时执行委员会，并且，4月初成立了巢湖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但时隔不久，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芜湖“四·一八”**“清党”事件，4月底，因形势恶化，国民党（左派）和县临时执行委员会无形消失，共产党员被迫避难他乡，和县支部随之解体。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被迫转入农村。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实行土地革命，开始了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时期。此后，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员任惠群、苗树德等人相继返回无为、庐江，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及农民协会、互济会等群众组织。至1929年底已建有中共无为县委、中共庐江特别区委、中共巢含特支等组织，革命运动明显出现复兴的局面。 程明远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人团，1927年春夏间成立党小组后，从此，合肥党小组正式开始活动，经常党小组开会研究，根据各人原来的住址进行分工，目的主要是发展党组织。一时间，合肥成了“小莫斯科”。 程明远的老表徐吉彪，在巢湖水上以撑船打渔为生。水性很好，在家排行老二，人称二爷。其实，解放前，巢湖的匪患猖獗，土匪多，老百姓受尽了欺凌。很多的船家都是有枪支的，私藏在隐秘处，有条件的还有押运保镖。徐吉彪也就是我爷爷，听母亲提及奶奶，我父亲的母亲姓张，在家排行老三， 名字叫张三姐。父亲和大姑姥是张三姐所生。 后来，爷爷带了小姑姥的母亲胡常英过来，也渐渐的在槐林嘴找到了落脚的地点——井字蒋村。那时候，很多的村庄都是人烟稀少的村庄，居住的房子是低矮的泥棚子。好一点的是地主、富农家的房子，黄草的拍顶子，土坯墙，木山子。贫苦农或是外来户就是泥棚子或是土坯毛草屋。不能比富人、地主家的屋子高。据说，爷爷在井字蒋村度过了一段苦日子之后，上海李大姥家开一家织布厂，家里雇佣了一些工人，是个有钱的资本家。父亲少年的时候，还到李大姥家织布厂当过学徒，可是，吃不了当学徒夜班和蚊子打仗，中途作罢。 槐林嘴老街甚是热闹，有卖鱼的、卖肉的、卖菜的、卖麻的、卖烟酒糖果的、有卖柴草的。’当时有个茶馆、洗澡堂子，生意很好，是槐林嘴小 魏村魏姓人家开的， 掌柜的叫魏取舟，懂点木匠活。修缮娘娘庙的时候，他也捐过资，还帮娘娘菩萨做了一艘大船。 张三姐还曾经为了亲儿子、亲女儿，一度在槐林嘴的六度庵住过一些清净的日子，兵荒马乱的，爷爷忙于跑上海到合肥的运输，奶奶明显的心灰意冷。 直到后来在义城的南埂生下老爷李照宝，才完全离开六度庵。大姥的婆家是槐林嘴杨泗沟，也是李姓人家，后来，上了宣城水阳锅厂，生铁锅锅厂。这些关系网为日后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六度庵是姓向的家庙，九龙山也有一座家庙，是胡姓人家的。六度庵在九龙山的山脚下，离槐林嘴老街不过三里地。井字蒋村离槐林嘴老街约五里，杨泗沟离槐林嘴老街约三里，杨泗沟离高林桥约三里。 魏取舟是我外公，他家开茶馆、洗澡堂子，好吃的还是花生米，咸咸的，脆脆的，香。母亲守字辈，名霞。三岁就失去母亲。母亲的妈 妈姓盛，盛桥大户人家。中医世家孙先生医术高明，孙家和盛家又是儿女亲家，盛桥离槐林嘴二十里。西边小翟村有个姑姥，和我家特别亲，也是父亲常去的地方。 盛桥过去就是白山，属庐江。 ------------ 第五章 合肥“十人团” 肥西“小莫斯科” 党史资料标签 标题：访问程明远口述材料 摘要：介绍1926-1947合肥地区的党组织建立，发展，活动等情况。 姓名：程明远 征集时间：1960-6-11 中共肥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印 资料说明卡 名称：访问程明远口述材料 主要内容：1关于十人团的问题；2关于党组织建立情况；3合肥县委成立情况；4抗烟税捐经过情况；5区划分情况；6皖西北中心县委建立前后经过情况；7武装游击活动情况；8肃反问题；9扒粮斗争情况；10农民暴动情况 1打正阳关经过；2中央交通 中心站建立情况；3团组织建立情况；4皖西北中心县委被破坏情况；5皖西北中心县委的恢复情况；6关于黄色农协及互济会组织情况；7枪杀伪省党部苏委员经过；8安徽工作委员会组织经过；9国共合作和破裂情况 2，1打盐卡情况；2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及武装游击斗争情况 来源：访问程明远笔录 吴明      丁伯敏     女良兵 时间：1980年8月11日 *制单位：中共肥西县委革命斗争史资办室 时间：80年5月17日 可靠程度：1，程明远系1926年6月入党。32年被捕，现是右派分子；2，该材料在时间上有些矛盾，特别是“十人团”组织成员和时间有出入（现市资料室正在核实）；3，本材料基本上是可靠的。 备注：58 58，是本资料的页码。 复10（017） 访问笔录 程明远口述 吴明     丁伯敏     女良斌   记录整理 一，关于十人团的建立情况 1926年冬季，合肥开始建立十人团组织，发起人是张开泰 本页页码，59 关于十人团的建立情况，《程明远传奇》前面已经口述，不再重复。 第二项，关于党组织的建立情况，仍然是程明远的口述内容。 程明远这样回忆道：“十人团，1927年春夏间成立党小组后，从此，合肥党组织正式开始活动。首先，党小组开会研究，根据各人原来的住址进行分工，目的主要是分头去发展组织，不久便成立了城内上三门支部，支书是我（程明远），成员有颜文斗、何序东（现在北京民盟任秘书）；肥东众特支部，支书是张伯平，成员有郑莫奇（住肥东众兴集郑塘郢）、柯五东、孙道*、又名孙子谟，住肥东孙武大郢，现在上海水产公司任经理，高刘支部，支书是张建之，刘五（又名刘宏兆），住高刘集街头、徐梦观，**支部，支书是周维绍、*宏*、肥西*大郢人，顾先发（住雷麻居东头）、周绍章、北乡是崔小斋、张开泰及木匠郑宏轩，当时党组织为****领导。27年8月****三党，是宋*玲、邓言*，被捕到县衙，他说我是共产党，我不能再蹲在合肥，所以八月*离开合肥回肥西，我到肥西在雷麻支部过生活，上三门支部，我走后，*由颜文斗负责。 （本章未完待续） ------------ 第六章 建党初期，巢县的革命火种燎原之势 在旧社会，皖江地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但是，英雄的皖江人民却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早在1927年至1929年这段时间里，许多在外地进行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陆续回到皖江地区各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宣传进步思想，发动群众向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斗争。 建党初期，巢县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其中就有巢县的 李慰农、杨士彬、陈原道等。 李慰农，1895年9月23日出生于庙岗乡油坊郑村一个佃农家庭。1915年，李慰农怀抱“农业救国”的朴素愿望，考入安徽省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并从此将自己的原名“尔珍”改为“慰农”，以示此生将以慰籍苦难中的农民大众为己任。在“二农”毕业后，李慰农被校方留任学校农场管理员。 当时，“二农”民主、科学的空气十分浓厚。李慰农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的一般理论和苏联的革命情况，政治视野豁然开朗，报效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更加的强烈。1919年秋，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2月，李慰农等30多名来自安徽、广东、四川、湖南的留法学生，学习法语。为了能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李慰农又潜心自修了德语和俄语，并经常和蔡和森、李维汉等人一起交流学习心得，探讨革命理论，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不久，李慰农参加了湖南籍新民学会会员组织的工学励进会。1921年2月28日，李慰农参加了由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领导的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要求“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请愿示威斗争。6月，又与王若飞等23人联合签名，张贴传单，揭露北洋政府派团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购买军火打内战的祸国行径。 1921年6月2日，李慰农按照赵世炎的通知赶赴巴黎，并在赵世炎的住处首次见到刚从德国赶来的周恩来。 1922年6月3日，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三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李慰农等18人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举行会议，商讨建立革命组织。与会的18人即成为中国少年共产党的首批成员，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国内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由于已经同国内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会议决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会后不久，李慰农由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中共旅欧小组批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的需要，1923年11月，李慰农等10名中国同志由周恩来从巴黎护送到柏林，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深造。1924年底，李慰农遵照党组织指示，学成归国，1925年1月底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 上海。 陈原道，1901年8月13日出生于巢县青岗（今栏杆镇）陈泗湾村一个贫农家庭。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家庭的重点培养下，陈原道人私塾，进龙华学堂，后于1921年夏考入安徽省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与李慰农一样，最初也是抱着“农业救国” 的强烈愿望。 在“二农”学习期间，由于受到经常来校讲学的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等人的进步思想的影响，陈原道加入芜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刊。在这些革命理论的指导下，陈原道先后参加了芜湖工人夜校的义务教学，芜湖黄包车车夫的罢工斗争，芜湖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的斗争等。1925年6月，陈原道被芜湖各校推选为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七届学联大会，会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0月，刚刚在“二农”毕业的陈原道，被党中央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军事理论。 杨士彬，1895年出生于庙岗乡小王岗村，他和李慰农是同年生，同年考入芜湖“二农”，同年赴法勤工俭学，又在留法期间，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李慰农、郑超龄三人同在一个党小组。 1925年初，杨士彬回国后，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代表，以“二农”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在芜湖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同年5月，在芜湖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斗争中，杨士彬同宫乔岩、阿英、李克农、佘小宋、王稼祥、甘天沐等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为帮助圣雅阁、萃文两校退学的学生继续有学可上。经安徽省教育界爱国人士公决，由“五卅惨案”后援会筹款建新校。杨士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此项工作，在李克农等人于芜湖创建民生中学的同时，他与刘希平、佘小宋、张秋人等在鲁港创建了新民中学，并担任学校实质性的领导——训育主任。 1926年4月，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共芜湖特支成立，杨士彬任特支委员。 1927年3月，杨士彬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芜湖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负责农民协会工作。5月，在“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的严峻形势下，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杨士彬为省临委成员。8月，杨士彬和部分省临委委员回到芜湖，筹建以柯庆施为书记的省临委秘密领导机关，开始了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和指导工作。 1927年10月，杨士彬以省临委委员的身份，指派在芜湖从事秘密活动的巢县籍共产党员周心抚回巢（县） 、含(山）开展党组织的创建工作。此后不久，含山、巢县便有了党组织。 1927年冬季，合肥县委成立，地点合肥，当时所属两个区。据程明远口述，访问笔录。当时，各支部成员少，没有成立小组，后来发展多了，才有小组。北乡成立一个小组，归合肥县委领导，负责人崔小斋，成员张开泰、郑宏轩（是个木匠）当时，合肥县委下有党员一百多，县委活动的中心任务是宣传马列主义，发展组织，宣传苏联的革命胜利，组织农民抗捐、抗税、抗*，在城内组织反帝大同盟。 （未完待续） ------------ 第七章 民国十六年，巢县群团组织 居巢区地方志办公室《居巢文史》政治篇P6 页 P7页 建国前巢县的群团组织 一、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月，以万诚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在巢城福音堂组织工会。（工人组织） 四、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月，中**员周心抚发起组织了巢县革命青年同志会，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宣传，抵制日货，为抗日募捐等活动。（青少年组织） 五、巢县商会成立于民国十六年三月，民国十七年改为商会联合会，参加的有蔡鼎康、许乾益、陈泰昌、潘恒昌、德隆元、三洋、机器碾米厂（吴家仓房）等数十家较大的工商企业。（选自《巢湖市志》）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革命力量迅速由广东发展到长江流域。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二军占领南京前后，其革命影响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为了在江北地区开展党的工作，发动国民革命，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派遣特支委员禹子鬯回到和县，4月组建了中共和县支部，这是全区最早建立的党组织，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巢湖地区建党工作的第一页，开始了巢湖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 禹子鬯（1889-1949）又名禹诚旺，回族，和县历阳镇人。早年毕业于南京两江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芜湖公立工业职工学校、萃文中学任教。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联络其他从外地返回和县的爱国青年，组建了和县五四运动后援会，任主要负责人，积极开展反帝爱国、抵制仇货的宣传。1923年在芜湖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旋即加入共产党人柯庆施、张秋人等在芜湖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后，根据党组织的要求，积极参加国民党芜湖市党部（左派）的筹建工作。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根据党的安排，再次返回和县，组建五卅惨案和县外交后援会，举行反帝示威，同年11月下旬后，经中共早期党员高语罕介绍，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26年4月，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成立，任特支委员。为迎接北伐军，发动国民革命，1927年4月，受中共芜湖特支派遣，回原籍组建了中共和县支部，任支部书记。不久，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4月18日，国民党右派在芜湖又发动了**“清党”事件，很快波及和县，中共和县支部随即解体，禹子鬯从此脱党，后一直在和县任教，1949年病逝。 曹重堪（1900-1969）又名曹宣天、曹震寰、曹燮卿，和县绰庙集人。1919年入宣城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1923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1924年6月，经共产党人恽代英介绍入汉冶萍煤矿公司俱乐部任教，9月，在江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作时，经江声远、黄五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协助梅大栋建立中共旌德三部补习学校支部，并为支部负责人之一。1927年初，根据中共芜湖特支决定，返回和县组建国民党（左派） 和县临时执行委员会，任临时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不久协助禹子鬯组建了中共和县支部。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党组织，隐居家乡教书。解放后在芜湖任教，1969年病逝。 卢光楼    （1904-1927）无为县城关镇人。1922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1923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期间，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曾任交大学生会**，在学期间，利用假日回家乡组织青年读书会，开办贫民夜校，介绍进步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启发民众思想觉悟。1926年毕业返乡，参与国民党（左派）无为县秘密党部的筹建工作，不久，在赴武汉联络上级组织途中参军入伍，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党务课课长，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时牺牲。 任惠群（1906-）无为城西八里畈人。1926年3月在芜湖安徽省立职业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12月被组织送到武汉安徽党务干部学校学习。1927年2月，转为中**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芜湖市党部任干事，专做农运工作。1927年因芜湖“四·一八”反革命事件，暂时隐居家乡。8月中旬主持建立了中共无为特别支部，任书记。解放后，历任安徽省人委参事，宣城师范学校副校长等职。 苗树德（1900-1952） 庐江田埠沈家场人。1920年入安庆安徽第一农校读书。1923年10月，因参加反对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及“猪仔议员”的斗争，和王步文、许继慎等36人遭北洋军阀政府通缉，逃亡上海。1925年参加“五卅惨案”安徽后援会活动，7月，经王步文、陈日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公派日本留学，1927年初奉调回国，任安徽省总工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处长。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 政变，实行“分*”后，被迫返回原籍庐江中学任教，并以此为掩护筹建庐江党组织。1927年8月，成立中共庐江特别支部，任书记。1928年冬，由庐江特支扩大成立中共庐江特别区委，仍任书记。1930年被捕坐牢，出狱后于1932年冬往福建谋生，从此脱党。 张守仁（1909-1934）又名张国华，庐江县南闸小套村人。20年代初，就读南京金陵小学和中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等活动，进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校方借故开除。1926年底，经南京组织介绍，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原籍，组织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并与苗树德在庐江中学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庐江中学支。1928年春，根据党的指示，转入庐江北乡开展农民运动，不久建立了庐北特支，任书记。后历任中共庐江白石山区委书记、庐江县委委员、合肥中心县委委员等职。1932年2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庐北游击队。1934年6月，率庐北游击队在肥西双枣树村附近宿营，遭敌人重兵包围，突围中壮烈牺牲。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周新民（1897-1979）又名周骏、周振飞（正飞），庐江县大化双坝村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任安徽省学联副会长，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安庆区委委员。国共合作期间，在党的领导下，任国民党（左派）安徽省党部常委、书记长，积极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坚决拥护北伐战争，为反对国民党右派同北洋军阀的妥协，在安庆同蒋介石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因此遭到通缉。曾将《新青年》、《红旗报》、《唯物史观》、《通俗资本论》等革命和进步书刊秘密传入庐江县，对庐**年知识分子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27年冬至1928年冬，因身体欠佳，组织批准回家乡修养。曾直接指导帮助庐（江）南七架桥地区中**组织的筹建活动。30年代中期，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协助沈钧儒筹组上海各界救国会。1941年在重庆加入****政团同盟，从此，在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下，为推进共产党同****的合作和民盟的发展壮大竭尽全力。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民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秘书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0月在北京逝世。 周心抚（1905-1982）又名周济平、周景民，巢湖市花塘乡周家疃村人。20年代前期，在芜湖萃文中学、南京中华工学校读书，在芜湖参加过声援“五卅惨案”受害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1925年秋，经曹国云、胡祖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被派往武汉安徽党务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于1927年7月曾任中共芜湖河南区委书记。1927年10月，返乡组织巢县革命青年同志会，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8年4月至8月，任中共宣城县临时县委书记，主要从事匪运工作，同年8月至9月底任芜湖市委书记。1929年春，由芜湖返乡后，来到含山县福山张什一小学，以养病、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吸收了数名先进分子入党，并于1929年下半年先后建立了中共张什一支部和巢县支部。同年冬，统一为中共巢含支部，均自任支部、特支书记。1930年3月，中共中央直接派员到芜湖，重建了中共芜湖中心县委。周心抚主动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不久，他所自行建立的巢含两地党组织得到了芜湖中心县委的承认。1930年10月，根据皖南特委负责人王步文的指示，在特支基础上扩大成立了中共巢含县委，任县委书记。1931年2月，调任中共安徽省委巡视员，负责巡视指导皖南及沿江一带党的工作。4月以后，因省委被破坏，和组织失去联系，后去无为仁泉小学任教数年，借以隐蔽。抗日战争爆发后复出，参加新四军江北游击队的抗日斗争，后历任中共巢湖工委委员兼区委书记，新四军第七师参议室槐林站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肥西县县长。解放后，历任巢湖专署文教科长，安徽省图书馆馆长、安徽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1982年2月在合肥病逝。 以上内容源于《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巢湖地区组织史资料》（1927·4-1987·11）中共地委组织部      中共巢湖地区党史办公室     巢湖地区档案馆 ------------ 第八章 合肥县委成立 开展抗捐斗争 中共肥西县委革命斗争史资料办公室，党史资料标签，（58） 中，《访问程明远口述材料》，征集时间：1960·6·11，吴明等人笔录。 三、合肥县委成立情况 1927年冬季，程明远穿着单薄的衣服，一个铁汉子，警卫员曾经帮他背着六把枪，枪林弹雨，走南闯北，今天，不同往日，他知道自己这一关不好过。面对吴明等人的讯问，他张大了眼睛，接受组织的审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程明远，高个，一张慈善的脸，略 有些浮肿。外面正在闹饥荒，他深知家里人也不好过，只能听天由命了。程明远竭力的打起精神，张大眼睛，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始终刻在心里。他回忆道：“1927年冬季，成立了合肥县委（地点合肥），当时所属两个区。一个特支、一个小组，*一区二区和众特支部，北乡小组。一区是合肥**，二区是肥西雷麻一带。县委***是徐梦观担任，我任组织部长。 “张伯平（又名张定武）任宣传部长，属六安中心县委领导。在县委成立时，**中心县委*张志一个代表参加，宣布验收合肥县委组织（代表姓名不详）。一区区委书记是颜文斗，张伯平是区委，二区区委书记是我，区委是徐梦观，周维绍；众特支部支书孙道*（又名孙子谟），住肥东孙吴大郢，现在上海水产公司经理。，委员郑莫琦。（60），标记本页是第60页。 程明远又冷又饿，又没有水喝，嗓子干的直冒烟。 程明远强忍着脾气，不和他们计较。战争年代那么艰苦都过来了，罢了，罢了。不知道巢南的老表徐吉彪怎么样了。程明远对槐林怎么能不熟悉呢？ 其实，程明远的老表已经离世了。1960年的程明远并不知道，老表徐吉彪因为那次被抓，面对酷刑，咬紧牙关，直到被解救，已是奄奄一息。这是后话。 此时的程明远收回了对远方的思绪，继续艰难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委员郑莫琦（住肥东众兴集邮坊稍），党员郑耀伯（郑莫琦的哥哥），现在无为梳妆台水闸看闸门，及其他十几个人（真实姓名不详）了，城区（即一区）包括两个支部，学生支部和干部支部。学生支部书记颜文斗，成员有李映霞、樊渊、赵善情（现在浙江杭州）、何序东（又名何世裘）肥东二十埠边葛小郢人，龚*章（合肥城里人），现在潘桥铁矿厂劳改，耿家书、任麻子等人。干部支部书记张伯平，成员都是十人团成员。因为经常到城里碰头开会，研究组织活动。所以，虽然分工了，仍成立一个支部。二区下面有三个支部，雷支，支书周维绍，成员有周绍章、戴宏标、顾先发；焦婆支部，支书是杨**，成员有童卓樵、潘三、汪大太爷；高刘支部，支书刘五，（又名刘宏兆） ，成员有老三姐、徐梦观，以后有周执斌、束四、束五、张*斯。 “当时，各支部成员少，没有成立小组，后来发展多了，才有小组。北乡成立一个小组，归合肥县委领导，负责人崔小斋，成员有张开泰、郑宏轩（是个木匠），当时，合肥县委下有党员一百多，县委活动的中心任务是宣传马列主义，发展组织，宣传苏联革命胜利，组织农民抗捐、抗税、抗*，在城内组织反帝大同盟。” 这个该死的冬天，老百姓也难逃饥饿。风是疯狂的，带着刀似的破门而入。程明远不禁打了个寒颤。这个该死的天，许多人都将被打成右派。程明远也未能逃脱，他静静的想，渐远渐逝的过去。 程明远在合肥做了六年的木匠，师傅很是欣赏他的才华，分配的活都做的很好。程明远经张建之、张开泰两个人介绍，加入组织，1929年6月加入共产党。 洗澡堂里 ，城墙上谋划建立党组织。合肥当时是个县城，最热闹的地方要数坝上街，中菜市。明教寺的膏药很出名，跟我们徐家是亲戚。徐家和李家也很亲。可能是李鸿章的老师的缘故吧！ 程明远他们除了洗澡堂子、城墙之外，城隍庙戏台子，三孝口、张家花园、季家花园、李家花园。程明远挑着木匠家伙，用五尺挑着。学习木匠在出师后，师傅都要送给徒弟一套家伙，其中就有五尺，方木做的，方方的，像个扁担。可木匠挑家伙是不要扁担的，有自己的扁担一样的尺，可一担挑走自己所有的吃饭家伙。 锯子、刨子、墨斗、 磨刀石（粗石、细石）好用的很。 合肥北乡支部、肥东众特支部、肥西高刘支部、雷麻支部等基层组织相继建立。1927年8月，因被告发是发展共产党党员，程明远离开合肥，回到肥西，在雷麻支部继续开展工作。 他组织群众抗争，逼蒋介石批示退捐。1928年春天，当时的合肥县政府征收烟苗捐，除了正常的税额外，县里又额外加二成三。当时的县长叫吴观光，责令合肥各地团防局强制收取，而团防局将收上来的钱一部分扣下私用，一部分上交。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当时，因为有的地方团防局局长和大队长是共产党员，这个信息被及时反馈给中共合肥县委，他们决定组织农民进行一场抗捐运动。 周味韶是合肥地区早期农*动的领导者之一，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合肥县委宣传部干事，合肥县农民协会**等职。 周味 韶原名周韶奇，1901年出生在合肥西乡（今肥西官亭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目睹当时国弱民贫的现状，身为小学教员的周味韶，盼望着能寻找到一条解救民众疾苦的道路。1927年9月，合肥党组织委派张建之等到合肥西乡雷麻店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在雷麻小学任教的周味韶被任为农民协会委员。他思想进步，工作努力，同年12月，他和徐梦观等同志一起，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随着党组织在合肥西乡的不断的发展壮大，雷麻地区先后建立了支部、区委，周味韶先后担任中共雷麻支部书记，中共合肥二区（雷麻地区）区委书记。 周味韶入党后，积极宣传革命道理，他编了通俗易懂的《十字歌谣》，广泛发动群众参加农会。至1928年春，合肥西乡的雷麻、高刘、焦婆等地陆续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达4400人。1928年5月，合肥县农民协会在雷麻店正式成立，周味韶当选为农民协会**。在他的领导下，合肥西乡的农*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面对国民党派政府的横征暴敛，民众群情激愤的新形势，受合肥特区委派，周味韶亲自到西乡南岗发展群众，开展抗捐斗争。 1928年7月上旬的一天，国民党合肥县政府稽征委员会委员熊仁鉴窜到南岗催捐，周味韶事先作了详细的部署。当熊仁鉴*群众“训话 ”时，他从人群中走出来，面对熊仁鉴，慷慨陈词，历数国民党不顾人民疾苦，滥收苛捐杂税的罪行，一席话说得熊仁鉴膛目结舌，到会群众义愤填膺，高呼“豁出一条命，不交烟苗捐！”“谁要我们死，我们叫他活不成！”熊仁鉴见势不妙，但又自恃带来十几条枪，便壮着胆子，拍案狂吼，妄图以死亡相威胁。这时，周味韶把手一挥，愤怒的群众立刻把熊仁鉴和他的卫兵团团围住，农民刘老五掏出藏在怀中的利斧子，手起斧落，熊仁鉴已被劈成两半。与此同时，农民协会的一些委员也掏出藏在怀中各种利器，当场杀死国民党官兵10 多人，夺取长枪10多支。 这件事发生后，尽管国民党合肥县政府和南京政府的电文一再声称要追回*,缉拿“凶犯”，但在群众团结一致的斗争下，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 时隔不久，中共合肥特区得到情报，蒋介石要来合肥视察。为把抗捐斗争推向新*,特区立即作了部署。8月下旬的一天，当蒋介石的轿车驶进合肥前大街时，合肥东西乡的农民群众，在周味韶的指挥下，由合肥东西城门蜂拥而入。起初，蒋介石还以为是对他的“隆重欢迎”，后来，他的车子被包围，又看到人们一手托着诉状，一手高举小旗子，高呼口号，才意识到不妙，经询问侍从人员刘浪璋，方知是农民为了减免烟苗捐前来。在群众的强大的压力下，蒋介石只得在合肥卫衙大关的广场上，召开大会，当众声明：“如有向民众多征收烟苗捐者，向国府控告。”大家恐其反复无常，空口无凭，随即推举周味韶将诉状递上台去，要蒋介石当场批复。蒋介石在众目睽睽下，只好在诉状上批了“退还二成三”几个字。当天下午，周味韶就带领群众代表来到国民党合肥县政府，勒令县长吴观光立即退还额外征收的烟苗捐二成三。吴观光无奈，只好交出账目，并在退还二成三烟苗捐的公告上盖了官印。 不久，吴观光被合肥人民赶下了县长之位，这场声势浩大的抗捐斗争，震动了南京国民政府，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更加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以上源于网络，感谢原作者） ------------ 第九章 土地革命 星火相传 周心抚，又名周济平、周景明，1905年出生于巢县黄麓镇周家疃村的一个自耕农家庭。8岁时，随父母到芜湖落户，做磨豆腐生意。因家境贫寒，他和几个哥哥到入学年龄时都没有上学读书，在家帮父母劳动。12岁那年，父亲觉得家中没有一人识字，连个记账的人都没有，便决定送他上学，指望他识得若干门面字，日后能将家中生意上的这点账记清楚就行。 周心抚深知这次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异常用心，从不贪玩。每天，微明即起，放学后先做家务劳动，然小学毕业后做功课，晚上还要磨豆腐，直到半夜才睡。18岁那年，周心抚从芜湖南岸毕业，考入同城的萃文中学。由于从幼年起就痛恨 有钱有势的人欺侮穷人，又亲眼看到外国人毒打中国人，因此，当有着强烈的除恶扬善心理的周心抚来到这所教会学校后，见基督教劝人为善，便加入了基督教，成了一名基督教徒。1925年的“五三惨案”，使周心抚的思想产生一次极大的震动，突然间，明白这些来自外国的洋教只不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于是，立即宣布退出基督教。与此同时，周心抚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这次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之中，并成为学校“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的7名委员之一。 为了支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周心抚带领部分同学先后在南京、芜湖、南陵等地进行募捐，共募得300多元转交给上海工人。在南陵募捐时，正赶上南陵“外交后援会”召开会议，便被邀请参加。就这这个会议上，周心抚碰上了小学早他一年毕业的校友胡祖选。胡祖选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宣城师范学校，周心抚奇怪的发现，师范毕业的胡祖选此时并不在读书，而是在一家制袜厂当工人。会议结束后，胡祖选邀请周心抚到厂子里玩，并 尽地主之谊请他吃饭。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周心抚更是对当今社会的种种不平等愤愤不平，感慨不已。 此后不久，周心抚因公开反对基督教，被校方勒令退学。这年秋天，胡祖选找到失学后在家劳动的周心抚，并在周家住了几天。这期间，二人同榻而眠，评论时政，谈得十分投机。当时，周心抚只知中国有个国民党是革命党，便问胡是否可以帮助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胡慨然应之 ，并约了另外一个同志曹国云同当介绍人，让他填写了加入国民党的登记表。十多天后的一天，介绍人曹国云忽然对他说：“最近我从朋友处得知，中国还有个共产党，比国民党还要好，主张彻底废除剥削和压迫，彻底解放工人和农民。共产党还主张不劳动不得食，有钱有势的人不劳动还吃得好穿得好，还要欺压工人农民，共产党是坚决反对的”周心抚听后立即说：“这确实比国民党好得多，你为什么不早提出来，让我参加这个党呢？”曹国云说：“你现在加入也不迟啊！”并让他立即填写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志愿书和登记表，介绍人仍然是胡祖选和曹国云。表填好后，曹国云把他原先填写的那份加入国民党的登记表退还给他，严肃对他说：“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要注意保守党的机密，努力为党工作。”入党后不久，周心抚悄悄离开家庭，毅然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以上内容源于《中国共产党居巢地方史》第一卷） 桂俊亭，比程明远年长11岁，肥西山南镇人，家境贫苦。1933年3月，参加农民协会，任村、乡农协会委员，同年，加入共产党。 孙仲德，比程明远小两岁，三河镇东湾圩（今属于庐江同大镇）人，他家祖辈贫农，父亲孙传斋，以耕织维持家庭。孙仲德，童蒙时读过私塾，13岁入高小，毕业后考入安徽乙种工业学校，读了两年，由于家贫缀学，后来，曾经在旧军队当过文书的哥哥托人介绍，考入直系军阀所军校，离开军校后，曾经到山东任下级军官，不久回到家乡。 1927年秋，经同乡介绍，孙仲德参加国民革命军，任迫击炮连连长，不久，因为生病落伍，回到家乡肥西三河镇，成为三河商业武装队（商装队）队员、分队长。在中**员颜文斗等人的影响下，思想进步，靠近组织，多次利用商装队武装的合法外衣，帮助、掩护地方党组织的革命活动。 1929年秋天，顾先行和程明远、周味韶奉党的指示，在雷麻店大庙坎组织农民协会，顾先行任合肥西乡农协会**，他积极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和扒粮斗争。后被任命为区委书记。顾先行，又名顾道平，1898年生，聚星乡人，出身贫农家庭，读过几年私塾，二十一二岁时，他帮工在雷麻店顾大行（米行）量斗、烧锅，后又学习朝奉（店员）。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2年春，肥西大旱，广大农民饥寒交迫，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决定发动群众，向地主老财要粮。5月1日，顾先行和周味韶一同领导群众去扒周老圩大地主存在高河沿仓房的粮食，半途和反动民团武装相遇被捕。顾先行被捕后，先关在周老圩，后关到雷麻店民团部，最后解到合肥县政府，受到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敌人要他交出组织名单，活动情况，他至死不讲，决定的对他妹妹说：“我一人牺牲就算了，别的什么也不能讲。”合肥县政府无奈，最后将顾先行杀害。 1927年无为、庐江的革命形势也如燎原之势。（未完待续）’ ------------ 第十章 北伐时期巢县革命力量的发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从1926年7月9日开始，北伐军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声中英勇奋战。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就从广州打到了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人，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1926年底，北伐军进抵安徽境内，巢县人民在“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平均地权”等北伐口号的宣传鼓动下，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积极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但在此时，被北伐军击溃的奉系军阀中的一个旅长孙百万，自称司令，纠集数百散兵游勇，流窜到柘皋。孙匪在柘皋驻扎后，又陆续 收编了几股溃军，使其队伍增至3000多人。1927年3月初，孙匪自觉羽翼丰满，开始向巢城进攻，并企图以巢城为据点，阻止北伐军北上。 时任巢县警察局局长的周鼎，倾向革命，拥护北伐。在得知孙匪向巢城进攻的消息后，周鼎一面派人同已进入巢南张家山地区的北伐军先头部队联系，一面积极组织民兵武装，沿途袭扰，阻击孙匪。3月10日，孙匪部逼近巢城，周鼎与进步绅士张梦久不畏强敌，率领警士和民团六、七十人，于北门城外七里墩迎接孙匪。战斗进行一个多小时，因力量悬殊过大，退回巢城。孙匪部随即从北门和东门两处攻入城内，周鼎等二十余人战死，巢城陷入匪兵之手。 1927年3月12日，即孙百万占领巢城的第三天，北伐军江左军李宗仁所部第七军推进至巢县腹地，分左、中、右三路围攻巢城。孙百万紧闭城门，在富春楼、文昌阁等制高点架设机枪，企图负隅顽抗，北伐军左路自汪家嘴等地横渡巢湖至龟山，右路渡过清溪河，从旗山、鼓山方向进逼巢城，中路经司家巷攻城。战斗打响后，群众踊跃捐献门板、木料、协助左翼部队在两小时内搭好数华里长的渡湖浮桥。许多青壮年自动报名，为攻城部队当向导，挑送茶水，抬担架，运输弹药。 3月13日上午10时左右，北伐军攻入城内，匪首孙百万乔装后从小西门混出，逃往柘皋。此战共俘虏军阀溃兵2000余人。缴获的枪支弹药装了13只轮船运往芜湖。 北伐军收复巢城后，稍作休整，又继续北上，沿着柘皋路向合肥方向追歼军阀部队，沿途各乡群众自动聚集起来，手持彩旗，夹道欢迎，送茶水、饭菜、糕点慰劳北伐士兵。 退守柘皋的孙百万已成惊弓之鸟，闻风而逃。逃至柘皋西北小银山口时，与从合肥方向出来的一支军阀部队相回合，于是，兵合一处，就地设防，企图阻止北伐军向合肥进攻。尾追而至的北伐军第七军的两个师，与凭险拒守的顽敌展开激战，在当地群众的主动配合下，北伐军兵分一路，抄近道特袭敌之侧后西山庙，敌军大乱，被一举击溃，至此，巢县境内的军阀驻军大部被歼，残余全部被逐出。 （未完待续） ------------ 第十一章 大革命失败后 党的工作中心转移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正式决定“**”，公开背叛孙中山所确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实行“蒋汪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坚决批判和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全党从组织上过渡到秘密状态，要求对各地保存下来的党员，凡能秘密回原地原籍工作或隐蔽的，回原地原籍。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旋即于8月初由武汉迁回芜湖，着手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巢湖地区各县在武汉、芜湖等地工作或学习的共产党员先后被派遣回原籍，组建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1927年8月，共产党员任惠群、苗树德等人分别回到无为、庐江，成立了中共无为特别支部和庐江特别支部。和县也中共安徽省临委直接领导下，设立过党的通讯处，指定温亚伯为通讯员，不久自行消失。无为特支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党的组织。1928年冬，正式成立中共无为县委。庐江特支成立后，主要在县城周围地区活动。庐江其他地区党组织由邻县党组织帮助建立。 1928年春，中共桐城县直属支部先后组建了庐南地区郑家湾、小邹庄等6个党支部，1929年5月统一成立了中共七架桥区委。在七架桥区委的推动下，不久又建立了罗昌河、沙溪、黄泥河3个区委。庐北地区由共产党员张守仁于1928年秋建立了中共白石山特别支部。此外，中共桐城县孔城区委与（合）肥西三河支部、三河特别区委也在庐江边缘地区建立了十几个党支部。至1930年7月，全县已有6个区委，遂根据中共安庆中心县委的要求，正式成立了中共庐江县委。 巢县、含山县党组织的建立始于1929年，原中共芜湖市委书记周心抚，于1929年春离开芜湖后，来到含山开展党的工作。1929年下半年先后建立了中共张什一支部和巢县支部。1930年10月成立了中共巢含县委。 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的转移，党在农村中有了很大的发展，为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1930年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安徽的影响和贯彻，使全区党的力量遭受了很大损失。受其影响，1930年6月6日，中共桐城县委及所属庐南地区党组织发动了庐南罗家嘴暴动；1930年12月7日，中共无为特别行动委员会发动了无为六洲暴动，均由于组织不善、选择时机不当，暴动很快即告失败，这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劣绅起到了惩戒作用，但却过早地暴露了党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招致了敌人的疯狂镇压，对党组织的发展极为不利。 1927年夏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在武汉安徽党务干部学校学习的无为籍共产党任惠群、刘方定、商恩甫、倪受健、张泰康被迫返乡。8月，任惠群至芜湖接受了中共安徽省临委的指示，回无为联络4名党员成立了中共无为特支，任惠群任书记。特支成立后，通知所有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全部退出国民党，宣传国共破裂，揭露国民党的反革命阴谋，教育党员提高警惕。并以无（为）城 和东乡复凝洲作为特支的主要工作点，发展党的组织。至9月，全县已有党员16人。遂根据省临委指示，在特支的基础上成立中共无为特别区委会，直属省临委领导，机关驻白峁洲，下辖3个支部。 1927年10月，中共无为特区委在无为中学发动学生会开展驱逐反动校长的“择师运动”。1928年3月，特区委吸收了在“择师运动”中表现突出的3名进步学生加入共青团，成立了共青团无为中学支部。 1928夏天，中共无为特区委在无（为）东冒新洲召开党员大会，40多名党员出席，会议传达了中共安徽省临委指示，宣布成立中共无为县临时委员会，并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准备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和手工业者，建立农会组织，进行抗租、抗税、抗债斗争，从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以壮大党的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至8月，全县已有党员88人。 1928年冬天，中共无为县委员会正式成立，仍然属安徽省临委领导，1929年5月，省临委撤销，成立直属中央的中共芜湖中心县委，无为县委即改属芜湖中心县委领导，机关驻无为马城坝，下辖4个支部。 1928年暑期后，由原无为中学团支部改为城区团支部。 1928年下半年，在中共无为县临委领导下成立无为济难会。组织形式上隶属中国济难会安徽省总会。主要任务是通过募捐等，为党筹措活动经费，1929年5月后，党的筹款方式改为向地主强制借款，不再募捐，济难会遂不复存在。 1929年，以进步学生为主体成立中国反帝大同盟无为支部，主要从事反帝宣传活动，并为党发行报刊，成立时间不长即停止活动。 聚星乡位于肥西县，于官厅镇至山南镇中间，四面环山，风景秀丽，周边紫蓬山、圆通山、独座山、周公山、将军岭、大潜山、古山、龙穴、鸡鸣山。肥西县志有诗：周公独坐将军岭眼观龙穴，小姑愁眉大潜山耳听鸡鸣。 为了工作，程明远经常随老表徐吉彪的大木帆船  到马尾河（现在叫兆河）渡口，若是去槐林嘴，在马尾河摆个渡，方便的很。马尾河入沐家集（现在叫沐集）圩区有座寺庙，虽然破旧，仍然有香火。 前面提及徐吉彪帮上海李大姐撑船跑运输，她家织布厂的原料和商品都要通过这条船送达。船上雇佣船员帮手，比如升帆，清理、做饭等，那时候，女人是不许上船的，一日三餐吃饭时是有讲究的，筷子是不能横放于碗上，这是师傅传下的规矩。在巢湖跑船，姥山塔、巢湖庙、马尾河渡都是最好的航标。 程明远对槐林嘴的地形逐渐熟悉起来，槐林嘴有个村庄叫姜家仓村，革命组织十分的隐蔽，杂姓人家多。村子东头有个大塘，取名锣塘，塘的西边是一口土井，不深，直径一米多。塘的北面，一棵老枣树，村子中心也有一棵古老的皂角树，三四个人都合抱不过来。 （未完待续） ------------ 第十二章 深入农村 隐蔽发展革命组织 聚星是铭传乡一个行政村，相邻杨家店、鸽子笼村、启明村、井王村、建设村、在六安和合肥之间。地区山清水秀，农家友好好客，周边群山比比皆是，水源丰盛，农产以水稻、棉花、蚕桑为主。北通官厅镇、南及山南镇、西有椿树镇、东至紫蓬镇。 槐林嘴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居巢南中心位置。银屏山区属于巢南山区，魏家坝（现在叫坝镇）属于巢南山区，散兵不用说，属于巢南。槐林嘴的范围，包括原先的高林桥、班家巷，南边至坝镇和沐集，过去叫沐家集。 前面说道槐林嘴掌柜魏取舟，在老街开了一家茶馆，和一个洗澡堂子，家里还有一条黄勺子（运煤的小船，能运输五吨煤炭。）开洗澡堂子是要烧煤炭的，茶馆，油炸米饺少不了要烧柴禾的。魏掌柜的收入还是可观的，汤里来，水里去，魏掌柜花钱如流水。槐林嘴没有他摆不平的事情。他有个哥哥在国民党谋差，也经常到茶馆免吃免喝，洗个免费的舒服澡。热的手巾马子，好茶沏着，香香的花生米吃着，到外面就说二爷识体面，说他好。他们家的生意稳稳的做。 姜家仓村没有一户姓姜的，有户地主，姓夏，村东边是上店门口，姓翟的为大姓；南边是十八担租，此村有个姓王的大地主，此村的名字跟租子有关；大黄村也在姜家仓村的南边；西边是小黄村，北边有道桥，叫三板桥，穿过一段坟地，就能看到槐林嘴的街大门了。三板桥往南有姓朱家的庄户屋，村南至十八担租村都是夏家屋子。 这时候，徐吉彪还住在井字蒋村的窝棚里。他也经常做老表程明远的向导。他俩身材差不多，都高个，一米八左右，有杀生气，话不多，做事情谨慎，考虑得十分周全。前面提及徐吉彪的家人，张家三姐也与张开泰、张伯平的关系是一个奶奶，亲得很。她在槐林嘴六渡庵住过一段日子。后来，考虑到对祖宗的大不敬，大家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此，我也不多言。 言归正传，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的中心转移到农村，开展隐蔽发展组织。 李 慰农，中国工人运动先驱者，1922年6月在法国参与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5年7月29日，因为领导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遭反动军阀杀害。 李克农，中共情报战线杰出领导人，1926年在芜湖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原道，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者，1925年在芜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4月10日，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杨士彬，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心抚，巢县中共组织创建人和领导者，1925年在芜湖加入中国共产党。 倪合台，1927年参加革命，1931年任中共巢县县委书记时，被叛徒出卖，遭杀害。 刚刚兴起的巢县工农运动，就这样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转入低潮。运动高潮的骨干分子，有的开始向右转，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在巢县实施“清党”的得力干将，而更多的青年积极分子，则重新陷入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苦苦思索之中。这些青年积极分子的存在，为后来巢县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 另外，巢县还有“和平将军”张治中，“布衣将军”冯玉祥。 1929年1月，桐城县孔城镇刘子丹，刘去非父子（均系中**员）在柯家 坦、钱家店一带，以教书和求学为名，利用师生、同学关系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建立了10个党支部。3月，中共安徽省临委皖中特派员王步文（化名朱华），在庐江七架桥地区主编《火花》月刊，创办党报《赤魂》，发展党员，团员，开办训练班，培养党团骨干，并组织农协会，发动群众与恶霸地主唐少虎作斗争。5月24日，中共中央取消安徽省委建制，成立芜湖、安庆、六安、阜阳中心县委，属中央直接领导，安庆中心县委负责联系桐城、潜山、太湖、庐江、宿松等地党组织。5月，中共七架桥区委成立，书记郑中强，下辖7个支部，党员48名，属桐城临委领导。6月1日，中共安庆中心县委成立，书记赵凫，负责指导怀宁、桐城、庐江、太湖、贵池等县党的工作。6月，在县农会工作的几名共产党员将桐城县唐家湾（今枞阳）大恶霸地主唐少虎诱到庐城，令其头戴黑纸帽子，身穿白纸大褂游街，此后，唐少虎不敢来庐江收租，并把在庐江1200亩租田廉价出卖。 6月，庐南共青团组织创办《炉火》月刊并购买进步书籍，教育青年学生，创办《血花》半月刊，编写歌谣和革命斗争故事，教育青年农民。秋，庐南各支部组织中小学教员、开明绅士和一些同情革命人士参加济难会员（后改为互济会）积极募捐救济款，救济死难烈士同胞家属。10月，中共白石山区委成立，书记张守仁，下辖5个党支部，区委机关设在白石山山脚下油坊，先后隶属合肥特区、合肥县委领导。 10月，中共罗昌河、沙溪两区委成立，罗昌河区委书记许翼松，下辖7个支部，党员43人。沙溪区委书记马哲聪，下辖5个支部，党员20人，区委均属桐城县委领导。11月，庐江特区在苗树德“宁可腐化，不可赤化”的思想指导下，活动于上层，奔走于衙门，只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致使党组织涣散，受到安庆中心县委的批评。12月，七架桥区农会在庙岗嘴成立，主任委员郑中强（兼），下辖7个分会，会员1000余名。同时，吕汉祥在黄泥河、天井圩、高山牛王庙一带也建立了农会组织。12月，七架桥区委汪桂芬至桐城县（现枞阳）钱家桥、洪湾、官青一带发展党员，建立2个党小组，隶属七架桥区委万龙党支部领导。 1928年6月，巢县召开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党的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上来，由于党的工作正确的转变，“六大”以后的两年间，全国范围出现了从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巢县党的组织即在此时诞生。 （未完待续） ------------ 第十三章 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 “打倒土豪劣绅”是大革命时期的基本口号之一，如同任何敌人都不会心甘情愿得退出历史舞台一样，巢县的土豪劣绅在革命到来时也必然要进行拼死的反扑。以原县长刘用琛、劣绅马伯吾、马仲吾、周杰如、钟仪堂、贾汉庭等人为首的反动势力，收买了沈大雷等地痞流氓，秘密组织了500余人的“棒棰队”，蓄意武力摧毁以万诚为首的县党部。 1927年3月下旬，当北伐军离巢县北上，巢县的革命组织暂时失去武装保护时，刘用琛等人认为时机成熟，指使沈大雷的“棒棰队”冲进县党部，烧毁文件，捣毁办公用具，殴打党务干部，庶务孙立章等人因为出面阻拦被打成重伤，其余人员见势不妙，从后面跳窗逃脱。事件发生时，万诚等人正在西门大同旅馆的秘密工作点开会，故未遭毒手。 从县党部逃出的同志跑到大同旅馆向万诚报告事变的情况，但此时万诚并没有看清刘用琛的真实面貌，不仅没有采取发动群众针锋相对的积极措施，反而派张绍午、周鸣畏、赵华三三个人为代表，到县政府请求刘用琛派人保护，狡猾的刘用琛早就料到万诚会出此对策，预先在县署大门内外埋伏了一批“棒棰队”的打手，待县党部的三位代表到来时，设伏的打手呐喊一声，蜂拥而上，三代表情急之下反身奔往大同旅馆，沈大雷亲率数十名打手随后追赶到大同旅馆门前，后来在群众的保护下，万诚等县党部人员才得以脱险。事变后，万诚一面召集逃散的党务人员，将斗争转入地下，一面派人到芜湖，向安庆的省党部电告事变经过，请求上级支援。 4月初，北伐军江左军总指挥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所部调驻江南，第七军江北各部经合肥、巢县向芜湖进发。回师江南的第七军第一师途径巢县时，万诚找到该师师部，向师长夏威报告了地方顽劣打砸县党部的事变经过，夏威师长对此十分震怒，当即派该师政治部王同志（共产党员）带部分武装支援地方革命力量。打击反动派，以扩大政治影响。次日，王同志以该师政治部的名义派人“请”来刘用琛，并逮捕了劣绅马仲吾、贾汉庭（其他劣绅闻讯潜逃），随后，在福音堂召开“党政军扩大会议”。会议由万诚主持，会场周围布置了警戒，以防暴徒破坏，县党部及各群众团体的干部300余人参加了会议。巢城群众闻讯后，怀着斗倒反动官吏和劣绅的强烈愿望，不顾军警的阻拦挤进会场，进不了会场的都聚集在窗户外面和附近的大街小巷中。会议开始，首先由一师政治部王同志向到会干部群众报告步伐的重大意义和今后革命的发展方向，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支援革命。接着，到会干部纷纷揭露刘用琛等人收买地痞流氓、打砸县党部、殴打党务干部的反革命行径。刘用琛眼见有北伐军为县党部撑腰，心慌气短，百般抵赖。’窗外群众见状，打呼：“有证据！”七嘴八舌的道出“棒棰队”用以行凶的短棍数百根所藏匿的地点。会议根据群众检举，立即派人搜出短棍，分两担挑到会场，认证物证俱全，刘用琛只得低头认罪，此时，会场内外，群情激愤，“严惩贪官”、“打倒土豪”的怒吼声经久不息。为平息民愤，伸张革命正气，一师政治部王同志当场决断，就用“棒棰队”行凶的短棍，将刘用琛和捕获的劣绅马仲吾、贾汉庭当众痛打一顿，并交由北伐军关押受审。会议决定，改组县政府，与会群众一致公推万诚为巢县临时县长，进步绅士 张梦久为临时副县长，至此，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巢县政权，寿终正寝。 福音堂“党政军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巢县革命力量对反动势力的一次公审，它宣告了旧政权的终结，震慑了城乡各种黑恶势力，极大振奋了全县人民的革命信心和斗争热情。各地土豪劣绅一时间销声匿迹，不敢招摇，城内的天主教、基督教神父，卧牛山的普仁医院的美国流氓包德兴，鸿文小学的洋奴校长耿赢登等人亦相继潜逃。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听到斗倒了贪官刘用琛的消息后，更是扬眉吐气，纷纷加入“农民协会筹备会”。巢县的工农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正当巢县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之时，全国的革命形式却在骤然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27年4月12日，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反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紧接着，四川、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西、广东等省也都先后发生了国民党右派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此从高潮走向失败。4月下旬，已经被右派操纵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电令巢县县党部，“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处理”基础本来就不巩固的县党部，迅速分解瓦解，万诚孤掌难鸣，去安庆向省党部汇报，返回途中在芜湖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抛尸长江。 刚刚兴起的巢县工农运动，就这样随着大革命失败而转入低潮。运动高潮时期的骨干分子，有的开始向右转，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在巢县实施“清党”的得力干将，而更多的青年积极分子，则重新陷入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苦苦思索之中，这些青年积极分子的存在，为后来巢县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 （选自《中国共产党居巢地方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1926年 冬中共北乡支部在造甲店成立，崔筱斋任支部书记，成员有胡济、曹广化，直属时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 1927年 9月党的八七会议后，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共产党员童汉章（肥东人），奉党的指示回到合肥开展建党工作。在合肥城内建立了中共合肥党小组，童汉章任组长。 1927年 年底中共合肥特区委建立，童汉章任特区委书记，随着国民党加紧对城市的反动统治，党组织活动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合肥党组织分别派张建云、谷隅三、崔筱斋、张伯平（肥东人）等党员到合肥西乡、南乡、北乡和东乡（今肥东地区）开展活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1928年 春共青团南京市委机关被国民党破坏，团市委委员李模中回到家乡界牌集、广兴集一带活动，准备建立团的组织。 1928年 秋共青团滁县界牌集支部建立，书记李模中，组织委员裴海萍（肥东人），宣传委员张盛照，青年委员孙萍初，支部直属团江苏省委领导。裴海萍分工在广兴集、裴家村、肖家圩、小李庄一带活动，发展团员。同年冬，广兴集团支部建立，书记裴海萍。 1928年 秋共产党员张伯平在家乡众兴一带开展活动，在众兴集附近的一些村庄秘密组织了农民协会。 1929年 春广兴集团支部改为中心支部，裴海萍任中心支部书记，委员张德源、肖礼重，下设3个分支部：裴家村分支部，书记裴学传，委员裴学志、陈少海，有团员20余人；肖家圩分支部，书记肖礼重，委员王贤才、肖礼俭，有团员30余人；广兴集分支部，书记张德源，委员徐家海、许高志，有团员30余人。 1929年 秋共产党员周味韶受合肥党组织的指派，从肥西雷麻店来到众兴一带开展活动，同年12月，发展并介绍孙子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 冬中央至鄂豫皖交通中心站设立于店埠镇北头一家杂货店，先后任站长的有吴伯孚、陈士英、程明远，副站长陈良季，隶属中央交通局领导，中心站下设正阳关、舒城、潜山、六安4个分站，该站后因叛徒告密，负责人被捕或牺牲，遂停止工作。 1929年秋冬时候，成立皖西北中心县委。1960年6月11日，《访问程明远口述材料》中，第63页中这样记载：六、皖西北中心县委建立前后经过情况，记录是吴明等人。 1929年秋冬时候，成立皖西北中心县委（在合肥城内季家花园成立的）书记张伯平（又名小光头），组织部长徐梦观，宣传部长李希圣，（又名***）当时中央经常有指示给我们，我们的斗争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暴动、抗捐、抗税、扒粮，保证鄂、豫皖交通通顺，保证对苏区的物资供应等。 皖西北中心县委成立后，合肥县委*迁到肥西，其原因是：当时肥西有二、三、四三个区，当时我（程明远）任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周绍章，宣传部长徐梦观（*任）周维绍任县支委委员，崔小斋任县委委员俞北区区书，颜文斗任县委委员，*南区区书，当时革命的口号是：领导群众斗争，抗捐、抗税、抗*，破除迷信，宣传苏*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党的一个支部，我（程明远）于30年秋离开合肥的，任皖西北中心县委巡视员，兼中***中心站站长，我走后，县委书记由颜文斗担任，在我离开前，肥西三个区有五百多个党员，游击队有一千多人，六、七百条枪。 （未完待续） ------------ 第十四章 皖西北武装开辟新的天地 上一章说道皖西北中心县委成立，肥西三个区有五百党员，游击队有一千多人，六、七百条枪。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在八七会议提出的著名论断，意指政权是需要依靠武力手段获取与稳固。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对中国共产党前一段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与会的不少人将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的表现被指为“右倾”。 对此，毛**提出不同主张，就国民党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是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段话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领导和掌握武装力量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八七会议由于进行仓促，次日就结束。瞿秋白欣赏毛*，建议毛**去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但毛**谢绝道“我不愿意去住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愿意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 同年8月18日，毛**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对此论点再次诠释，认为暴动必须需要加强军事运动。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紧迫性。1927年9月初，中共安徽省临委在《关于当前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中指示各地党组织和农协应该采用各种方法夺取枪械，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自己，“发展农村中之阶级斗争而引起农民走上斗争的道路，直至暴动夺取政权”。合肥地区党组织恢复后，在推动农民运动的同时，组织地方武装力量，举行农民武装暴动，建立游击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成立及其领导的斗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加强了对地方党委和根据地工作的指导。1931年1月，中央决定撤销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江南省委，改为江苏省委，另行成立安徽省委。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成立后，对各地党组织管辖区域进行了调整，将全省划分为4个中心区域，红色区域以六安、霍山为中心(后划归鄂豫皖边区)，白区以合肥、安庆、屯溪为中心。 同年3月23日，为统筹鄂豫皖苏区外围游击区域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委托途径合肥去鄂豫皖苏区的沈泽民和皖西临时分特委委员舒传贤，在合肥西乡主持召开合肥县委、区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央将合肥县委扩建为合肥中心县委的决定。中央指示由沈泽民、舒传贤全权负责合肥中心县委组建事宜。沈泽民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出合肥中心县委的政治任务。合肥县委书记薛成作了合肥经济、政治和工作情况的报告，并检查过去工作中的错误；青年团合肥县委书记王平报告了近一年来团的工作情况。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成立合肥中心县委及接受四中全会决议案》等文件。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以合肥为中心，成立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又称“皖西中心县委”)，除中央指定的吴伯孚、吴岱新(负责宣传)、薛成(负责组织)、余光4名委员外，增选李德斋为委员，书记吴伯孚。另任命李星三(张志一)为县委军委书记，史浪云为县委秘书，王平为团中心县委书记，杜静明为合肥西乡赤卫队大队长。合肥中心县委在苏区中央分局和皖西临时分特委的领导下，负责指导合肥、舒城(非苏区)、旧桐、太湖、定远、庐江、巢县、潜山(非苏区)等县工作，共有党员840多名，县委机关设在合肥。中心任务是指导所属各县的群众革命斗争，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发动游击战争，帮助扩大鄂豫皖苏维埃苏区及外围游击区域。 为了实现这一中心任务，联席会议要求中心县委必须立即执行以下各项工作：制定近期工作计划，提出开展群众斗争的中心口号；出版《合肥红旗》，作为公开领导群众斗争的政治刊物；对合肥四乡农民协会加以整领，以此为基础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农民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开展抗租、抗税、抗债斗争；立即在政治上组织上准备动员革命群众、农民和党团员打入国民党的军队、地主团丁中，秘密发展革命士兵；立即发动反对国民党就地筹饷、反对高利贷、反对地主富农的经济政治斗争；组织工会、贫民协会和革命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开展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反对党化教育等斗争；扩大拥护红军和苏区的宣传工作；立即发动反对国民会议的斗争；立即筹备五一纪念节的工作；立即发动春荒斗争等。 会后，中心县委立即派负责同志到合肥县各区巡视工作，传达会议精神，并发动群众，进行持续的艰苦的经济、政治和武装斗争，在险恶的环境中开展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党的战斗力在大革命失败后得到逐渐加强，基层党组织得以扩大和巩固。到这年8月，合肥县的党员发展到205名，建立4个区委、5个特支和23个支部；农协会员增加到5500多人，赤卫队扩大到1000多人、六七百支枪。 为了配合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合肥地区各级党组织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各种活动。一是从实际出发，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扩大工农群众组织。建立了青年团合肥中心县委、少年先锋队、童子团以及团的基层组织，组建了合肥农民协会、互济工作委员会等。二是进行政治宣传。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发展“读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进步报刊，宣传革命、启迪群众，抨击黑暗，揭露敌人。利用重大纪念日和重大事件的发生，发表宣言和告民众书，把党的主张和斗争纲领融入其中。1931年四五月间，中心县委领导指示合肥一区委(城区)，组织大书院、正谊中学的学生，为反对国民党“围剿”苏区举行罢课斗争，张贴、散发宣传品达一百多挑。三是开展兵运工作，分化瓦解敌军。合肥中心县委遵照中央指示，始终把做国民党军的士兵工作作为“工农群众工作的一部分”，“使武装的士兵投身到工农群众”，“将发动兵变与领导农民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中心县委先后派出20多名党员到国民党军队内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1931年4月，国民党陈调元部驻合肥与六安交界金桥镇的部队，经共产党员、游击队小队长杨继明做工作，三营三连一排排长率领7名士兵带枪起义，到大潜山参加红军游击队。其他敌军在被调往大别山“围剿”红军时，不少官兵表现消极，临阵哗变，时有发生。 1931年5月9日，在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皖西北苏维埃政府成立之际，合肥中心县委一方面发表宣言，广为散发，一方面通知所辖各县派代表赴金家寨参加皖西北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在合肥西乡的第二、第三区分别召开千人大会，热烈庆贺。会上，许多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中心县委遂扩大游击队，抽调500余名游击队员，携带300多支枪，前往大大别山根据地编入主力红军。 组建皖西北中心县委 1931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成立后，为了加强皖西北游击区的领导，于3月下旬成立了合肥(皖西)、寿县(皖北)两个中心县委，分别指导周围几个县的工作。鄂豫皖苏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后，军民士气高涨，苏区力量进一步壮大。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为了统一白区党的领导，配合苏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新进攻，193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合肥、寿县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书记吴伯孚，组织部长李德广，宣传部长吴岱新，职工部长秦全(程明远)，军委书记李星三，县委秘书史浪云，委员王平、余光、曹广化；县委机关设在合肥。此前，由于安徽省委已于4月遭到破坏停止活动，全省工作失去领导中心，新成立的皖西北中心县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负责指导合肥、寿县、凤台、颍上、舒城、阜阳、庐江七个县党的工作，并配合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同年秋，吴伯孚因受苏区肃反牵连，骗取经费后潜逃，后叛变投敌。为了统一所辖各县党组织的工作步调，中心县委在中央巡视员陈文的指导下，于11月上旬召开了扩大会议，回顾了过去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会议将中心县委改组为皖西北临时中心县委，撤销吴伯孚书记职务，选举秦全为临时中心县委书记。同年12月，中央决定恢复皖西北中心县委名称。 到1932年春，皖西北中心县委下辖颍上、凤台、寿县、阜阳、太和、桐城6个县委，舒城、庐江特支，以及合肥地区(不含巢县、庐江)4个区委、4个特支、1个直属支部，共有党员1400多人，其中合肥地区共有党员200余人。合肥一区区委和直属支部主要在城区活动，二区、四区区委负责合肥西南乡，主要在以雷麻店、众兴集为中心的官亭镇、烧脉岗、农兴集、山南、聚星、小庙、焦婆等一带活动，三区区委负责合肥西北乡，主要活动在高刘集为中心的将军岭、长岗店、王拐岗等地区，中派特支、东乡特支、北乡特支、吴山庙特支主要在合肥南乡、东北乡地区一带活动。 皖西北中心县委恢复后，以隐蔽的方式活动于所辖合肥、寿县、颖上、凤台、阜阳、太和、桐城、舒城和庐江等地。在农村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参加赤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在城市发动工人群众开展反帝斗争；加强对兵运工作的领导，反对国民党进攻苏区，领导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进行一系列英勇顽强的斗争，作出了很大牺牲，有效牵制和削弱了敌人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兵力，为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第一卷（1926-1949） 刘敏，安徽合肥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1 月领导合肥南官亭农民暴动，后赴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区委委员。同年6月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到安徽和东北巡视党的工作。1934 年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皖西北中心县委书记。1935 年任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1937 年夏赴延安学习，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1937年10月，主持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工作。1947年病逝于陕西临县。 刘敏，1904 年生在合肥西乡（今肥西县铭传乡）刘老圩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刘文敏，字问之，号颖卿。3 岁丧父，因家业凋敝，邻里难助，被迫迁居六安南官亭小华冲，寄食于外祖父储家。幼年就读私塾。1920 年秋，到安庆求学。 1921年，安庆“六二”惨案发生时，17 岁的刘敏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并带头冲击封建军阀倪嗣冲、马联甲一伙所把持的省教育会。后因军阀追查，且学费难以为继，只得中途辍学。 1924年秋，刘敏与舒城宋家圩的宋继蕴结婚。次年，设教于舒城鹭鸶庙杨南田家。这一时期，他广泛接触了一些旅外进步学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皖西北地区的部分中**员由城市转入农村活动。刘敏在与共产党员的频繁交往中，进一步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决心走出书屋，投身到革命激流中。 1928年暑假，刘敏听说六安师资讲习所有党组织秘密活动，便毅然弃教，离别亲人，到六安师资讲习所学习。同年秋，经同学孙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半年后学习结业，刘敏返回农村，开始了革命实践。他先在六安南官亭创办民众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以夜校学生为主体，创建了农协组织。不久，吸收农协会员中5名积极分子入党，成立1 个党小组。 1930年1 月30 日，刘敏领导了南官亭农民暴动，打击土豪劣绅，收缴地主武装，组织农民赤卫队；还发动群众扒地主粮食，支援红军。3月，他受中共六安中心县委指派，来到舒城鹭鸶庙下油坊，以设馆教学为掩护，积极发展党员，建立了春家桥党支部，在龙舒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火种。同年夏，经党组织联系，他离开家乡到达上海。先在新华袜厂当工人，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受党的派遣，到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负责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1931年前后，被任命为中央巡视员，先后到安徽和东北巡视党的工作。 1932年9 月初，共青团中央巡视员陈仁在芜湖被捕叛变投敌后，在合肥带领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团合肥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张宅中。张宅中被捕后向敌人供出了党在合肥的全部情况。于是，国民党出动了大批军警，4 天之内，合肥党、团中心县委的负责同志大都被捕，机关亦遭破坏，仅有几位同志转入农村。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派刘敏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到合肥恢复党组织，坚持地下斗争。 12 月，刘敏由上海回到合肥后，冒着生命危险立即赶往西乡，找到了中共合肥临时中心县委书记陈良季，要陈以探监为名，去合肥监狱与原合肥中心县委书记程明远取得联系，了解合肥党组织的基本情况。接着，又亲自到中派河，与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颜文斗取得联系，要他和马子中一起负责南乡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转而又从南乡来到西乡大潜山区，会见了在那里坚持工作的凌生、陈星三、周老三姐等人，并成立中共大潜山临时区委，负责西乡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他根据各地党的组织状况和党员的思想状况，举办了一期短期训练班，勉励同志们在困难的时候要挺直腰杆，坚持斗争，争取胜利。 1933年3 月15 日，中共合肥临时中心县委书记陈良季在西乡焦婆店一带发动扒粮斗争时，遭敌围攻，为掩护群众突围，不幸壮烈牺牲。刘敏闻讯后，悲痛至极。鉴于合肥党组织力量薄弱，3 月27 日，他报告中共上海中央局，要求正式恢复中共合肥中心县委组织。4月底，中共合肥临时中心县委在中派附近的马郢子召开党的代表会议，正式恢复成立了中共合肥中心县委，通过了关于组织工作的决定。同年7月5日，在刘敏的指导下，合肥中心县委在西乡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心县委负责人和各部负责人，由张士发任书记。 1934年1 月，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批准，改组了合肥中心县委，刘敏任书记。刘敏接任后，立即作出了《合肥中心县委检查过去工作及今后中心任务的决定》，要求立即恢复并开辟中心城市工作，马上组织工作委员会、突击队，提拔吃苦耐劳的同志去开辟合肥城内和三河的工作，尤其是在木匠、篾匠、码头工人和米船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 刘敏虽受命于危难之际，但意志更加顽强，信心更加坚定，工作更加积极，经常从深夜熬到黎明。由于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他染上了严重的肺病，常常大口大口地吐血。开会时，一咳血，就偷偷地吐在手帕里，不让别人知道。同志们见他日渐消瘦，都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说：“不累!”或者说：“等天下穷人都翻了身，我就休息了。”他的爱人宋继蕴原是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委员，因叛徒出卖，在六安壮烈牺牲。刘敏内心虽然无限悲痛，但他能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不仅自己振奋精神，坚持战斗，还安慰和鼓励周围失去亲人的同志化悲痛为力量，向敌人讨还血债。在刘敏的努力下，中共合肥南乡区委、北乡区委、城内特支和西乡特支相继恢复和建立，共有党员200 余人，革命的火焰又在合肥大地燃烧起来。 1934年9 月，因革命形势逆转，中共寿县中心县委和皖北游击大队在张如屏、曹广海等率领下向合肥方向转移，通过地下交通员和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接上了头。此时，合肥游击队刚受到国民党刘镇华部及国民党三河区区长王庚年武装的疯狂“围剿”，损失惨重。为了共同作战，经双方研究决定，将寿县(皖北)、合肥(皖西) 两中心县委合并，成立皖西北中心县委，刘敏任书记。同时，将寿县和合肥的两支游击队合并，成立皖西北游击大队。 1935年春，根据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指示，以合肥为中心，将皖西北中心县委改为皖西北特委，刘敏任书记。 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白区党的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地处鄂豫皖苏区外围的皖西北地区也是如此。根据这一情况，刘敏认为，皖西北特委成立后，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聚集被敌人打散的武装力量，恢复和重建遭受破坏的地方党组织。为此，他派人在舒城秦家桥、余城一带建立交通站，负责合肥、舒城、寿县、六安、庐江、无为等地的联络工作，开展革命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工作，在各地原有党组织基础上，先后恢复建立了中共合肥县委、舒城区委、舒城南特支、六安张家店特支、无为工委、繁昌特支。当时中共皖西北特委领导下的党组织分布在10 个县，有党员200 余人。 同年6 月，皖西北游击大队改编为皖西北独立游击师。刘敏非常关心这支武装力量的建设。在皖西北特委的领导下，游击师经常化整为零，武装掩护群众扒粮；有时又集零为整，严惩地方反动势力。同时，协同苏区红二十八军开展斗争，打得皖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坐卧不安。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曾怒斥国民党安徽省**刘镇华“剿共不力”。皖西北独立游击师一时威震四方。 正当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之际，皖西北游击区遭到敌人重兵的疯狂“清剿”，皖西北独立游击师终因敌众我寡，连遭挫折；皖西北特委领导下的基层党组织也连遭破坏。 就在这时，皖西北特委常委李德保叛变革命，来不及隐蔽的特委成员宋德渊、王天云、张顶文相继被捕。7 月，曹云露、张如屏在西乡的一次战斗中受伤；10 月，到大别山整训的一连排长任继周在白色恐怖下，经不起困难的考验，策动叛变，打死了皖西北独立游击师副师长，带领10 多个新兵公开投敌。与此同时，留在合肥地区的独立游击师一部，在南乡的邱陂寺遭到地方反动武装的重重包围，经黄渡一战，损失惨重。 面对严峻的形势，刘敏及时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分析战斗失利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决定以在黄渡之战中剩下的20 余人和失散回队的部分队员重新组成一个连队，仍称皖西北独立游击师，由张如屏、曹云露率领，进入大别山和已去苏区的孙仲德部会合，进行整训。整训后，游击师又转移到舒城春秋山一带活动。可是，在舒城山区坚持地下斗争的胡志满和交通员王麻子（真名不详）相继被敌人逮捕杀害，致使皖西北特委及其领导下的独立游击师又陷入极其严重的困境。 12 月，鉴于局势紧张，事态严重，刘敏在庐北宋家小圩主持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以坚持武装斗争和职业掩护并举的办法，转入分散秘密活动，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原有组织，开辟新的地区。会议还决定，将特委机关秘密设在巢县普仁教会医院。会议结束时，刘敏带领全体与会同志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为了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于党，忠于革命，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不叛党，不出卖同志。”会后，按照特委的决定，刘敏和杨银声去巢县，在中庙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坚持斗争。其他同志分散到庐江、无为等地活动。 1936年夏，刘敏的病情加剧，常咯血不止，但为了取得与上级的联系，他抱病与张如屏秘密赶往上海。到上海后，方知上海临时中央局已被敌人破坏，未接上关系；但却获悉，中央红军长征已经胜利到达陕北。喜讯传来，刘敏立即派人前往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根据党中央指示，皖西北特委和游击师主要领导成员分批去延安学习，以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 刘敏在赴延安途中，经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时，被中央派往河南开封，与朱理治等重建中共河南省委，他任省委委员。后又以河南省委特派员身份，前往徐州开展统战工作。 1937年8 月中旬，刘敏化名余子彬，与徐州党组织负责组织工作的张老中一起，来到了徐州民众教育馆办的农民生活学校，与在徐州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的郭影秋取得了联系，并代表组织宣布了中共铜山县工委的负责人名单，郭影秋任工委书记，负责徐州市和铜山县党的工作。9月，发展了10 多名党员。刘敏在郭影秋的住处，亲自给他们上党课。当时他正患三期肺病，每上一次课都要吐血，但仍抱病坚持工作。10 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成立，刘敏参加了特委，并在特委成员分散的情况下，主持特委工作。 1937年10 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发布了《约法七章》，其中有打击日寇，铲除汉奸，成立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允许民众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条文。刘敏和特委觉得李宗仁的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虽然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称不同，但是，可以参与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经过刘敏和苏鲁豫皖特委的精心安排，郭影秋担任了动委会组织部的总干事，共产党员唐秉光、邹育才、徐致雨分别担任了总干事下面的青年干事和职工干事。以后，总动委会选举12名常委，郭影秋又被选为常委，与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上层人士接触更为广泛。这样，扩大了党的影响，也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4 月，刘敏病情加剧，党组织将他送往延安休息治病，但因积劳成疾，久治不愈。1947 年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时，他在转移途中，病故于陕西省临县三交镇。（中共肥西县委党史研究室 孟令荣） 中共庐江县委成立及发展 1930年4月29日，中共安庆中心县委在桐城会宫（今属枞阳县）召开桐城、庐江、安庆、潜山、太湖、宿松、望江、贵池等8县联席会议，研究6月武装暴动问题，并对庐江县工作作了指示，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加紧工作，以便成立县委。为贯彻会宫会议精神，统一庐江县党的领导，1930年7月，由七架桥区委牵头召集全县6个区委党的代表会议，中共桐城县委派员参会。参加会议的各区代表有：七架桥区委郑曰仁、郑中强；罗昌河区委朱益民、许冀松；黄泥河区委王家盈；沙溪区委王永清；城关区委张且力；白石山区委张守仁。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庐江县委，郑中强任书记，张亮侯、马哲聪、陶肇唐、朱益民、王家盈、张且力、王定帮、张守仁、郑曰仁为委员。县委下辖6个区委，45个党支部，党员180余人，县委机关设在黄泥河小学。先后属安庆中心县委、芜湖中心县委、皖北特委、皖西北中心县委领导。 庐江县委建立后，党组织迅速发展，北起三河、巢湖，南到罗昌河、七架桥、店桥一带地区，西起东汤池、柯家坦地区，东到白湖、黄姑、关河地区，都建立党组织。党组织蓬勃发展，也带动了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县、区先后建立互济会、区农协会，并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30年，由于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全国形势发生变化。12月，庐南地区党团及农会组织受到破坏，大批中**员纷纷离开庐南。1931年初，县委书记郑中强离开庐南后，有的地方群众思想混乱，情绪低落，急需党的领导。为此，县委及时改选张亮侯任县委书记，坚持斗争。当时，县委中心任务是积极搜缴反动武装，扩大革命武装和游击根据地，打击当地土劣势力。正当庐南地区革命斗争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1931年4月6日，安庆共青团负责人高翔和省委巡视员张照明等先后叛变，致使省委机关、团特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随后，庐江党组织内部又有少数意志薄弱者叛变革命，供给线索，国民党反动派大肆破坏党的地下组织。郑曰仁等离开庐南至彭泽。“庐江关系业已找着，他们自芜湖省委破坏以后，彼此断了关系，他们也十分着急，工作方面颇有进展，已派巡视员前去看看他们的工作。”（《皖西北中心县委来件》，1931年8月2日。）党的领导骨干大多撤离。同年底，张亮侯只得转赴上海。当时，庐江县党组织的重心转移到沙溪区，主要有杨继武、马哲聪负责。由于环境恶劣，不久，杨继武、胡亚良、马哲聪等也离开家乡，党的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县委当时决定，郑秉权到大别山参加国民党所办的干训团学习，回来任伪乡长以便掩护党组织成员，伺机开展党的工作。此时，庐北地区党组织仍蓬勃发展。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为了统一游击区的领导，1931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将合肥（皖西）、寿县（皖北）2个中心县委合并为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又称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吴伯孚，组织部部长李德广、宣传部部长吴岱新、职工部部长秦全（即程明远）、军事书记李星三（又名张志一），委员汪平、余光、曹广化。中心县委改由党中央直接领导，负责指导合肥、寿县、凤台、颖上、阜阳、庐江、舒城7个县工作。 1931年初，安庆中心县委由于叛徒出卖，党组织遭到破坏。同年4月，在芜湖的中共安徽省机关亦遭严重破坏，部分党员被捕，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自首投敌，致使周围县党组织破坏惨重。为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1932年7月，中央巡视员陈文于合肥召开党的负责同志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秦全，组织部部长余光，宣传部部长李子芬（又名孙济夫），军委书记李星三。中心县委直属党中央领导，指导合肥、舒城、庐江、巢县等县工作。同时，按照上级党组织指示，合肥中心县委在桐庐边境大艾庄（今枞阳县）召开桐城、庐江2县委联席会议，由陈雪吾主持。会议重点是报告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定扩大政治斗争，号召党员提高警惕，严防叛徒的破坏。为便于工作开展，决定将桐城、庐江2县合并，成立中共桐庐县委，陈雪吾任县委书记，马哲聪任县委副书记；周济和、周帮彦、吴文祥、张亮侯、郑曰仁、吴福义为委员。县委秘书郑曰仁，组织部部长陈雪吾（兼），宣传部部长周帮彦，农民部部长吴文祥，青年部部长周济和，交通站负责人王玉成。同时，成立桐庐军事委员会，书记陈雪吾（兼），委员马哲聪、周济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桐庐县委成立，书记马兰甫，组织委员吴杰，宣传委员胡金培。桐庐县委成立后，立即开展三项工作，一是整顿党团组织，提高战斗力；二是组织农会、互济会等群众组织，组织农民开展反封建斗争；三是建立武装特务连打击土豪劣绅。县委下辖七架桥、罗昌河、沙溪、黄泥河、白石山、城关等6个区委，县委机关设在庐江县盔头畈小学。 随后，县委决定将离县委机关较远的边区一律改为特区、特支，坚持地下活动。并派员去各地巡视工作，建立互济会组织，县互济会由陈越负责，领导全县开展抗租、抗税斗争。1932年秋，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大肆进犯鄂豫皖苏区，安徽反动当局为配合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疯狂围剿，利用叛徒、特务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合肥中心县委机关被叛徒出卖遭敌破坏，程明远、余光等多人被捕。同时，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庐江县党部一夜之间逮捕了庐江的何泽洲、张开明、胡昌耕、王家盈、郑秉衡、周济同等一批中**员。桐庐县委机关所在的盔头畈小学被烧毁，枪支被抄，县委机关被迫迁至桐城县浮山（现属枞阳县）彰公岩下吴裁缝（吴之富）家办公，作隐蔽斗争。当时既无钱也无粮，幸有房秩五、史大化两位老人经费援助。后来，张介良携款潜逃到安庆自首叛变。不久，国民党省保安团和地方团防等反动武装，以叛徒朱镜明（高翔、高迁）、陈贤彬、张宅中为向导，自桐城县城至浮山，又转至庐南罗昌河、黄泥河、庐城一带，大肆捕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庐南许冀松、吴国华、陈越、杨柏槐等人被捕自首，桐庐党团组织遭破坏，县委交通总站负责人王玉成被捕。县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会议决定，张顺卿、马哲聪、胡芳远等撤出桐庐地区。郑曰仁仍坚持在庐南、浮山一带，与敌周旋斗争。因斗争形势更加严峻，被迫离开浮山到桐东和庐江砖桥等地活动，布置未暴露身份的党团员尽快隐蔽起来，伺机活动。陈雪吾拟到长江以南请方志敏支援，不料为甘舍棠等特务获知，于1933年2月9日被捕，严刑不屈，3月17日就义于桐城东门紫来桥下，时年31岁。桐庐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除庐江北部地区的白石山区委和柯家坦地区党组织依然存在外，其余几乎全部遭到破坏。 1932年春，皖西北中心县委决定将庐北特支和合肥南乡特支合并，在合庐交界的三河、白石山一带建立中共合肥南乡区委，书记先后由赵海波、颜文斗、孙仲德等担任。10月初，为加强同各地的联系，合肥党组织除北乡、庐江、舒城建立联络点外，还在合西地区的中派河南马家雍家、河北赵平臣家、刘家圩刘跃龙家、山南大烟墩陈焕章家设立了接头处，负责党的联络工作，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合肥党组织提供条件。1933年3月27日，中共合肥临时中心县委鉴于党的基层组织逐步得到发展，为改变“合肥党的工作落后在客观形势后面”的状况，给中共上海中央局报告，要求恢复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根据合肥地区的具体情况，中央同意报告要求，恢复成立中共合肥中心县委。4月，中共合肥临时中心县委在南乡中派河附近的马郢子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会议由中央巡视员刘敏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合肥、庐江、无为、舒城、桐城等县的代表。会议正式恢复成立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并在第一次县委会议上，研究通过了关于组织工作的决定，并提出了：“庐北特支（原属南区三支）马上改选支部，将群众组织的系统建立起来，成立区农委，建立妇女委员会的领导机关，介绍妇女入党，单独成立妇女党的小组。在红五月内每个同志介绍一个党员，每个群众发展一个群众。团员也要准备增加一倍。有组织的青年群众由团支部划出领导。发展方向对南开展，在城郊附近建立一个新支部，将白石山某乡划分2个支部，成立庐江（北）特区，尽量恢复庐江南乡原有的组织”。（《合肥中心县委红五月工作计划》，1933年4月。） 1933年7月，白石山区委直属中共合肥中心县委领导，有党员34人。8月1日后，白石山区委划分为3个支部，成立庐江特区委，书记张守仁，并在白石山下街头渡口同盛昌米行设立特区通迅处，收信人张文波，在白石山北五里大沙埂井窝子渡船口设有接头处，负责人夏长根。到1934年8月，区委逐步发展为7个支部，党员120名。庐江特区委在合肥中心县委领导下，一方面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扒粮斗争；另一方面，组织庐北游击队开展对敌斗争，以武装斗争保卫党、保卫人民。 1933年秋后，合肥中心县委发动庐江白石山船工要求增加工资、增加津贴的罢工斗争，组织工会，结果有几个同志被捕，斗争失败。党组织还发动了多次斗争，提高了贫苦群众的觉悟，壮大了阶级力量。但是，由于没有制定相应的斗争策略，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使党遭到了不必要的损失。直到1934年1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数量锐减的情况下，中心县委还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集中火力向右倾机会主义作战，消除党内阶级异已组织分子和消极怠工、悲观失望分子”。因此，“合肥的党组织在最后曾受了敌人以相当严重的打击……合肥和庐江两中心区特别受了敌人的摧残，县委常委被捕去一人”。（《合肥巡视员关于合肥党工作缺点、遭到破坏原因及目前工作情况的报告》，1934年6月22日。） 1934年3月，庐北游击队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白石山地区三官殿保长夏日俊，惊动了国民党庐江县政府，派出大批军队到白石山一带，以验尸为名，长期驻扎进行“清剿”，并在群众中办“五户联保”，强迫广大群众承认是“光蛋会”、共产党员而去自首（“光蛋会”是革命群众组织，当时皖西总称为“光蛋会”）。庐北党组织中帽子红（名声较大）的党员，有的潜入外地，有的参加庐北游击队转移；帽子不红的党员隐蔽下来；经不起考验的党员，有的自首，有的叛变。庐北一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同年5、6月间，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是年9月，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派张家声到庐北地区做党的恢复工作。随后，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化名老黄、刘文）与曹云露、陈郁发（胡玉发）、杨银声（杨银生）、顾鸿、冯兆鲁以及皖西北独立游击大队，先后来到庐北地区，帮助恢复发展党组织，领导广大农民开展扒粮斗争，打击反动势力。 出品：庐江县融媒体中心 原标题：《【庐江红色印记】中共庐江县委成立及发展》 文中提到秦全就是程明远，在他的笔录中，1960·6·11，吴明的笔录中，卷宗第63页，程明远口述：皖西北中心县委***合肥县委、*西区委、巢西小组、桐、庐县委、****、合******颜文斗，组织部长*良*、宣传部长赵善情、(******),******、**、倪映霞、（住北乡倪小郢，后调至*区**,******,后任区定远县县长，肥东办事处主任），何序东，****民盟搞秘书），这**离开合肥县委**皖西北中心县委巡视员，*********,负责人不祥，后来成立县委时，书记是朱建平，县委是沐云。*有个小**，*小组，负责人蔡**和张**.桐城县委*书记**元，（原名*习梧，**人），县委张守荣，（庐江白石山人），舒城县委书记左平（霍山人）、县委郑*子（北**人）。31年春皖北中心县委在阜阳、寿县一带遭破坏，中央巡视员陈文来皖西北中心县委，决定把寿县一带划给皖西北中心县委领导。32年6月皖北中心县委恢复时，寿县一带又划回皖北中心县委领导。当时我（程明远）担任皖西北中心书记，裴季华任宣传部长（中央派来的，寿县下塘*人），周绍章任组织部部长。 （未完待续） ， ------------ 第十五章 皖中抗日根据地的风风雨雨 1930年6月，组织了庐**家嘴武装暴动，同年12月又组织无为六洲武装暴动，尽管这些暴动没有获得成功，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起到了唤起民众，扩大党的影响的积极作用。 1931年程明远任中共合肥县职工委组织部长，随后任二区区委书记，合肥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皖西北中心县委书记兼中央到鄂豫皖交通站长。 1932年4月，程明远在任合肥中心县委书记时，根据中央指示，发动农民暴动，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和周绍章、张志一等中心县委主要领导人讨论决定，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组织农民抗捐抗税和扒粮斗争。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先后组织西乡、南乡、北乡等地数千名群众开展扒粮斗争，给地主阶级反动势力沉重打击。同年9月，合肥中心县委遭破坏，程明远和组织部长周绍章等23人被捕，解到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关押，后被判刑5年。程明远在狱中，和周绍章、张志一等，先后于1932年冬和1934年冬，组织两次绝食斗争，提出不许打骂犯人，派医生给病人治病、改善监狱伙食，每天放风30分钟等条件，迫使狱方一一答应，取得斗争的胜利。 程明远坐牢3年，与党中断关系。后又在国民党安徽省“反省院”坐牢一年，于1936年2月28日被释放。 1937年1月，到延安抗大14队学习，重新加入共产党。在中央党校13班任队长。“七七”事变后，程明远奉党指示，返回合肥西乡开展抗日活动，和桂俊亭一起，在肥西烧脉岗组建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直属大队，有队员近百人，在肥西严店附近与地主武装王庚年部激战后撤离肥西。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党中央，党中央和团中央许多干部被撤职或外调基层工作，李子芬也遭排挤。1932年春，他奉调安徽，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他到任后，即参与研究制定《春荒斗争计划》，发动合肥四乡农民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解决了春荒中群众的生活问题。为粉碎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 ，保卫了农村革命根据地。4月底，李子芬参与起草了《五一劳动节纪念会宣言》和《为反对国民党进攻鄂豫皖苏区告民众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反人民的罪行，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夺取反“围剿”斗争胜利。 1932年8月，共青团合肥县委宣传部长张绪东叛变，李子芬和中共合肥中心县委的几个重要的成员程明远、张志一等一齐被捕，关押在安徽省第一监狱，李子芬两次入狱，都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反动党局对他施以铜板烧红烙背的酷刑，皮肉烧焦了，衣服和着血粘在烧焦的皮肉上脱不下来，他仍然咬紧牙关，坚不吐实，敌人又用铁丝扎他的手指。尽管十指连心，疼痛难忍，李子芬依然咬紧牙关，没有暴露任何党的秘密，敌人无计可施，于1933年1月判处李子芬无期徒刑。 1932年7月，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恢复，中央巡视员陈文在合肥召开党的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合肥中心县委，秦全（程明远）任书记，中心县委直属中共中央，负责指导合肥、舒城、庐江等县党的工作。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加强了对地方党委和根据地工作的指导。1931年1月，中央决定撤销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江南省委，改为江苏省委，另行成立安徽省委。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成立后，对各地党组织管辖区域进行了调整，将全省划分为4个中心区域，红色区域以六安、霍山为中心(后划归鄂豫皖边区)，白区以合肥、安庆、屯溪为中心。 同年3月23日，为统筹鄂豫皖苏区外围游击区域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委托途径合肥去鄂豫皖苏区的沈泽民和皖西临时分特委委员舒传贤，在合肥西乡主持召开合肥县委、区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央将合肥县委扩建为合肥中心县委的决定。中央指示由沈泽民、舒传贤全权负责合肥中心县委组建事宜。沈泽民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出合肥中心县委的政治任务。合肥县委书记薛成作了合肥经济、政治和工作情况的报告，并检查过去工作中的错误；青年团合肥县委书记王平报告了近一年来团的工作情况。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成立合肥中心县委及接受四中全会决议案》等文件。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以合肥为中心，成立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又称“皖西中心县委”)，除中央指定的吴伯孚、吴岱新(负责宣传)、薛成(负责组织)、余光4名委员外，增选李德斋为委员，书记吴伯孚。另任命李星三(张志一)为县委军委书记，史浪云为县委秘书，王平为团中心县委书记，杜静明为合肥西乡赤卫队大队长。合肥中心县委在苏区中央分局和皖西临时分特委的领导下，负责指导合肥、舒城(非苏区)、旧桐、太湖、定远、庐江、巢县、潜山(非苏区)等县工作，共有党员840多名，县委机关设在合肥。中心任务是指导所属各县的群众革命斗争，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发动游击战争，帮助扩大鄂豫皖苏维埃苏区及外围游击区域。 为了实现这一中心任务，联席会议要求中心县委必须立即执行以下各项工作：制定近期工作计划，提出开展群众斗争的中心口号；出版《合肥红旗》，作为公开领导群众斗争的政治刊物；对合肥四乡农民协会加以整领，以此为基础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农民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开展抗租、抗税、抗债斗争；立即在政治上组织上准备动员革命群众、农民和党团员打入国民党的军队、地主团丁中，秘密发展革命士兵；立即发动反对国民党就地筹饷、反对高利贷、反对地主富农的经济政治斗争；组织工会、贫民协会和革命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开展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反对党化教育等斗争；扩大拥护红军和苏区的宣传工作；立即发动反对国民会议的斗争；立即筹备五一纪念节的工作；立即发动春荒斗争等。 会后，中心县委立即派负责同志到合肥县各区巡视工作，传达会议精神，并发动群众，进行持续的艰苦的经济、政治和武装斗争，在险恶的环境中开展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党的战斗力在大革命失败后得到逐渐加强，基层党组织得以扩大和巩固。到这年8月，合肥县的党员发展到205名，建立4个区委、5个特支和23个支部；农协会员增加到5500多人，赤卫队扩大到1000多人、六七百支枪。 为了配合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合肥地区各级党组织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各种活动。一是从实际出发，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扩大工农群众组织。建立了青年团合肥中心县委、少年先锋队、童子团以及团的基层组织，组建了合肥农民协会、互济工作委员会等。二是进行政治宣传。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发展“读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进步报刊，宣传革命、启迪群众，抨击黑暗，揭露敌人。利用重大纪念日和重大事件的发生，发表宣言和告民众书，把党的主张和斗争纲领融入其中。1931年四五月间，中心县委领导指示合肥一区委(城区)，组织大书院、正谊中学的学生，为反对国民党“围剿”苏区举行罢课斗争，张贴、散发宣传品达一百多挑。三是开展兵运工作，分化瓦解敌军。合肥中心县委遵照中央指示，始终把做国民党军的士兵工作作为“工农群众工作的一部分”，“使武装的士兵投身到工农群众”，“将发动兵变与领导农民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中心县委先后派出20多名党员到国民党军队内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1931年4月，国民党陈调元部驻合肥与六安交界金桥镇的部队，经共产党员、游击队小队长杨继明做工作，三营三连一排排长率领7名士兵带枪起义，到大潜山参加红军游击队。其他敌军在被调往大别山“围剿”红军时，不少官兵表现消极，临阵哗变，时有发生。 1931年5月9日，在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皖西北苏维埃政府成立之际，合肥中心县委一方面发表宣言，广为散发，一方面通知所辖各县派代表赴金家寨参加皖西北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在合肥西乡的第二、第三区分别召开千人大会，热烈庆贺。会上，许多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中心县委遂扩大游击队，抽调500余名游击队员，携带300多支枪，前往大大别山根据地编入主力红军。 组建皖西北中心县委 1931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成立后，为了加强皖西北游击区的领导，于3月下旬成立了合肥(皖西)、寿县(皖北)两个中心县委，分别指导周围几个县的工作。鄂豫皖苏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后，军民士气高涨，苏区力量进一步壮大。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为了统一白区党的领导，配合苏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新进攻，193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合肥、寿县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书记吴伯孚，组织部长李德广，宣传部长吴岱新，职工部长秦全(程明远)，军委书记李星三，县委秘书史浪云，委员王平、余光、曹广化；县委机关设在合肥。此前，由于安徽省委已于4月遭到破坏停止活动，全省工作失去领导中心，新成立的皖西北中心县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负责指导合肥、寿县、凤台、颍上、舒城、阜阳、庐江七个县党的工作，并配合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同年秋，吴伯孚因受苏区肃反牵连，骗取经费后潜逃，后叛变投敌。为了统一所辖各县党组织的工作步调，中心县委在中央巡视员陈文的指导下，于11月上旬召开了扩大会议，回顾了过去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会议将中心县委改组为皖西北临时中心县委，撤销吴伯孚书记职务，选举秦全为临时中心县委书记。同年12月，中央决定恢复皖西北中心县委名称。 到1932年春，皖西北中心县委下辖颍上、凤台、寿县、阜阳、太和、桐城6个县委，舒城、庐江特支，以及合肥地区(不含巢县、庐江)4个区委、4个特支、1个直属支部，共有党员1400多人，其中合肥地区共有党员200余人。合肥一区区委和直属支部主要在城区活动，二区、四区区委负责合肥西南乡，主要在以雷麻店、众兴集为中心的官亭镇、烧脉岗、农兴集、山南、聚星、小庙、焦婆等一带活动，三区区委负责合肥西北乡，主要活动在高刘集为中心的将军岭、长岗店、王拐岗等地区，中派特支、东乡特支、北乡特支、吴山庙特支主要在合肥南乡、东北乡地区一带活动。 皖西北中心县委恢复后，以隐蔽的方式活动于所辖合肥、寿县、颖上、凤台、阜阳、太和、桐城、舒城和庐江等地。在农村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参加赤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在城市发动工人群众开展反帝斗争；加强对兵运工作的领导，反对国民党进攻苏区，领导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进行一系列英勇顽强的斗争，作出了很大牺牲，有效牵制和削弱了敌人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兵力，为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第一卷（1926-1949） 1930年1月，中共无为县委在无（为）城西郊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党的六大规定的领导机关工人化的组织指导方针，改组了县委领导机构，首次设立了县委执行委员会，确定了执委、候补执委和常委人选。改组后县委领导成员的成分构成为：工人3人，雇农1人，知识分子3人。会议还讨论决定了常委会的下设工作机构，以及筹办《新闻周报》、《红旗报》等事项，会后，县委机关迁至无（为）东三汊河小学，县委下辖1个区委（含4个支部）、4个支部和4个通讯处，共有党员76人。 1930年5月下旬，在中央巡视员王步文来无为检查工作期间，中共无为县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全面总结了各个方面的工作，详细制定了组织建设，宣传教育和开展工人、农民、妇女、士兵运动，准备走向武装暴动等方面的工作计划。 六洲暴动失败后，无为县党的领导成员召开会议，按照上级决定，撤销中共无为特行委等组织，党团分开，恢复中共无为县委会，并组成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县军政工作。会议还分析了形势，为应付国民党当局的“清剿”与镇压，对大部分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分别作出调往外地工作和暂时分散隐蔽，待机行动的安排。 1931年初，部分党员陆续取出暴动后收藏的 枪支，组成武装宣传队，在东乡打土豪、惩恶霸，宣传土地革命。重建的共青团组织，则在城区开展秘密宣传。一度停刊的县委《红旗报》由张凯帆主持开始编印发行，党的工作逐渐恢复。 1931年夏天，由于江堤溃破，洪水泛滥和白色恐惧加剧，以及中共安徽省委自当年春被破坏后，县委一直与上级失去联系，使党的工作陷入困境。7月，县委书记夏子旭等人外出寻找上级党组织，返回无为时，在东乡军桥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杀害。县委重新改组，由邓逸渔代理书记，与上级的联系仍未恢复。 8月下旬，混入重新组建的皖南第三游击纵队担任要职的叛徒李茂林、刘大同、田吾凤等人，  裹挟队伍哗变，于无（为）东真武殿杀害了县委代理书记邓逸渔、委员张昌忠以及来无为联系工作的巢县县委书记倪合台等3人。 事件发生后，县委机关转移到无（为）西下关。不久，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遂召开全县党的骨干分子紧急会议，确定了县委负责人和今后工作方针，此时县委隶属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芜湖中心县委领导。 1931年冬天，由于水灾影响和国民党当局的疯狂“清剿”，加之芜湖中心县委又遭破坏，无为县委再次与上级失去联系。县委领导成员被迫转往外地，全县大多数党员亦被迫先后外出隐蔽、谋生。自此，无为党组织活动中止。 （未完待续） ------------ 第十六章 皖北中心县委转移皖中 姜家仓，现在叫姜仓村，属安徽省合肥巢湖市槐林镇武山居委会管辖。七十年代更改村的名字，责任制归上店大队管辖，1961年属曙光大队，它的周边村庄有上店村、大黄村、小黄村、幸福村（原十八担租）。槐林镇过去叫槐林嘴，又叫焦湖南，也属于巢南山区一部分，从高林（高林桥）到坝镇（魏家坝）、沐集（沐家集），都属于槐林区范围。从兆河（马尾河，也叫马运河）往北，银屏区往南，无为往西至巢湖边都是属于槐林区。槐林区在当时的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也是革命老区。 1937年1月，程明远到延安抗大14队学习，重新加入共产党。在中央党校13班任队长。“七七”事变后，程明远奉党指示，返回合肥西乡开展抗日活动，和桂俊亭一起，在肥西烧脉岗组建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直属大队，有队员近百人，在肥西严店附近与地主武装王庚年部激战后撤离肥西。 1938年5月后，先后在六安、定凤、合巢庐、合巢等县委和中心县委任书记，兼游击大队长、挺进团主任、支队政委等职。 程明远1932年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1938年任中共六安县委书记，组建六安游击大队从事抗日战争。程广星回忆：“父亲1926年至1972年始终在安徽工作，他对我挺严厉的，让我好好学文化，努力为祖国做事情。受他的影响，我的大哥成为了一名海军。” 1931年 3月东乡党支部改为东特支部，书记孙子模，组织委员郑默奇，宣传委员陆志远，有党员十五六人，属合肥中心县委领导。 1932年 4月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造甲店的双河集组建了200余人的赤卫队，举行了农民暴动，开展扒粮斗争。有数千农民群众参加了扒粮活动。先后扒了郑庄、巷沟、罗小庄、崔祠堂、崔瓦房和下塘集附近的荣家岗、松树岗等土豪劣绅粮仓的粮食，夺取了部分枪支，斗争前后持续了七八天。后遭到国民党合肥县政府调集大批正规军队和地方民团的镇压。许多村庄被烧，一批革命群众被捕，崔筱斋被捕后在下塘集被杀害。 1932年 8月由于合肥中心县委遭破坏，东特支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部分人员离开了家乡，支部工作停止。 1935年 2月石塘桥东北一带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从石狮黄、长岗崔、施集、张集、黄疃、李九三、龙山等许多村庄都有农民参加，为首人靳守先、黄文清、傅家法、施荣祖、刘国凡、张光江等，龙山大袁坝一战，消灭县保安队及胡载之部几十人，并包围了栏杆集胡载之圩子。因天下大雨，圩子未打开，后国民党派两个团来“清剿”，参加暴动人员才撤散。整个暴动历时半个月。 1938年 春进步青年张帜、许用思、丁植民、王仲一、张学功等人，在周冲小学召开会议，成立了合肥东乡抗日救亡协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8年 5月日军集结了2000多人，由巢县分两路向西推进。11日，日军一部占领了龙泉山、方山、双山口、白马山高地一线。12日，日军一部六七百人从巢湖北岸越过巢合边界，占领了六家畈、长临河、撮镇。13日，日军又占领了店埠等地。14日，合肥沦陷。 1938年 6月东北抗日官兵组织的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到肥东马集，消灭了一股川军的叛军部队。7月，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改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 1938年 9月淮南抗日义勇军大队在马集成立，大队长阚伯衡，大队副许用思，政治部主任张帜。大队成立后，上级派茅堃任大队教导员。大队下辖3个中队，第一中队（马集中队），中队长阚伯衡（兼）；第二中队（阚集中队），中队长阚毓秀，指导员罗东汉；第三中队（王铁中队），中队长王毅夫，指导员李秉初。该大队成立后，主要在石塘、马集、阚集、王铁地、桑园、龙城一带活动。 1938年 9月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奉命向皖东地区挺进抗日，由庐江东汤池出发，经寿县地区，越过淮南铁路进入肥东梁园一带，在石塘桥与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会合。会合后即在肥东、巢县、全椒一带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 9月新四军四支队八团民运股长周利人和罗东汉介绍张帜、许用思两人入党，同时成立了党小组，组长罗东汉。小组成立后，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建党工作，相继建立了磐石学校、阚集、石塘、马士龙、王铁地等7个党小组，随后建立了党支部。 1938年 11月王铁乡抗日自卫大队成立，王仲一任大队长，李秉初（八团派来的）任指导员，龚世群任副大队长，龚国霖任军事教官。 冬八团民运股长周利人等发动组织了梁园青年抗敌救亡协会，陈仰贤（苏军）为理事长。后又以梁园青抗协会为主成立了合肥第六区抗敌救亡工作团，团长刘泽民，指导员胡昌明，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 12月为了扫除抗日障碍和打开皖东抗战局面，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在团长周骏鸣和参谋长赵启民的指挥下，包围了盘踞在龙城数年的土顽葛传江据点，八团以两个营包围据点，1个营从侧面打击，阻其退路，1个营为预备队。4个营协同作战，紧密配合，给土顽狠狠打击。葛传江见势不妙，带着残兵向西逃窜。此战共俘敌46名，其中土顽队长1人，毙伤30余名，缴获步枪46支、手枪3支、马3匹。 1939年 1月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参谋长赵启民率领一营攻打了三十埠刘沟沿圩子刘孟乙据点。刘孟乙是三十埠地区一霸、维持会的总头子。刘孟乙在合肥沦陷后投降了日军，纠集帮会、土匪等乌合之众300余人，横行乡里，残害人民。八团一营连夜将刘沟沿圩子包围，并发起进攻，圩内敌人无一逃脱，除击毙外，生俘刘孟乙及其参谋长以下100余人，缴获步枪100余支、机枪1挺，战斗结束后，将刘孟乙押到梁园（八团团部驻地）经审讯后处决。 1939年 1月中共合二区委在大张祠堂成立，书记孙乐宜，委员罗东汉、李秉初、张帜、许用思。区委下设7个党支部：阚集支部，书记罗东汉；大张支部，书记张庚；石塘支部，书记张学功；马士龙支部，书记马敦金；王铁地支部，书记王仲一；老梁集支部，书记梁正权；大张学校支部，书记×××。 1939年 2月日伪军组织了七八百人，向驻在东山口附近的四支队八团进攻，企图一口吃掉八团。八团三营以长矛、大刀和手榴弹顽强阻击，连续打退了敌人3次冲锋。此时，二营从浮槎山插向东山口断敌后路，一营由军高、吕家塘插到庙子岗，进行侧击。激战一天，打退敌人进攻，毙伤日伪军150余人，打死战马6匹。此战极大地振奋了肥东人民的抗日斗志。 2月新四军四支队七团参谋长林英坚获悉驻合肥、店埠、撮镇的日伪军将于农历年三十“扫荡”梁园，即率所部100多人和八团七连连夜赶到梁园南25公里的邓岗村，埋伏在公路两侧伏击敌人。早饭后，日伪军200多人从店埠向梁园进犯，进入埋伏圈时，设伏部队迎头痛击，打得日伪军人喊马叫，乱作一团。当日伪军重整队伍企图反扑时，设伏部队已及时撤出战斗，无一伤亡。日伪军继续向梁园进犯。此时，驻守在梁园的国民党保三团一连和梁园商会的自卫队闻风而逃。正当日伪军冲入梁园街上挨家挨户搜抢时，七团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密切配合，又向敌人发起了进攻，迫使日伪军在梁园不敢立足，向护城方向逃窜。 1939年 2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来到四支队八团驻地梁园。对八团的作战、行动、发展和扩编问题作出了重要决定：一是将八团扩编为八团和挺进团；二是令八团、挺进团开赴淮南津浦路西两侧的凤阳、滁县、全椒、和县地区活动；三是协同皖东工委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培训干部，发展地方党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 1939年 2月四支队七团、九团和手枪团先后从舒城、庐江、六安等地东进到肥东境内，部队分布在青龙厂、白龙厂、肖家圩、肖凤集等地，进行抗日斗争。（源于肥东党史方志网） 1931年程明远任中共合肥县职工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中共合肥县第二区区委书记，合肥县委组织部部长、书记，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书记兼中共中央与鄂豫皖间交通中心站站长。1932年4月，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农民开展扒粮斗争，同年9月被捕，判刑5年，在狱中两次组织*食斗争，取得胜利。1936年2月28日，释放。1937年1月到延安，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重新加入共产党。1938年5月，回原籍从事抗日战争，任中共六安县委书记，组建了六安游击大队，兼任大队政治委员。1939年1月，率六安地方武装一大队东进定远藕塘，与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会师，任团政治处主任。2月，兼任中共定凤县委书记，1940年8月任中共合（肥）巢县委书记。 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庐北地方游击队成立，队长沈其德，皖西北中心县委派小赵（赵大有，亦称赵黑头）前来担任军事教练，帮助游击队队员进行军事训练，主要活动在庐北和巢湖南岸。 1932年春，皖西北中心县委决定将庐北特支和三河特支合并，在合庐交界的三河、白石山一带建立中共合肥南区区委，书记先后由赵海波、颜文斗、孙仲德担任。 1932年7月，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恢复，中央巡视员陈文在合肥召开党的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合肥中心县委，秦全（程明远）任书记，中心县委直属中共中央，负责指导合肥、舒城、庐江等县党的工作。 1933年3月5日，拂晓，庐北游击队20余人化装成卖鱼的、卖草的、卖杂货的农民，巧夺巢南高林桥商团长枪15支。 1933年3月，桐庐县委遭到破坏，马哲聪到舒城县打游击，沙溪区委停止活动。舒城特区委员汪伯民派石文章到庐江东汤池、大马槽、白果树等地发展党员。7月，合肥南区解散，白石山支部直属合肥中心县委领导。同年8月1日，白石山支部划分为3个支部，成立庐江特区委。10月20日，庐北游击队在鲍家塘被县常备队和戴家桥、白石山、盛家桥商团等反动武装包围，由于小赵枪法准，指挥得当，队员勇猛，将敌击败，缴获长枪六只。 1934年9月，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派张家声回庐北做党的恢复工作，先后恢复了鲍家塘、詹嘴岗、戴庄、范家岗、晒死鸡、宋家围子、罗家埠以南等党支部工作。随后，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及曹云露、张如屏、陈郁发、杨银声、顾鸿、凤兆庐、皖西北游击大队，也先后来到庐北地区，帮助恢复，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广大农民开展扒粮斗争，打击反动势力。 1935年5月，巢南沐家集、庐江盛家桥和巢、无交界处一带的农民，为反抗地主的残酷掠夺，在红军庐江地方游击队负责人何泽洲的率领下，组成一支500余人的扒粮大军，冲向庐江大地主宛新如、季大功的家，捣毁粮仓10多处，扒出大米四五百担，分给贫苦农民。这次扒粮的斗争胜利，使巢南一带群众初步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生存，此后，扒粮斗争的不断出现。1937年4月，春荒严重，贫苦农民忍饥挨饿，地主却借机大放高利贷，卜庙、高林、槐林、坝镇等地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在进步人士郑其明、陈国胜、赵开国等人带领下，手拿大刀，红缨枪和扁担、布袋，先后捣毁大地主徐兴义、徐保初、徐兴广等家的粮仓，扒出大米200多担。反动的县政府组织民团和常备队前来镇压，郑其明等13名扒粮首领惨遭杀害。 1935年，由于叛徒出卖和国民党保安队及流亡在皖西北的东北军的围追，皖西北特委及游击师先后两次遭受重大损失，党的基层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特委在庐（江）北召开会议，改选并充实了特委领导机构，书记刘敏，副书记曹云露，组织部长张如屏，宣传部长曹云露（兼），军事部长孙仲德，农运部长张士发，妇女部长凤兆鲁，青年部长杨银声。另外，新增顾鸿、奚业胜、陈郁发等委员。会议还确定了特委今后的活动方针：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原有组织，坚持武装斗争与职业掩护并举，暂时撤离舒城、六安、合肥一带，分散开展秘密活动，相机开辟新区。1936年3月，特委成员分成5个小组，分散到各地坚持。特委组织部长张如屏以米商身份来到巢城，在巢城北大街租民房，作为特委机关中心联络点，联系和领导分散在各地的特委成员及游击武装。特委书记刘敏，青年部长杨银声、委员奚业胜等在巢县黄麓师范和中庙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在学校及周围一带乡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特委委员、军事干事顾鸿带领游击武装在巢南、庐北一带活动，并在无为的瓜棚、巢县的沐集和坝镇等地发展队员，建立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点。1937年6月，特委成员根据中央指示，先后分两批赴延安学习。至此，皖西北特委不复存在，后来，中央组织部巡视员宋天觉到安徽，负责安徽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居巢地方史》） 1936年10月，特委军事部长孙仲德、军事干事顾鸿等一行15人化装成学生，在巢、无、庐三县接壤的六凤山，利用农村开赌唱大戏的机会，登台向数千名群众散发宣传抗日救国的传单。孙仲德代表党组织在台上公开发表抗日演讲，孙仲德指出，“九·一八”后，东北三千里河山易色，目前日本帝国主义正大举入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面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孙仲德强调，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国内各阶层人士在挽救祖国危亡的基础上团结一致，筑成一道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愿洒热血，抛头颅，奔赴抗日最前线。孙仲德在演讲中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的阴谋，指出，同室操戈，只对日寇有利，对民族的敌人有利，亲者痛而仇者快。他大声呼吁：“自家人不打自家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号召各阶级、阶层人士团结起来，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生存而奋斗。孙仲德在演讲激发起全场观众的强烈爱国情绪，在场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做亡国奴”等口号，当场有四五百名农民、青年学生报名要求参加共产***的抗日武装。 皖西北特委的这次抗日宣传活动，既激发起巢县、无为、庐江三县边界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情，又扩大了党在该地区的影响。 1939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先后由周恩来、秦邦宪、王若飞、董必武等任书记或代理书记，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及海外党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社等公开机构。在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南方局坚持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广泛开展统战、文化、军事、群众、外事、党建等各方面工作，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战时期****的发展，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扩大了在世界的影响。 （未完待续） ------------ 第十七章 新四军四支队在皖中开展抗日斗争 “1932年，“五一”发生过扒粮运动。”程明远在1960年6月11日的口述中，《九、扒粮斗争情况》：1932年5月1日扒粮运动属于皖西北中心县委领导，“总指挥张*逸、杜静明、周维绍三人。扒粮的群众编成大队、中队、分队，是以区乡编的，同时组织武装纠察队，任务是保护扒粮群众的安全，走时是分*合*,先远后近，共计扒有三下，参加扒粮的群众有两万多，同时从“五一”鸡叫干起，一直干到五月二号事前都进行组织分工，扒张家圩可立河仓时，由杜静明、朱八戒负责领导一、二大队，约一两万人，计扒有3000多石稻子；扒北分路口（仓名不详）由张志逸、刘五（又名叫刘洪照）领导三大队去的，约一千多人，这次没有扒到粮，反而我们被打伤了十几个人，扒高河沿仓是周维绍和*启开领导四大队约三、四千人进行的，计扒有四千多石稻子，刚扒结束时，国民党军队来了，当时武装纠察队掩护扒粮群众撤退，周维绍因有*气病不能跑路，同时又穿着白大*子，戴着拿破仑帽子，故引起敌人注意，他在前面跑，敌人在后面死盯着他，结果他跑到麦果田里隐藏，被敌人捕去了。三天后被枪杀。顾先行是雷麻支部书记，在周维绍被杀害后捕去（也是参加这次扒粮的）也被枪杀，候启开现在合肥新中烟厂当工人。 “上*有这样的指示，扒粮斗争的目的主要是发动群众，解决群众没有吃的问题，其次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具体东西，扒粮均在春、夏荒时候，地主家粮食很多，出钱都不卖。在扒粮之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首先通过群众大会讨论那些人参加，最后进行举手表决，并且具体计划，掌握某个仓，有多少稻子，去多少人，男子干多少，女子干多少，保证仓里粮食一次扒光。” 1934年2月9日，中共庐江特区委组织七、八十名群众，在白石山河下扒了地主外运大米6000多斤。 3月16日晚，驻无城国民党保安大队某中队因上司欠薪饷兵变。 5月，李家老屋支部书记李福三被捕后叛变。 6月14日，庐北游击队受重创，张守仁牺牲。 李福三叛变后，供出庐江柯家坦地区地下党的组织，大部分党员被捕自首，少数外逃，该地区党的活动中断。6月14日晚，庐北游击队在向肥西丙子铺转移的途中，夜宿双枣树，准备夺取双枣树反动民团枪支。因哨兵 宛志敏叛变投敌，游击队被围，张守仁在突围回庐江途中单龙寺附近牺牲。 7月，马哲聪率游击队七、八十人，从舒城返庐，缴获黄泥河商团长枪20余支。8月，庐北游击队解散。9月，张家声回庐江北乡恢复党的组织。 1935年2月，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改为皖西北特委。1934年10月，中共寿县中心县委与合肥中心县委合并组成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同时组建皖西北游击大队，活动于合肥、庐江、巢县、寿县等十几个县。1935年2月，皖西北中心县委改为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刘敏，组织部长张如屏、宣传部长李德保、妇女部长王天云。隶属上海临时中央局领导。 1935年春天，皖西北游击大队庐江北乡活动，配合地下党恢复和发展高板桥、莲花套等党的地方组织。6月，皖西北游击大队改编为皖西北独立游击师。师长孙仲德，政委张如屏，参谋长曹云露，下辖3个连共130余人，枪100余支。 1935年冬，活动于寿县、肥西、庐江一带的皖西北特委和皖西北游击师，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下，遭受了严重损失。由刘文、孙仲德、张如屏、曹云露率部进入巢南山区，特委机关秘密设于巢城，人员分散隐蔽在巢无庐交界地区和长江中的白沙洲、黑沙洲一带，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恢复和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 1935年 2月石塘桥东北一带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从石狮黄、长岗崔、施集、张集、黄疃、李九三、龙山等许多村庄都有农民参加，为首人靳守先、黄文清、傅家法、施荣祖、刘国凡、张光江等，龙山大袁坝一战，消灭县保安队及胡载之部几十人，并包围了栏杆集胡载之圩子。因天下大雨，圩子未打开，后国民党派两个团来“清剿”，参加暴动人员才撤散。整个暴动历时半个月 1938年 春进步青年张帜、许用思、丁植民、王仲一、张学功等人，在周冲小学召开会议，成立了合肥东乡抗日救亡协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8年 5月日军集结了2000多人，由巢县分两路向西推进。11日，日军一部占领了龙泉山、方山、双山口、白马山高地一线。12日，日军一部六七百人从巢湖北岸越过巢合边界，占领了六家畈、长临河、撮镇。13日，日军又占领了店埠等地。14日，合肥沦陷。 1938年 6月东北抗日官兵组织的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到肥东马集，消灭了一股川军的叛军部队。7月，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改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 1938年 9月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奉命向皖东地区挺进抗日，由庐江东汤池出发，经寿县地区，越过淮南铁路进入肥东梁园一带，在石塘桥与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会合。会合后即在肥东、巢县、全椒一带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 春进步青年张帜、许用思、丁植民、王仲一、张学功等人，在周冲小学召开会议，成立了合肥东乡抗日救亡协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9年 1月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参谋长赵启民率领一营攻打了三十埠刘沟沿圩子刘孟乙据点。刘孟乙是三十埠地区一霸、维持会的总头子。刘孟乙在合肥沦陷后投降了日军，纠集帮会、土匪等乌合之众300余人，横行乡里，残害人民。八团一营连夜将刘沟沿圩子包围，并发起进攻，圩内敌人无一逃脱，除击毙外，生俘刘孟乙及其参谋长以下100余人，缴获步枪100余支、机枪1挺，战斗结束后，将刘孟乙押到梁园（八团团部驻地）经审讯后处决。 1939年 1月中共合二区委在大张祠堂成立，书记孙乐宜，委员罗东汉、李秉初、张帜、许用思。区委下设7个党支部：阚集支部，书记罗东汉；大张支部，书记张庚；石塘支部，书记张学功；马士龙支部，书记马敦金；王铁地支部，书记王仲一；老梁集支部，书记梁正权；大张学校支部，书记×××。 1939年 2月日伪军组织了七八百人，向驻在东山口附近的四支队八团进攻，企图一口吃掉八团。八团三营以长矛、大刀和手榴弹顽强阻击，连续打退了敌人3次冲锋。此时，二营从浮槎山插向东山口断敌后路，一营由军高、吕家塘插到庙子岗，进行侧击。激战一天，打退敌人进攻，毙伤日伪军150余人，打死战马6匹。此战极大地振奋了肥东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9年春，在新四军四支队原游击第二纵队的基础上成立。政治和军事上分别属舒无地委和新四军军部（同年6月改归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下辖3个大队。主要活动于皖中地区，开辟抗日游击区，并担任与皖南新四军的交通联系任务。纵队司令部机关驻无为县开城桥王家大墩一带。 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成立，中共无为县委领导的武装取得了纵队新三连的番号。1940年3月，江北游击纵队扩编，新三连正式编入纵队直属队，仅留10余人枪作为县委的武装护卫队。经数月斗争，县委武装发展到40多人枪，对外号称手枪团（队）。 （未完待续） ------------ 第十八章 中央交通中站建立 打正阳关经过 1929年，我们回到之前的章节，《访问程明远口述材料》1960-6-11  吴明等人的笔录材料。65标记。 十二、中央交通中站建立情况：“1929年冬天，中央交通中站成立，当时，中站设在肥东店埠北头某杂货铺里。初期，中站长陈士英（后来参加了改组派，时要肃*他，未肃前他就叛变）。后来是我（程明远）担任，中站下设四个分站皖正阳关、舒城山七里河、潜山（即皖河）、六安师姑潭*缘油坊，其他关于正阳关分站站长是李乐天，潜山分站站长刘季平*******七里河分站站长是舒城县委书记汪平*的，六安师姑******陈良季。另外，中站内有秘书吴*白，（中站所在地）******这个店是我们开设的），后来吴砚白调出来跑交通，刘季********秘书，当时交通员有刘士杰（寿县人）吴砚白（霍山人）、陈良季（肥西人）、**（无为人，现在江西彭泽县开荒）、陶秉哲、王建三（霍山人）、吴*（霍山人）、汪平、苏泽元、陈习*、刘士朋等二十多人专门跑上海及苏*，交通员由中站统一分配任务，根据他们地区的熟悉情况，分配任务，*导交通员不发生横的关系。交通站的任务中央来的干部一切物资、**都要通过中站送到苏区，如徐向前、沈泽民（矛盾哥哥）、曾宗圣（曾*哥哥）、张国涛、陈昌浩及其爱人张*秋、徐希圣以及上海技术局工人，是通过交通站送进苏区的。 “物资方面主要运输枪支、子弹、西药等，有时还送了一个手枪团到 苏区去，并且运送了电台，轻重机枪、八二迫击炮*门。运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人送，即是人自己背，太阳落山就干，半*过了大沙河（即沛河）河那边是苏区，河这边是白*。船运是用特制的船。交通中站有一百多条枪，在四个分站随调，国民党虽然封锁很严，我们仍安然无恙的过去。我们每过他们的封锁线，都要丢些毛巾、衣服用品给他们，有时候我们过了河，他们还和我们打招呼，喊：“你们过去*”我们说：“老乡我们过来了，谢谢你们！”那时枪都是从上海、**，厦门有个外国开的黑市场，白天关着门，晚上经营，事先盯仔细，他便把枪支送到上海，由上海再运到苏区。” 槐林嘴的徐吉彪是程明远心目中最佳人选，上海织布厂的商船在水上跑的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李大姐（李大姥）是上海小有名气的资本家。徐二爷也是本分之人，深得老板的欣赏，跑船多年，从没出过差错。为什么很多资料上没有徐吉彪的名字呢？其一，解放后，程明远叫老表到合肥中菜市钉四根桩，徐吉彪没去，要他到巢湖龟山养老鳖，水产，他也没去。1958年***，郑樵民任巢县县长，将我爸提拔上来。至于父亲和程明远为何没有提姜家仓徐吉彪，可能，是程明远不想给老表添麻烦了，在渡江前，以及给徐吉彪带来了伤害，心中时常过意不去，这是后话。 言归正传，程明远在做交通站中站站长时候，和槐林嘴姜家仓地下党商量，将徐吉彪从井字蒋村搬到姜家仓村居住，好有个照应。这件事情交给地下党朱方友落实。姜家仓村还有一名地下党胡经忠。 十一、打正阳关经过： “1932年5月，裴季华（皖西北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是中央派来的*寿县下塘集人）来商量打正阳关。当时，正阳关交通分站站长李乐天，向交通中站回报，说国民党十一军不日要到正阳关驻防，正阳关有大批的食盐和西药。党组织苏区需要这些物资，决定组织红二十五军区积动部队去攻打。红二十五军当时打着顽二十一军的番号，扮成十一军的样子，一枪未发，开进了正阳关。进正阳关后，将所有的食盐、西药，全调运到霍山马头*转运到苏区去。在正阳关驻了三天，我们部队开走后，国民党十一军部队开来了，这次打正阳关有很大的意义，全国都受*动，起初有些人想打合肥，中央考虑到合肥变动太大，暴动力量，结果打正阳关。” 1929年冬，中共中央在安徽设立一个交通中站，设在肥东县埠北头的一家杂货店里。先后由陈士英、陈明远任站长，中站下设寿县正阳关、舒城山七里河、潜山皖河和六安思姑潭晁油坊四个分站。正阳关交通分站站长是当时的皖北中心县委书记李乐天，中央交通员李和则经常往返上海与正阳关。李乐天在正阳关南大街马家行租用一间房子，开了一个香烟铺作为分站的联络处。当时，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通往苏区和中央的交通异常困难。李乐天想方设法，曾经护送过舒传贤、方英等六安中心县委。皖西北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往返于上海等地。护送沈泽民等鄂、豫、皖省委领导人及工作人员安全的进入苏区等。交通站提供情报，使红二十五军1931年5月12日占领正阳关，获得了大量的食盐、西药、布匹、煤油、纸张、粮食等急需物资。《寿县革命史话》黄山书社1995年12月第一版。 陈明远，就是程明远。 《寿县革命史话》记载了李乐天烈士的事迹：李乐天，原名李其荣，又名李光宇，化名姜永之。安徽省阜阳县行柳集东绿柳村人。1900年出生，1919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乡在行流建立了阜阳农村第一个党小组，并任组长。1929年初担任中共阜阳县委书记。同年5月，他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安徽省临委扩大会议，6月任阜阳中心县委书记……1931年3月27日，在寿县上奠寺参加寿县、凤台、阜阳三县党的工作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皖北中心县委，被选举为中心县委书记，机关驻正阳关，参与领导瓦埠暴动。“瓦暴”失败后被撤职，但他并没有沉沦，继续任中央交通站正阳分站站长。1932年春，李乐天向苏区提供国民党军队即将驻防正阳关的情报，使红二十五军1932年5月12日占领正阳关，获得了大量的食盐、西药、布匹、煤油、纸张、粮食等急需物资……1933年春，李乐天在太和县徐寨被捕。1934年3月1日在阜阳西城关外英勇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正阳关最早的党组织，是1928年1月成立的“中共正阳学兵连支部”，由正阳学兵连的中**员程锡简、麦连登等五人组成，同年5月因学兵连武装起义失败而结束活动。1928年夏，中**员袁育华来正阳小学教书，秘密发展几名党员，成立“中共正阳独立支部”。1929年6月，改为“中共正阳特组”，属“中共史大郢特支”领导。1932年春，中**员梅伯英受组织秘密派遣，在正阳关以教书为掩护，重建正阳党组织，成立“中共正阳特支”。1932年8月，中心县委派张如屏到正阳加强党的工作，在正阳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正阳关区委”，到1933年下辖正阳关、鲁口子、桥口、郭庙、菱角5个支部，党员30人。张如屏任区委书记，梅伯英任正阳关支部书记。（《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寿县组织史资料》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红二十五军攻占正阳关，为鄂、豫、皖革命斗争史册增添了光辉一页。 （未完待续） ------------ 第十九章 高林的班家巷 槐林姜家仓 上一章说道程明远口述打正阳关的情况，以及中央交通中站的建立情况。程明远在合肥做了六年的木匠，对于做革命工作也是个很好的掩护。他个子大，挑一些木匠家伙，认识了很多做木匠的人。槐林嘴的魏取舟也会木匠的，小魏村的魏守然也是木匠出身，造船，修船很是在行。这也是程明远的工作优势，在高林桥打游击的时候，他同样认识了几个木匠。手艺人当然少不了要亮出手艺活，比如，画个线，弹个墨斗，车个木，雕个画板，一招一式就跟打拳差不多。 高林还有个地方叫班家巷，离无为很近。往东是龙骨山，据说，丁汝昌就安葬在此山中。班家巷附近有江家祠堂，这里也又有种桑养蚕的富户，这里生产的小炮竹也十分响。打游击缺少弹药，高林的小炮竹没少起到作用。班家巷地形好，离龙骨山很近，上了龙骨山就是巢南山区了，东是无为，北是银屏，南可以到大汪山、磨子山、周家大山，还可以到魏家坝的巢山，这是顾鸿的驻地。巢南山区，绵绵群山，是新四军四支队打游击的好地方。 槐林嘴往南是沐家集、盛家桥、白石山、庐江等，槐林嘴，种桑养蚕的人家很多，有时候，槐林人还要到散兵打桑叶。养蚕很辛苦的，自从，缫丝技术从国外引进，这里的老百姓也对此产生兴趣。桑树全身都是个宝，桑叶可以养蚕，能养出白白胖胖的蚕来。蚕每天要吃几遍桑叶，听那沙沙的声音，就像久旱逢甘霖那样高兴。 蚕的一生经过蚕卵—蚁蚕—熟蚕—蚕茧—蚕蛾，共五十多天的时间。 刚从卵中孵化出来的蚕宝宝黑黑的像蚂蚁，我们称为“蚁蚕“,身上长满细毛，约两天后毛即不明显了.蚁蚕出壳后约40分钟即有食欲，这时就要开始喂养过程了。 五龄幼虫需二天二夜的时间，才能结成一个茧,做茧的丝竟然可以抽到长达1.5km长，蚕在茧中进行最后一次脱皮，成为蛹。约十天后,羽化成为蚕蛾，破茧而出.出茧后,雌蛾尾部发出一种气味引诱雄蛾来交尾，交尾后雄蛾即死亡,雌蛾约花一个晚上可产下约500个卵，然后也会慢慢死去. 家蚕的发育过程要经过受精卵—幼虫—蛹—成虫四个时期，而且幼虫和成虫在形态结构和生活习性上有明显的差异，像这样的发育过程，叫做完全变态发育。明 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袁可立）家庙记》：“古人食稻而祭先穑，衣帛而祭先蚕。” 一般掌握蚕已化蛹，皮肤坚籾而呈黄色时即可采茧。春蚕期约在上蔟后第6〜7天，夏秋蚕期第5〜6天，晚秋期第7~8天采茧。但还需根据气温高低而灵活掌握。 这里蚕茧收分春夏早中秋五期，春茧一般在五月底至六月初收，夏茧在7月份，早秋在9月份，中秋在10月份，晚秋在11月份收。 蚕丝不仅可以抽死，织就丝绸，槐林嘴的人聪明，拿蚕丝织网，叫蚕丝网，可以捕鱼，像参子小鱼。姜家仓，朱方友已经很熟练的掌握了种桑养蚕技术，他家的缫丝机、纺车都很齐全。村里的七奶奶、八奶奶也经常过来帮忙的。姜家仓的村子不大，姓也很杂，锣塘的水很清，塘里有鱼有虾，而且是大虾子的那种。土地庙的老枣树，两个人是抱不过来的，在村子的东头，枣子也是挺多的。朱方友家的桑树、杏树、梨树招人喜欢。村子中央住着姓夏的地主，也经常有国民党过来，夏家在村子里有时候也能帮共产党做点事情。这里的隐蔽工作做得十分扎实，地下党有朱方友、胡经忠。后来  发展了张玉仓、翟贵忠、翟贵律等人。翟贵忠还参加了新四军。 巢南山区地下党跑交通，他们穿草鞋，像胡经忠的草鞋机都保存到责任制才丢弃。姜家仓村子中心还有棵皂角树，好大，三四个人是围抱不过来的，树干都空心了，夏天白蚁像起烟，下面的树根，很多都裸露在地面上，树下面有姓朱的、姓胡的、和姓翟的和姓袁的住户。姜家仓每个姓都有门里，比如，翟家大门里，许家大门里。我们老徐家从井子蒋搬上来，还没有住进村子里，只是在朱方友家庄户屋借住一下。现在，那个地方是小荒塘，已经很小，没有水源了，是 真正的荒塘了，生些芦苇、杂草。 村子北边是袁家门里，屋后是一大片苦竹园子。老汪家门里在锣塘边，和老枣树最近，许家门里有棵朴树，八奶奶管得严，不让孩子爬他们家朴树，倒不是孩子摘树上朴树果子，是怕他们摔着。 七奶奶是翟家长辈，小脚。朱方友的内人也是裹小脚的。程明远也经常搭乘老表的船行个方便，对外就称合肥老表，程明远又有木匠手艺，渐渐的，村子里的人熟悉起来，喝酒、吃饭，有时候到朱方友家吃，也到夏家地主家。程明远对跑江湖的客套话很会说，甚至江湖行话也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说得是滴水不漏。 徐吉彪撑的大木帆船经常要去上海的，也去盐城运输货物，后来，不单单运输棉线、布匹了。 1932年10月，在巢县特支基础上成立中共安徽巢县区委员会。区委成立后，立足巢县，向相邻的无为县，含山县，并且，越江向芜湖县、繁昌县寻找线索，力图恢复沿江地区的党组织。由于此时的安徽省党的领导机构一直未恢复，巢县区委与上级联系只能通过“刘同志”间接向中央汇报情况。（选自《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巢湖地区组织史资料（1927·4-1987·11）》） 1933年2至3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在黄陂、东坡战役中歼敌近三个师，俘虏敌师长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中**史大事年表》P35页） 1933年7月13日《合肥中心县委关于救济被捕同志给中央的信》 中央： 去年阴历八月因团县委宣传部张绪东背叛革命所被捕的领导同志与群众二十三人，除同德药房武姓兄弟两人和陈李氏宣判无罪释放外，另有刘福林、严子蟠、余大姐、吕佐生（还有一人未知姓名）五个人在安庆投降国民党，写悔过书，自首书，被叛两年半徒刑。孙家玉等四人叛无期徒刑，程道福与同德药房主人（被释放武氏兄弟的叔父）和其他被捕的同志及群众十一人均叛五年监禁。被捕在合肥时仅有刘福林、严子蟠两人动摇，叛徒小张曾到合肥狱中动摇余大姐、纪自由两人，当时被他们拒绝，解往安庆后小张小余（在合肥同小张同时叛变）仍不断的往狱中动摇被捕的人，结果共有五人投降敌人，余均表现坚决。据被捕的家属由省回肥谈及被捕者在狱中的状况，谓老孙（即家玉，组织上名字余光）等狱中闹的很凶，时常带领很多人不吃饭，由此几句话，更可证明这次被捕所判五年以上的都尚坚决，他们在狱中尚不断的领导斗争，绝食，惟每次来信都要求组织救济，因这些好的同志既没有家庭，又没有社会关系，请中央尽可能的救济，兹将狱中给我们的关系转给中央。 程道福：职业木匠（合肥县委书记），年三十四、五岁，合肥乡间人。现移安庆鹭鸶桥第一模范监狱，因一个字的证据都没有，判五年。接见人程道余是程道福的堂弟，行三。 孙家玉，年四十三、四岁，合肥乡下人，劳苦的贫农（即余光，合肥县委组织部长），判永远监禁，通信人用外甥关系，姓名随用。 张有先（合肥军委），通信人合肥下塘集西余圩余静波，关系是表兄弟，或合肥北乡黄家户、楚伯英（女性），关系是表兄妹。 这三个同志的关系，程、张是通信给我们的，孙的关系是在合肥口头上告诉我们，其他贫苦同志我们还没有通信关系。如这三个同志得着救济，别的同志贫困或可附带解决。如系寄汇款项，每人每次不可超过二十元，最好经常的邮寄，每次十元之谱，可避免叛徒的注意。 合肥中心县委 本文件复印自《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四册）中央档案馆   安徽省档案馆    1987年编印 2012年5月11日 中共肥西县委党史办公室        公章 程明远1932年被捕，在狱中，他们仍然同敌人展开斗争。 ------------ 第二十章 皖西北中心县委遭破坏革命仍继续 打开《访问程明远口述材料》，标记67    复印件，字迹不是十分的清楚，很多字是繁体字，1960-6-11    记录    吴明等人的标签 十三、团组织建立情况 这份材料是程广星2017年合肥市图书馆交于我的，那时候，我没有在意资料的内容，直到上个月，我突然间眼睛一亮，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内容真的很好，很全面，因为，我在写新四军的内容，完全是因为对家族有这么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年轻时候听父亲讲过程明远、郑樵民。没有太在意这些内容，就是八十年代在合肥，每天都和程明远的警卫员——我的小姑爷黄玉书在一起，我也没有好好的问问他，现在想来，真的十分的可惜。 小姥和父亲不是一个母亲，他们的兄妹的情谊好像总有些矛盾，但是，一个人终究是一家人，很多的时候，还是能做下来，谈谈心的，这里暂且不提。 我们还是回到1929年皖西北中心县委的建立。程明远这样回忆道：“**年团皖西北中心县委是在党皖西北中心县委建立后约两个月建立起来的，皖西北中心县委29年冬建立）。团皖西北中心县委书记*汉卓（又名**）,组织干事*平，陈汉卓是改组派，*到苏区肃*了，后来就是张**任书记，团县委秘书张泽中（南陵**桥人）任过团芜湖省委干事，3*团芜湖省委破坏后，他和陈映冰去中央，后来陈映冰被捕，自首叛变，（伪安徽省党部工作）。32年8月，团先后发展二千多人，合肥地区发展一千二、三百人，团主要是协助党的工作，团内另有一套布置，主要**发展组织，*学生运动，组织反帝同盟。团县委下设支部，支部下*,团中心县委直属中央领导，。周绍娟当时是二区团负责人。皖西北中心县委破坏后，团组织也就停止了活动，以后就消失了（其他关于团的组织，是活动及主要成员等具体情况记不清楚）。 十四、皖西北中心县委破坏情况：标记68 “1932年8月叛徒陈映冰（霍山人，团芜湖省委组织部长）30年在芜湖被捕自首，后在安徽省党部工作，有一次带人来合肥逮捕张泽中，（原团芜湖省委干事，30年团芜湖省委破坏后去中央，后由中央分配到团皖西北中心县委任秘书）张说：你逮我有什么用，最*在八月十四号中心县委要开会，接头处在伪衙大广场（这情况是宣传部长李季芬对别人谈的时候，他在旁边听到的，具体开会地点他不了解），你去*他们，陈映冰得到这个消息，于是在十四号那天鸡叫的时候就把大街小巷布置好了，天亮时所有过路人都被捕去给张泽中认，谁是中心县委成员，这次共计被捕23人。 “有县委书记我，组织部长周绍章（又名孙家宇），团县委书记张宗本、中央特派员陶秉哲（在同*药房捕去），宣传部长李季芬，军委张志逸、候启开、翟光坤、颜子蟠、刘佛林、李光玉、十一个党员，另外有非党员张文英、李陈氏、余本芳、李本贤、吴照中（同德药房老闸）及其哥哥和侄子两人，印刷社一个工人，学生余孝宏等。 “周绍章、李季芬、张志逸三人判15年徒刑，（周因为帽子里有个纸条，条上有“十二期斗争”几个字，这几个字是我们党内刊物，“红旗报”上的。李是因为口袋里有张宣传标语。张志逸因为口袋里有“五一”标语。张在抗战开始时伪省府在安徽不能*释放政治犯，谁要多*就可免罪出狱， “后来他报名参了军，开到宿松时逃跑出来到汉口，找到***，秦收他在汉口办事处工作。他们三人是根据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判15年徒刑。其余人虽没有发现证据，也安紧急治罪法第六条第六款嫌疑犯均判五年徒刑。 “被捕前我们皖西北中心县委的活动中心是文*伦印刷商店（团皖西北中心县委机关地点在现在和平桥下面老**平、张宗本是店里的朝奉，颜文龙也是店里的朝奉），美林*书店（是颜文斗开设的，地点在樊巷口天云楼下面）九成商店（是张伯平开设的，地点在北门大*上），合肥日报馆（总编辑赵善倩、刘佛林、张伯平）。 “安庆是从33年才开始建立反省院，凡是从反省院出来的人都要写一篇反*宣言登在报上，不写国民党帮你写，也照旧登一张，国民党胡**一篇，反省院出来有六百多人，最坏的有三个人：余慕先一个，他是留苏学生，回国后在安庆单独发展组织被捕入狱，后来叛变，他写了一篇宣言叫“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国民党认为这一篇写的很好；另一个是余志华（浙江人，原来在上海，不知担任什么工作，在**被捕的） 标签69 “他写了一篇反*宣言题目叫“共产党的*幕*有一个**”皖西北中心县委巡视员，写了一篇叫“皖北肃反计划”。詹*青、***、余志华他们三个人是同案人。*出了反省院后，中央党组织又派*反省院工作，教犯人的书，主要是监视被捕人员在反省期间的思想**. 1933年1月25日，庐北游击队一行15人与除夕智取齐头嘴夏帮宁自卫团，缴获步枪9支。1935年2月，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改为皖西北特委。1935年秋天，游击队攻克庐江盛家桥镇。烧毁敌碉堡，缴获一批枪支，并将盛家桥大商号的一些布匹、南货分发给群众。（内容出自《中国共产党巢湖地区党史大记事》1919·5-1949·9） 1936年4月，顾鸿、张家声等发动群众300多人在庐江夏 家岗扒粮2000多斤。5月，舒政海等人应邀赴上海，参加沈钧儒等七君子发起召开的“各界人士抗日救亡座谈会”共产党员舒政海系黟县农民暴动领导人之一，1936年春，舒政海从上海到安徽，在巢县元山中学任教，舒在该校联系进步学生，广泛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影响较大。（内容出自《中国共产党巢湖地区党史大记事》1919·5-1949·9） （未完待续） ------------ 第二十一章 皖西北中心县委恢复 革命迎来曙光 上一章讲到皖西北中心县委遭破坏，程明远被捕，在狱中，他们继续开展斗争。《合肥中心县委关于救济被捕同志给中央的信》中，程明远三十四、五，合肥县委书记，合肥乡间人，被判刑5年，移安庆鹭鸶桥第一模范监狱，接见人是程明远的堂弟程道余。程道生也是程明远的堂弟，行三，就是排行老三。 1932年8月，李子芬前往安徽，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参与合肥中心县委工作，兼任中心县委宣传部长。1932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他与中心县委成员程明远、孙家玉、张志一等先后被捕，被钉上脚镣转押伪高等法院看守所，经受多次讯问，没有暴露身份，多次领导狱中斗争。 1934年7月，因受到党内叛徒的指认，受尽酷刑，始终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被钉上脚镣手铐单独关押，他在狱中的石板上刻下“在阶级斗争中，坚决坚持革命的立场”，以鼓励自己和难友的革命意志。 1935年1月，李子芬“生疮入腹，抗病拒医”，被转入病监关押，同年，在安庆狱中牺牲。 （李子芬1932年8月，源于中国商报网《黄梅儿女多壮志  革命精神薪火传》2021-03-20） 《访问程明远口述材料》1960-6-11    笔录   吴明等人    标记   68     有繁体字的材料 十四、皖西北中心县委被破坏情况，上一章已经说过，由于叛徒的出卖，1932年9月，皖西北中心县委的同志和群众23人被捕。 程明远被捕后，“中央派刘敏同志来了（又叫老黄）”程明远在《访问程明远口述材料》十五、皖西北中心县委恢复情况中，本页标记69 “1932年11月间我（程明远）在合肥监狱的，*派陈良季到我面前，我当时把中央交通中站，地方军队，地方党员三个关系全交给了他。当时，刘敏任皖西北中心县委书记，颜文斗任宣传部长，张如平任皖西北游击师政委（现在北京工作）孙**任皖西北游击师司令，曹云露任参谋长，陈良季任交通中站站长，***任中心县委秘书长，下层组织当时没被破坏，当时，皖西北中心县委有党员三千多人，肥西约占一千多，舒城有四、五百人，巢县只有几人，定西有四、五十人，桐庐有七百多人。 “34年春至35年冬，国民党薛营长、祝营长、*营长深入到**、焦婆等地借安民为名，到*村*用武力迫使各党员自首，把村子人集中起来，架着机枪对着**，如不自首不行，强迫党员或群众在自首书上按手*，国民党就拿了**自首书，在报公布说以***为首*人改过自新了，这个地区先后一百多人自首，其中也有一些人是群众，在自首中有两个最*的，一个叫杨恩波（原在我游击队里担任中队长），一个叫周秉章（青年团），他两自首后，都在国民党别动队里干工作，他两时常*我们家属的，我们党员**部被捕在敌人面前不承认身份，他们也顶过了，不过没有直接杀害我们的党员和旧部，其他人自首都是一般性的。 程明远在狱中，继续坚持同敌人作斗争。他们在狱中两次组织绝食斗争，取得胜利。 1932年9月，合肥中心县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受上级党的指示，童宜仙等人在西乡成立了合肥临时中心县委，负责恢复党的组织工作。童宜仙，合肥人，1930年上半年，雷麻店一带成立了妇女协会，童宜仙任负责人。1931年，童宜仙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合肥西乡第一位女共产党员。1932年2月，大潜山地区成立了临时区委，童宜仙任区委委员。1933年4月，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恢复成立，童宜仙任执委和妇女部长;同年秋，任县委书记。1934年2月，调任大潜山区委委员。 1938年6月，合肥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成立，童宜仙任合肥西乡妇抗会主任。秋天，她和程明远、徐树吾等同志在雷麻店组织了700多人、600多条枪的抗日“巡逻大队“，活动于大潜山一带，同敌伪开展武装斗争。 之后，大队又袭击了日寇驻桃溪镇师团部的汽油站和军用仓库，消灭二十多名日寇，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大大激励了抗日民众的斗志。 1941年，在家乡养病的童宜仙，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国民党合肥县调查室行动队逮捕，壮烈牺牲。 （童宜仙生平源于网络） 当时，国民党聚新街联保处自卫队长夏维斌，无恶不作。1935年4月5日，童宜仙等人率领游击队，攻占聚新街，准备铲除这个地头蛇。但夏维斌东躲西藏，连睡觉也没有固定地方。童宜仙几次行动都扑了空。一天清早，侦察员跑来报告:夏维斌正和一个人溜进聚新街茶馆喝茶。童宜仙立即命令一部分游击队员化装成农民上街接应，自己带领一部分游击队员迅速冲进茶馆，一举将夏维斌击毙。这次战斗，杀伤敌5名，缴获长短枪数支，子弹120发，震慑了西乡的土豪劣绅，游击队声威大振。 合肥西乡一霸魏守殿上通官府，下压百姓。1935年6月中旬的一天，童宜仙带领地方游击队员，配合皖西北独立游击师，攻取西乡最顽固的敌据点魏西洼圩子，处决了大恶霸魏守殿。 童宜仙的丈夫有个堂弟，绰号周老矮，家住周新庄，是合肥西乡的豪绅，家藏许多枪支。为了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充实游击队装备，1935年7月初的一天，童宜仙带领游击队，秘密来到周新庄。当天中午，游击队埋伏在周老矮住的村庄外，童宜仙带领两个女同志，以看望周老矮为名，进了周家大院，直奔卧室。周老矮看见3个人突然闯进来，神情紧张，忙问:“童宜仙，你想干什么?“童宜仙回答，“想和大兄弟讲讲家里的困难事，她两人是陪我来的。“周老矮心知不妙，便假装笑脸，借着给客人拿扇子，伸手向床头摸枪。说时迟，那时快，旁边的一位女同志箭步上前，一把将他的手枪夺在手中，顺势递给童宜仙。另一位女同志猛扑过去，从背后抱住周老矮的腿，将他掀翻在地，童宜仙当场将他击毙。随即鸣枪为号，游击队员们听到信号，迅速冲进周家。周家豢养的几个地痞流氓，从午休的酣睡中惊醒，慌作一团，还没有弄明情况，就落入游击队手中。（源于网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童宜仙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6月，合肥县抗日民众动委会成立，童宜仙担任合肥西乡妇女抗敌会主任。她深入农村、街头，演抗日戏剧，教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唤起民众抗日救国。与此同时，她配合省动委会工作团到农村集镇筹集抗日经费，动员进步青年参军参战。 童宜仙不仅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还和其他同志一道组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斗争。1938年7月的一天早晨，童宜仙率领100多名游击队员到焦婆店，攻打破坏抗日、残杀游击队员的罪魁祸首--焦婆店联防处主任孙志谦。她一到焦婆店，得知孙志谦昨夜回到老家枣树郢，立即和另一个女同志化装成裁缝，直奔孙的住处。刚到村头，恰巧发现孙志谦上厕所。童宜仙和另一个女同志紧步跟上，一枪击中孙志谦的腿。童宜仙把他拖到张祠堂湾处决，焦婆店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1938年秋，童宜仙等组建的游击队，在桂俊亭、凌正明的率领下，一举击垮驻桃溪镇的日军部队，炸毁敌汽油站和军用仓库，炸死日军2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源于网络） 童宜仙的名字传遍了合肥西乡，人民热爱，敌人害怕，于是，敌人千方百计地想谋害她。1941年春，年近50岁的童宜仙害了一场大病，党组织派人送她回家治疗养病。就在她病愈即将归队的时候，不幸的事发生了。农历3月19日早晨，天刚亮，国民党合肥县党部行动队长周秉章带领几十名士兵，包围了村庄，乡亲们立即把童宜仙隐蔽起来。敌人四处搜查，未查出结果。周秉章恼羞成怒，狂叫要把村庄烧光。正在这危难时刻，突然听到:“住手，你姑奶奶在这儿。“声如霹雳，吓得敌人目瞪口呆。群众们回头一看，童宜仙从容地站在敌人面前，厉声痛斥:“姓周的狗杂种，要拴要杀随你便，不准坑害老百姓。“周秉章露出狞笑，当天就将童宜仙带到焦婆店。 次日审讯，童宜仙昂首挺胸，怒目而视。敌人酷刑逼供，要她供出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情况，遭到她严词拒绝。敌人以枪毙威胁，童宜仙笑道:“人活千年也是死，我为革命奔波十几年，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死又何妨。“敌人狼狈不堪，只好把她押送立煌县(今金寨县)国民党省党部处置。（源于网络） 童宜仙被押出焦婆店时，回头凝望她多年战斗过的土地，默默向乡亲们告别。当途经六安三十埠大桥时，童宜仙思忖此去一死难免，于是她假称剔脚刺，要人借来剪刀，割断了自己的咽喉，从容自戕。烈士的鲜血化为灿烂的光辉，映红了西乡的河山。（源于网络） 程明远1936年2月28日释放。1937年1月到延安，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回原籍从事抗日战争，任中共六安县委书记，组建了六安游击大队，兼任大队政治委员。 ------------ 第二十二章 新四军东进皖中 、皖东抗日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 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10月2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新四军。（《中共巢湖地区党史大记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之国民党京沪杭战场失利，沿长江一带华中地区一片混乱。各方势力都在集聚力量，拉起部队，“有枪便是草头王”。一时间，各种名目的“司令”、“队长”比比皆是。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征粮征款，绑票拉牛，欺压群众。赵鹏程此时以自己的“学生”和原有武装为基础，收编了一些国民党的溃兵，建立起了和县游击大队，并任大队长，投奔爱国抗日时任国民党和县县长的族侄赵永智，意欲帮助他整治和县的混乱局面，未料竟遭到暗算，赵永智在南乡视察时被杀；赵鹏程得力于“学生”帮助，才幸免于难。 1938年3月，赵鹏程在“报国无门、雪恨无路”的情况下，通过兄长赵凤文，与当时在和县香泉钟三村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大队大队长冯文华、政治部主任张恺帆联系上，接受改编，编为八团一大队二营。赵鹏程被任命为一大队参谋主任兼二营营长，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同年，赵鹏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新四军江北部队进行整编，赵鹏程将部队交给党安排，听从党的指示，回和县建立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在和县南乡活动。原二炮副司令员廖成美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里有我们***的一支赵鹏程游击队。和县南乡这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有着光荣的一页，是值得记载的。” （赵鹏程生平源于网络） 1938年5月，程明远延安学习后回原籍从事抗日战争，任中共六安县委书记，组建了六安游击大队，兼任大队政治委员。1939年1月，率六安地方武装一大队东进定远藕塘，与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会师，任团政治处主任。2月，兼任定凤县委书记。 1938年8月，八团从皖中的西汤池等地出发，9月越过淮南铁路进入淮南津浦路西的肥东、全椒和定远地区。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一边打击日伪军，一边向民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并用实际行动逐步取得了当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皖东沦陷后，日军扶持的以地主豪绅为主体的汉奸组织“维持会”及其反动武装，认贼作父，充当敌人的鹰犬，残害百姓。新四军要在皖东站住脚跟，就必须铲除这些“害人虫”。1938年12月，八团首先消灭了活动在肥东和定远交界的汉奸武装刘孟乙等近千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接着又袭击了日军在淮南线上的几个据点，不仅毙伤20多个日伪军，而且毁坏了日军在淮南线上的部分运输线。1939年春节，八团驻扎在梁园镇附近的东山口，数百名日军前来偷袭，双方激战四五个小时，由于我军占据有利地形，敌军被毙伤近百人后，全线败退。此次战斗是八团也是四支队进入皖东后，打击日军取得的较大胜利，既锻炼了部队，又为我军创建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3月，以八团一营和程明远游击队等为基础组成挺进团，巢县抗日游击大队编为八团一营。分编后，八团以定远藕塘为中心，创建路西抗日游击队根据地，挺进团到达定(远)凤(阳)交界地区开辟新区。1939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原局转八团的电报中指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不应当把这任务隐蔽起来，要在坚决打击日伪，消灭汉奸土匪的斗争中，迅速扩大和巩固我军，使其成为皖东抗日的武装主力”。6月下旬，新四军军长叶挺到达八团驻地藕塘。他在给八团指战员的讲话中指出：在执行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批评了部队某些领导对顽固派的进攻不进行自卫还击的右倾错误。 1939年7月初，以四支队八团为基础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在定远县安子集宣告成立。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不久，部队陆续越过津浦铁路，到达来安、天长等地，开辟新区。1939年10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进驻藕塘附近山黄村。 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东的近一年时间，先后与日伪作战90余次，毙伤俘敌军2800余人，消灭汉奸武装和土匪3700余人，部队深深扎根于民众之间。1939年秋，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开始形成，它既是路东根据地的门户，又是华中根据地的屏障。抗战时期，刘少奇、张云逸、郑位三、罗炳辉、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战斗过，从而成为全国十九块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之一。（李发武） （腾讯网    红色记忆    《藕塘津浦路西革命根据地》作者李发武） 1939年三、四月间，新四军挺进团在定远藕塘窝子里村成立，成军任团长，祝世凤任政委，程明远任政治处主任。4月初，挺进团进驻芝麻涧臧陈村与方家花园一带。由政治部主任程明远牵头，在凤阳县黄泥铺南山开会，组建中共定凤县委，程任书记，李教清任宣传部长，曹世嘉任组织部长，臧德新负责总务工作。后因程去外地开辟新游击区，定凤县委随之停止。（《定远县芝麻涧乡的红色记忆》 来源：安徽文化网 作者：董书冰） 1940年8月，程明远任中共合（肥）巢县委书记，1942年春任巢湖工委副书记。5月任巢（县）合（肥）庐（江）中心县委书记。9月，任巢合庐独立团（也称巢湖独立团）政治委员。 宣济民（巢合工委游击队队长1941年10月—1942年1月） 原名宣职章，曾用名周执章，安徽肥东人。生于1903年11月，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9月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6月奉命回到肥东山王一带开展敌后抗日工作。在山王自卫队的基础上，发展建立了“淮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任总队长。后历任江北游击纵队三团二营营长、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副参谋长、合肥县总队副总队长。1941年10月至1942年1月任巢合工委游击队队长。后历任巢湖独立团参谋长、巢湖支队参谋长、巢北支队副支队长。1945年后任巢合独立团团长、定滁全支队司令员。1946年后任华东局国区部汇通盐号副经理，华东局国区工作部外出干部训练班大队长，豫皖苏第六军分区军事部长、副司令员，济南军法处副处长，徐州军法处处长，华东局社会部及上海社会处组长。1950年后任皖北行署劳动局副局长。1983年病逝。（源于肥东党史方志网） （未完待续） ------------ 第二十三章 党组织的恢复建立 抗日骨干培训 1938年春天，日寇集中兵力攻占徐州、浦口。5月，合肥、巢县先后沦陷。6月，日寇占领无为，而国民党大批嫡系部队不战而溃。桂溪第五路军也由皖东北逃到大别山区，皖中皖东地区一片混乱，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四支队于4月底从霍山以西的流坡町东进皖中地区，支队领导机关住舒城东南之东蒋冲，第七团沿金牛镇、盛家桥进入巢县以南地区，第八团在安合路沿线和庐江无为活动一个时期后，开赴和县含山，不久即开赴淮南路东全椒一带活动，进入皖东地区，第九团活动于巢县、无为地区。 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通过统战关系，由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命，支持进步人士胡竺冰为无为县县长，同时，委派翟宗文为庐江县县长，马忍言（即冯宏谦）为巢县县长。当胡竺冰、翟宗文两人去接收两县政权时，而把持两县的封建势力拒绝移交，并且不许二人入境。胡、翟遂到舒城县东蒋冲请求新四军四支队予以支援，四支队派参谋长林维先率七团、手枪团攻克无为，庐江县城，护送胡竺冰到任，同行的还有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 1939年4月，第二游击纵队与地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纵队机关设在无为开城桥王家大墩，中国共产党也集中全力发动巢无地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在各个敌顽交界处建立游击队。当时，已经建立的游击队的有：桐东、庐南、巢湖、巢北等游击大队。1939年年底，在皖中成立了皖中党政军委员会。 （《皖江抗日根据地公安保卫工作历史资料长编·初稿》皖江抗日根据地公安史资料编写组） 新四军（无为县）游击队（1938·5-1938·8） 1938年5月，中共无为县委在东乡白峁洲成立了新四军游击队，下辖3个分队，共约200人枪。同年7月，游击队改称无为县第二中队。不久，大部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游击第二纵队，其余，仍然由县委领导进行武装活动。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巢湖地区组织史资料·1927·4-1987·11》中共巢湖地区组织部   中共巢湖地委党史办公室  巢湖地区档案馆） 张帜（巢合办事处主任1944年5月―1945年8月） 原名张家植，曾用名张心培、张炽、铸人。安徽肥东人。生于1907年，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日义勇军大队政治部主任，合二区抗敌协会主任，合二区委书记、区长。1944年5月至1945年8月任巢合办事处主任，1948年任定合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徽省劳动局副局长。1988年病逝。（源于肥东党史方志网） 1938年6月，合肥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成立，童宜仙任合肥西乡妇抗会主任。秋天，她和程明远、徐树吾等同志在雷麻店组织了700多人、600多条枪的抗日“巡逻大队”，活动于大潜山一带，同敌伪开展武装斗争。之后，大队又袭击了日寇驻桃溪镇师团部的汽油站和军用仓库，消灭二十多名日寇，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大大激励了抗日民众的斗志。 1938年2月，童立芳满怀杀敌报国的心愿参加了新四军巢湖支队，跟随巢湖支队司令员唐晓光、政委程明远到肥东店埠地区战斗。 前面讲到程明远1936年释放，然后到延安学习。1938年5月，程明远从延安回原籍从事抗日战争。1939年12月，程明远、桂俊亭奉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指示，来合肥西乡组织抗日武装，扩充主力部队。次年1月，在肥西烧脉岗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直属大队，朱养仙任大队长，下辖3个中队，队员近百人。这支抗日武装，以合肥西乡为中心，经常活动于三河、龙潭河、中派、程店、双枣树等地，狠狠地打击了日伪顽军。 马忍言从武汉回家乡巢县担任巢县县长，组织青壮年打鬼子，马忍言的工作得到中共皖中工委的大力帮助。从抗战一开始，马忍言就能与中共真诚合作，因此，巢县抗战初期很快便有了国共合作的良好开端。 1937年8月，中**员张凯帆、桂蓬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获释。张凯帆出狱后回家乡无为县，于10月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恢复关系后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报道，接受中共代表团的审查。11月，南京中共中央代表团派李世农到无为县，组建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李世农任书记，张凯帆、桂蓬为委员，皖中工委成立后，积极向巢县开展工作。 1938年 初，中共皖中工委书记李世农、委员桂蓬（即黄育贤）、张凯帆及舒政海（此时尚未恢复党籍）、共产党员冯文华等先后到巢县，协助马忍言在圆山竹柯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培训抗日骨干。1938年春，新四军四支队九团、八团先后奉命来到皖中、皖东，他们在宣传抗日，打击日寇的同时，派出民运工作队（组）在地方发展党员，在一些地方恢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1938年初秋，中共安徽省工委派共产党员时生到巢县组建巢县特别支部，9月，中共巢县特别支部在巢北黄山小殷洼正式成立。巢县特别支部成立后，在举办抗日军政干部培训班的同时，在训练班内积极发展党员。同年11月，中共皖东工委机关东迁途中来到柘皋，将特支改为县委。巢县县委继续利用干部训练班抗日骨干，并在巢北农村、集镇大量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巢一、巢二、夏阁、黄山、柘皋、含山、沿湖等7个区（工）委组织和几十个党支部。 1938年4月，中共皖中工委改为舒城中心县委。魏兆雨、舒政海、罗希林（又名罗明声）等，根据舒城中心县委指示，于1938年初秋在魏家坝（今坝镇）建立了中共巢南工作委员会，领导巢南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7月底，巢南行政办事处（也称巢南督导处）在魏家坝挂牌成立。舒政海任办事处主任，罗希林任办事处军事参谋主任。 1938年12月，巢县特支改为巢县县委，鲍有荪任书记，纪正任组织部长，时生任宣传部长，委员有茅*（不久因病回原籍寿县）、许文虹。 （源自《中共居巢地方史》） 1938年4月，新四军四支队挺进皖中，派出张学文、林英坚等同志协助皖中、皖西地方党李世农、张凯帆、桂蓬洲、曹云露等同志，发展游击武装，在秋天建立了一支由戴季英同志领导的游击纵队，下辖第一、第二两个大队，约2000人。 同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无为将第一大队扩编为江北游击纵队，将第二大队改为第三游击纵队第一大队。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率二支队四团一营赴庐江，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孙仲德任司令，黄岩任政委。下辖：一大队，由二支队四团一营改编，队长余龙贵，教导员廖成美；二大队，由原一大队组成，队长张学文；教导员杨效春；三大队，由原二大队组成，队长桂蓬洲，教导员顾鸿。 蒋天然，无为县恍城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历任新四军*长，江北指挥部教导区队长，新四军第七师独立营营长兼情报总站站长，七师五十五团副团长，**团长、白湖独立团团长等职。《改造巢南大刀会的中心会堂——项家山、任家山祠堂》 （未完待续） ------------ 第二十四章 抗日烽火岁月 艰苦卓绝风起云涌 1938年6月6日，日军占领寿县。 1938年6月8日，日军占领舒城。早在5月10日，日军就派飞机轰炸舒城县城，炸死居民260多人，炸毁民房2000多间。1938年8月底，日军在望城岗向六安城打炮。 8月26日晨，日军先头部队数百人抵六安城东十里铺，被我东北军51军于学忠部的第114师守城部队击退。后日军兵力增至2000多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渐推进至城东望城岗；战斗一直继续到27日晚，日军逼近古城六安的东面城墙。当日时值农历闰七月初三,月牙还未挂上树梢，日军约200余人的便衣队趁夜色潜入六安的北城门，被我守军发现,拼全力将其压出城外。28日，进犯六安城的一线日军已达3000多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于下午4时许，终于从六安城的东南拐(即今日六安市区解放中路军分区红星楼附近)爬入城内。守城的51军114四师官兵与其进行了惨烈的巷战。直至夜10时，守军终因伤亡过重，出西门、便门，涉水撤往淠河西岸。六安城陷落。 日军侵占六安后，因其不在自己国度，不存顾忌，奸淫烧杀，无所不为，一点****，其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当年亲眼目睹的一些老人，至今不能忘却那不堪回首的惨烈场面，,并时常喋喋不休地告诉儿孙。日军侵占六安后，其13师团的主力在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指挥下，从韩摆渡、苏家埠等处架浮桥过淠河，经南岳庙、康家埠、独山、石婆店，向开顺街、叶家集进犯。另有一路向霍山进犯。随着战争的持续，侵华日军也深感兵力不足。 1938年8月28日夜10时许，守军伤亡过重，奉命撤出，六安沦陷。日军太田部队举行入城仪式。 10月13日，侵占霍山的日军撤走。 11月14日，侵占六安的日军也从皋城撤走，整整待了79天。 (摘自市政协《六安抗战史料汇编》 蔡继煌) 1937年1月，到延安抗大14队学习，重新加入共产党。在中央党校13班任队长。“七七”事变后，程明远奉党指示，返回合肥西乡开展抗日活动，和桂俊亭一起，在肥西烧脉岗组建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直属大队，有队员近百人，在肥西严店附近与地主武装王庚年部激战后撤离肥西。 1938年5月后，程明远先后在六安、定凤、合巢庐、合巢等县委和中心县委任书记，兼游击大队长、挺进团主任、支队政委等职。（来源肥西县广播电视台） 程明远1938年5月从延安回原籍从事抗日战争。后任中共六安县委书记，组建了六安游击大队，兼任大队政治委员。 1938年的8月26日，日军第十师团从合肥出发进攻六安，与中国守军第51军第113、114师发生激战。114师683团团长王鹏举率部英勇抗击，虽在人数上日寇数倍于自己，但曾一天数次击退日军的多次冲锋。28日黄昏十分，日军用炸药将东南城角炸毁，七八百名日军乘机突入城内。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激烈巷战，但终因伤亡巨大，被迫撤至潍河西岸，六安随即被日军占领。 （文字源于网络）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九日(春节)拂晓，日军两个大队约七、八百人，袭击八团东山口老人洼驻地。8团英勇奋战， 不畏强敌，全力迎战来犯之敌，激战终日， 打退敌军多次进攻。特别是三营在李木生营长率领下，依靠土造步枪、大刀、长矛打得英勇顽强，最后日军什出一百五十余人伤亡代价，用骡马载运尸体撤回据点。 东山口战斗是八团东进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锻炼了部队，增强了干部战士战胜日寇的信心。 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三九年春，八团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不断扩大武装。竹沟镇八团留守处输送一个补充大队，全团增至一千五百余人。同年八月， 团成立了教导队和重机枪连，随后又将团特务连、侦察连和通信连，合编为警卫营，团教导队扩编为教导大队，下辖三个队。一九三九年二月，以八团一营和特务连为基础，和合肥的程明远，风阳的曹慕颜两个游击大队二扩编为挺进团，将崇县的冯文华游击大队编为八团第一营。为继续东进，开辟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铁路路东抗日报据地创造条件。39年夏天，以8团为基础，组建5支队，原五支队第八团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十三团，由饶守坤任团长，李木生任参谋长，李冰任政治部主任。后又由宋文任团长，肖学林任政委。该团下辖三个营，一个特务连，一个通讯连。改编后，奉命在淮南地区开展游击战。 冯文华，1909年出生在安徽省巢县夏阁镇竹柯村(今属巢湖市居巢区)。193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察绥抗日同盟军警卫营长，山东泰山冯玉祥将军处中共支部书记等。抗日战争时期，任巢县抗日游击队大队长，挺进纵队团长，抗日自卫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39年所部编入新四军后，任江北游击纵队大队长，第5支队副参谋长、参谋长，第2师参谋处长，抗大第8分校教育长、第4分校副校长，第4师参谋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参谋长，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师长，华东海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军训处处长等职。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国家体育协会航海部部长，国家体委航海司司长。1968年在北京去世，时年59岁。（文字源于网络） 1939年4、5月间,新四军四支队七、九团东进抗日到达青龙厂,司令部就设在褚老圩。 1939年3月，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率部到达青龙厂褚老圩，司令部就设在村民褚民安家。1939年6月，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等新四军领导人带领四支队视察并驻足指导革命工作；同年11月，刘少奇化名胡服亦到青龙厂指导抗日工作。自此，褚老圩便成了抗日的指挥中心，成了革命的心脏，以高敬亭为司令的新四军四支队在抗击日寇、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39年6月，由于遭到-军的特别仇视，以及“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打击和宗派主义者的嫉妒等诸多原因，高敬亭被加以反党、-等莫须有的罪行错杀于褚老圩。（源于网络） 1939年1月，程明远率六安地方武装一大队东进定远藕塘，与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会师，任团政治处主任。1940年8月，任中共合（肥）巢县县委书记，1942年春，任巢湖工委副书记，5月任巢合庐中心县委书记。9月，任巢合庐独立团（也称巢湖独立团）政治委员。 （未完待续） ------------ 第二十五章 红四方面军庐北地方游击队 红四方面军庐北地方游击队，1932年2月成立，活动在庐北和巢湖南岸，后属桐庐县委领导。队长，沈其德（1932·2-1932·7）. 1931年初，中共安庆中心县委由于内部出现叛徒，组织遭到破坏，桐庐两县党的力量损失严重。1932年7月，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两县党的负责人在桐庐边境大艾庄举行联席会议，将桐城、庐江两县委合并成立桐庐县委会，机关设在庐江南盔头畈小学，上属中共皖西（合肥）中心县委领导。1932年9月，皖西中心县委被破坏后，属合肥临时中心县委领导。 1932年9月，由于被人告密，庐江城内及南乡许多共产党员及党的基层干部被捕，组织被严重破坏。桐庐机关被迫由庐南迁至桐城县浮山彰公岩一带。11月，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团及地方团防出动，并网罗众多叛徒、特务在桐、庐两县多次“清剿”，搜捕党、团员和群众。1933年1月，县委书记陈雪吾被捕，不久被杀害，桐庐县委及所属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仅有白石山区委继续存在一段时间，此后，尚有庐北地区在中共合肥中心县委、皖西北特委领导下，相继恢复和建立了20多个支部，最长的坚持活动到1935年初。 庐南特务连（1932·7-1933·3）连长  陈雪吾（兼，1932·7-1933·1） 红四方面军庐北地方游击队（1932·7-1933·3）1933年3月，桐庐县委被破坏后，庐北地方游击队未受影响，继续在庐北、巢（湖）南等地活动。队长  ，沈其德（1932·7-1933·3） 1933年3月，桐庐县委被破坏后，白石山区委仍然独立坚持活动。中共白石山区委书记张守仁，团支书张咸铎。 1937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成立了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以恢复和发展皖中地区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中共皖中工委成立后，通过政治考察，首先在无为县陆续恢复一批内战时期入党，后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的党籍，建立了中共无为工委会，同时，积极向巢县、庐江、舒城等县开展工作，先后同各县地下党员接上了组织关系，吸收了少数优秀青年入党。 1938年3月初，新四军四支队在高敬亭率领下，分别由湖北黄安县七里坪与河南信阳县刑集出发，东进皖中敌后抗日。4月初，新四军四支队进入舒城县后，又分别向庐江、无为、巢县进发。在东进途中，四支队亦通过开展党的工作，促进了一些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 1938年4月，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对安徽长江以北地区及大别山党组织进行了调整，皖中工委改为舒城中心县委，统一领导无为、庐江、巢县以及舒城、桐城等县党的工作。 同年8月，为开展皖东工作，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成立中共皖东工作委员会。皖东工委成立后，首先建立了中共巢县特别支部。巢县特支通过与国民党巢县县政府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以巢县民众动员 委员会的名义，在巢县柘皋、黄山一带举办青年抗日训练班，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培训青年抗日骨干，并从中培养、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入党。同年秋，皖东工委进入柘皋，决定在巢县特支基础上，建立巢县县委。皖东工委与巢县县委继续联合巢县县政府，举办抗日训练班。吸引了含山、和县、江浦、全椒、合肥等地的大批爱国青年前来受训。通过学习和培训，这批青年大部分成为中**员和抗日骨干，成为发展巢县、含山、和县、及皖东地区工作的革命种子。其中，部分党员受巢县县委派遣， 返回含山、和县等地做党的秘密工作，成立了含山县委。1939年4月，苏皖省委决定，为进一步向皖东地区发展党的工作，成立了中共和含全县委。 1939年1月，安徽省工委撤销，成立了中共鄂豫皖区党委。稍后，舒城中心县委改为舒无地委，上属鄂豫皖区党委领导。通过舒城中心县委和舒无地委的努力，无为、庐江、巢县（南部），以及舒城、桐城等县党组织逐步发展，各县均相继建立了若干党的区委组织，并开始建立了一批地方抗日武装和群众抗日团体。 1939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新四军军长叶挺由皖南军部来江北，会同参谋长张云逸，与国民党安徽省军政当局进行谈判。不久，于庐江东汤池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了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领导。原由中共’舒城中心县委组建、发展的新四军四支队游击第二纵队，与随叶挺、张云逸过江的新四军第二支队一部合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改由江北指挥部指挥，政治上属舒无地委领导。 1939年秋天，国民党安徽省当局开始全面推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并为此举办党政干部训练班，进行贯彻。从此，皖中抗日斗争形势发生逆转，自抗日战争全面开展后，各县党组织与地方国民党方面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不断遭到破坏，原担任或参加各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及工作团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遭到排斥和监视，大批倾向共产党的爱国青年遭到迫害。针对这种形势，为防止和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避免损失，根据鄂豫皖区党委的指示，舒无地委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有组织的安排 桐城、舒城、庐江等县党组织进行隐蔽和撤退工作，大批公开身份的党员、干部和青年抗日骨干分别撤往无为、巢县、或输送到皖东地区开展工作。 同时，中共苏皖省委亦部署和含全县委，采取了应变措施，并撤销和含全县委，分别成立含山、全椒县委及和县善厚集区委。 1939年11月，鄂豫皖区党委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庐江东汤池撤往皖东定远县。区党委组织部长何伟留下，于1940年1月组建皖中军政委员会，统一和协调皖中党政军组织的领导，舒无地委在皖中军政委员会直接领导下，与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密切配合，独立坚持巢无庐舒桐地区党的工作。在此前后，为方便领导，舒无地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重组和（县）含（山）地区党组织，并进而归入舒无地委组织系统中。同时，巢县县委亦划归舒无地委领导，自此，舒无地委实现了对无为、巢县、庐江、含山、和县，以及舒城、桐城、潜山、怀宁等县党组织的统一领导。 （选自《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巢湖地区组织史资料》1927·4-1987·11） 1940年8月程明远任中共合（肥）巢县委书记，1942年春任中共巢湖工委副书记。5月任巢和庐（江）中心县委书记。 ------------ 第二十六章 巢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巢县境内位于巢湖以南的银屏、槐林二区，统称为巢南地区。它西北濒临巢湖，东接含山、和县，南连无为、庐江，面积436平方公里。境内多山，交通闭塞。然而区外交通较为便捷，百里巢湖沟通南北，裕溪河通达长江。军事上，巢南地区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在银屏山据守，内易防守，外利出击，攻防兼备，确是皖中地区的战略要地。 银屏山有个仙人洞，洞内有株白牡丹，生长在悬崖峭壁上，每年谷雨前后盛开，可谓奇花。银屏山往南，是高低起伏的群山，有高林班家巷东边的龙骨山，丁汝昌的墓就在此山上。往东南就是笑泉口，无为，魏家坝。往南是槐林咀，磨盘山，周家大山。过了槐林咀就是沐家集，盛家桥。盛家桥有个名中医，孙先生，也是母亲娘家长辈。小翟村也有我们家亲戚。 在日寇占领巢县城和控制淮南铁路的当初，国民党军队曾一度退守于此，后日寇向巢南地区进逼，国民党军队西撤。 1938年春，党为了开展皖中敌后抗日游击斗争，指示新四军四支队挺进皖中、皖东开辟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同年11月，新四军军部指派参谋长张云逸从皖南抵达江北，以加强对江北新四军的领导。1939年5月初，新四军军长叶挺也抵达江北。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江县东汤池成立，同时成立了党的江北指挥部前委。6月，新四军江北部队整编，在皖中的新四军整编为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政委黄岩），坚持皖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并且保持与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联系。为了加强党在巢无地区的领导力量，中共鄂豫皖区委于1939年2月决定撤销舒城中心县委，成立舒无地委（书记黄岩，副书记赵忠国，组织部长谢非，宣传部长赵君哲，青年部长冯纪新，妇女部长赵湘荃），地委机关由舒城迁至庐江县东汤池，后又迁至无为县开城桥一带。地委首先抓党员干部的培训，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准备。“照明山事件”发生后，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舒无地委被迫撤离巢无地区。7月，孙仲德率江北游击纵队一部返回巢无地区。 成立不久的中共巢湖地委在巢县独立营保护下，进入巢县南北地区。此后不久，无为三区，巢县四区等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巢无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从此开始。 前面说过，程明远和我爷爷徐吉彪是老表，我奶奶姓张，在家排行老三，肥西三河人。膝下有四个子女，在槐林咀六渡庵曾度过一段日子，那时候，还没有我叔叔。 爷爷来槐林咀，靠撑船跑运输为生，上海李大姥（人称李大姐）开了一家织布厂，爷爷撑的船也是李大姥家的。我的老家在肥西义城，合肥义城的圣普大伯，圣银二伯。他们也经常跑槐林咀，主要是以生意人的身份，出入槐林咀的姜家仓村子，或者是合肥老家的亲戚，来槐林咀走亲戚的。姜家仓有过得硬的地下党组织，槐林咀的磨盘山也是通往无为的主要交通要道。 （未完待续） ------------ 第二十七章 中共巢县县委的建立 1938年12月，巢县特支改为巢县县委，鲍有荪任书记，纪正任组织部长，时生任宣传部长，委员有茅堃（不久因病回原籍寿县）、许文虹。巢县县委是抗日战争时期在皖东恢复建立的第一个县委组织。1939年4月，皖东工委东迁全椒、滁县，鲍有荪随工委行动，纪正接任巢县县委书记。这时县委成员也有所调整，增补吴屏周、沙流辉、张克东为委员。巢县县委成立后，在开展抗日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日，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业、文化等抗敌协会，举办抗日军政干部培训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且，根据中共中央1938年3月15日作出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精神，着重在巢北地区农村、集镇，积极、大量地吸收党员，建立党组织，使巢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获得前所未有的的大发展。1939年1月，县委首先建立了巢一区委，范围包括夏阁、西峰、含山县钜兴集等地。纪正兼区委书记，曹础负责组织工作。不久，又建立了巢二区委，以柘皋镇为中心向四周农村发展，包括峏山、板桥、大小储、周家岗等地。鲍有荪兼区委书记，委员有沙流辉、张克林。上述两区委于同年4月因区域调整而撤销。 1939年夏，县委指派吴谷山（后叛变）到夏阁建立了夏阁区委，吴谷山任书记，冯宏德为组织委员，胡家友为宣传委员。区委下辖竹柯、大罗、山洼张、夏阁等4个党支部。1939年8月，从中共苏皖省委党员培训班学习结业的中**员周衣冰奉命回巢县，在黄山山区建立了一个黄山中心区委，周衣冰任书记。根据苏皖省委指示，中心区委主要任务是在山区筹建抗日武装。1939年秋，中共黄山区委成立，吴屏周兼任书记，杨生贵为副书记，丁邦富、储金华、潘维清为委员，区委领导长山洼、元通、小吴、桃子山、大汤等5个支部。与黄山区委同时成立的还有柴埠荚中心支部，荚厚华任书记。1940年5月，柘皋镇周围农村党组织发展较快，县委决定撤销柴埠荚中心支部，成立柘皋区委，荚厚华任书记，荚存善（即李本初）为组织委员。区委领导柴埠荚、蒋家渡、主家山洼、邓家洼、白屋赵、小唐、大鲁、周家岗、大储、小储、小吴等11个支部。 1940年1月，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十大队二连政治指导员李振农增补为巢县县委委员。5月，中共舒城县委书记贾世珍率舒城县委部分武装辗转至巢北。6月，吴屏周调离巢北，贾世珍接任县委组织部长，曹树华为委员。9月，纪正率巢县独立营北上定远，沙流辉、李振农随独立营行动。此时，县委又进行了调整，贾世珍任代理书记，曹树华任组织部长，乔林任宣传部长。年底，乔林调离，赵节任宣传部长。 1940年初，中共巢（县）庐（江）县委书记桂林栖一度来到巢湖北岸古流涧赵村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组织，代号“精武”。同年夏，曹树华到巢湖北岸西宋、唐家嘴一带开展建党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不折”（西宋），“再厉”（唐家嘴）支部，尔后，建立了沿湖区委，曹兼书记，乔智（即宋皓明）、宋声祥为委员。区委领导“精武”、“不折”、“再厉”3个支部。巢县县委在童（集）凤（凰）清（涧）建立了一个中心支部，由县委直接领导。县委还在柘皋码头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了支部组织。从1938年底到1940年底，巢县县委在巢北贯彻党的建党方针，大力发展党员和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巢一、巢二、黄山中心区委、夏阁、黄山、柘皋、含山（在含山境内，刁筠寿任区委书记）、沿湖等八个区委组织和24个党支部，发展党员五六百人，党员和党的组织几乎遍布巢北乡镇。 1939年春，国民党在皖东地区开始制造反*摩擦事件。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反*摩擦，中共巢县县委决定建立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年底，巢县县委创建的巢县抗日游击队成立。不久，这支人民抗日武装在巢北人民的支持下迅速发展一个营的编制。当国民党在巢北公开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大好局面的时候，***的这支人民抗日武装拿起自卫武器，进行自卫，保护老百姓和抗战成果。在抗日武装的保护下，县委于1940年四五月先后建立巢一区、巢二区两个抗日游击队区政府，由杨霭庭、张克东分别担任巢一、巢二两区区长。 （本章内容选自《中共居巢地方史》 1940年5月，江北游击纵队第十大队改称巢县独立营，仍然管辖3个连。不久，中共舒城县委所属部分武装转移至巢北，编入独立营为第四连。（未完待续） ------------ 第二十八章  槐林嘴在二七师交通线的重要性 前面讲到徐吉彪（标）和程明远的关系，他们是老表，合肥老表，也是正儿八经的老表。徐吉彪的大房姓张，和张开泰是一个家族。程明远是木匠，是合肥早期的”十人团“之一，是中共地下组织者之一，也经常到槐林嘴来，从事秘密的地下交通工作。程明远也经常乘老表的木帆船。徐吉彪身材高大，书生脸，穿长衫，戴礼帽，在巢湖（焦湖）跑船，人称徐老大。 徐吉彪做事情非常的谨慎，这一点，很是得到老表程明远的赏识。程明远从合肥到白石山，到班家巷。从皖南事变以后，槐林嘴（槐林区）在军事的战略意义上十分重大。其一，往东是无为，江口，其二，水上游击队，巢南山区游击队，在打通新四军二七师的交通线非常的重要。其三，程明远在槐林嘴有可靠的地下党组织和可靠的交通人选。他们以卖锅为名，下江南，搜集情报。当时，在打通新四军二七师交通联络线有四条，其中三条要从槐林嘴，巢湖水上抵达巢北。 徐吉彪当时主要是合肥到上海的水上运输，主要是上海织布厂的生意运输。所以，徐吉彪在巢湖到长江的熟人特别多。也就是说，他是程明远的最佳人选，跑交通，秘密的进入中共地下工作。 姜家仓，是巢湖南岸的一个村庄。虽然，叫姜家仓，不如说是乱坟岗。这个村没有一户姓姜的，都是外来户，也都是跑鬼子返到姜家仓落脚的。先是姓翟的，后是姓汪的，姓夏的，姓袁的，姓胡的，姓朱的，姓许的，姓张的，姓杂的很。徐吉彪是从井字姜搬过来的。一开始，住在三板桥朱家庄户屋子，后来，那里死了人，特别的冷清，搬到姜家仓村子里，袁家老屋。 姜家仓村口有三口塘，村子中心有棵老皂角树，三个人都围抱不过来，树心都生了许多白蚁。村口有口塘叫锣塘，水很清澈，可饮用。塘埂很高，村子似乎在村子下面，西边滩子有座大的墓碑。东边西边都有土地庙，东边有棵老枣树，至少也有百年。 村子里石头小路，十分的整洁，翟家门里很深，门口是村子中心的塘，水不是很深，倒也干净，有些鱼虾。 徐吉彪和他的家人们，就生活在袁家门里，在村子的北面，东北有苦竹园，园外有老坟地，冷清的很。这里也是合肥老家客人常光顾的地方。（未完待续） ------------ 第二十九章：苦竹园枪声 巢湖南岸有个村庄叫姜家仓村，村东头有棵百年老枣树，村中心有棵古老的皂荚树，虽然树很老，每年还是结出许多皂荚来。皂荚树四个壮汉是合抱不过来的，树下是凸起的树根，粗大，有些年代了。皂荚树的东北边，是袁家门里，很深，拍草屋，黄草。姜家仓袁姓家人都住在这个门里里面。1942年的一天，袁家门里搬进来一户徐姓人家。根据巢南地下党的商议，做了这个决定。朱方友和胡经忠是巢南姜家仓村地下党，对外公开身份是贫下中农，检查去江南做买锅换锅生意。检查带点干粮在路上吃，渴了就在路边用手捧点水喝，穿一双草鞋，还要带几双，生意做的很辛苦。 锅厂在宣城的水阳。徐吉彪的大女儿出嫁到槐林嘴的杨泗沟李姓人家，因为，杨泗沟十年九淹，后来，李家为了生计，托人在水阳锅厂谋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其实，这还得感谢朱方友和胡经忠两个人。李和福的工作就是他们托熟人给找的。另外，裕溪口的清水河，徐吉彪也有亲戚。江南的关系网在悄悄展开，这些都在程明远的交通图里。 姜家仓袁家门里很深，屋后是一片苦竹园，面积很大，杂木林子，还有几座老坟，孤寂得很。园子里偶尔也会跑出一条毒蛇来，一些不知名字的鸟飞进飞出。新四军第七师担负着二师和七师的重要联络线。并且，新四军第七师还担负着征收新兵的任务。槐林嘴姜家仓袁家门里是远近闻名的，自从徐家搬进来，徐吉彪的儿子叫徐圣贵，小女徐圣英。徐圣英的母亲胡常英，个子大，缺柴草，她就砍草晒，苦竹园的枯树枝也是很好的烧锅料。 槐林嘴姜家仓姓很杂，姓夏的是破产地主，家底不是很厚，也有国民党兵出入。姜家仓是新四军秘密联络点，这是个最大的秘密，当时，程明远和徐吉彪是合肥比较亲的老表，徐吉彪在巢湖撑木帆船，跑合肥——上海，帮李氏纺织厂，运送货物，徐家和李家非常亲。合肥义城户家有时也有一些枪支出售，这对程明远来说，是个最好的消息。无论想什么办法，也要把枪买过来，再秘密偷运到槐林嘴，再从磨盘山通过地下党，运到无为红庙。 这项工作徐吉彪是有经验的，船上有好几箩筐巢湖大白条，还有通往上海的路单。徐吉彪的木帆船在巢湖水上，风光的很。就是跑长江也是很多熟人，上海李家织布厂家大业大，惹不起的。李家和李鸿章当铺很有渊源，所以路单的通行不是问题。 程明远居无定所，高林班家巷是巢合庐中心县委所在地，魏家坝（今坝镇）东关口宁家二楼为新四军魏家坝办公地点。枪从合肥偷运过来，还要检查枪的质量，在苦竹园备些鞭炮和大子雷，这些都是试枪前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从没有过遗漏，为了预防敌人的发现，试枪的工作十分谨慎。 胡常英的每天工作，就是淘米做饭，将徐吉彪从船上背来的糯米，按一定的量淘好，煮糍粑。用很少的香油煎一下，不会太油，吃了也不会闹肚子不舒服。胡常英煎糍粑很辛苦，土灶的排烟不是很好。那时候是拍草屋，没人敢把烟囱放在屋顶上，都是开在屋檐，所以，十有八九的土灶的排烟都是通病，熏死人。还呛。 姜家仓夏家和袁家隔了三四个门里，村里也都是跑江湖的。有杀猪的，有做篾匠的，还有做铜匠的，弹棉花的，买锅的换锅的补锅的，还有捁桶匠。匠人特别多，姜家仓出能人，小石头路踩得光溜溜的。 “三爷，今天到哪家杀猪？”朱方友问三爷汪美平。 “今天没活，把杀猪桶清理清理，把杀猪刀磨磨。”汪美平笑笑，“这趟江南混得不错吧。听大爷说，你的锅换了不少米。” 三爷不知道大爷和朱方友的地下党，知道他做铁锅生意，生意很好。 三爷杀猪的手艺也挺好，东家的猪肠子是要归杀猪的。 （未完待续） ------------ 第三十章：巢湖独立连的发展壮大 1940年7月，舒无为地委撤离皖中地区后，巢庐县委奉命独立坚持巢湖以南与庐江东部地区，秘密联系周围地区党的组织，护送途经该地的党员、干部转移到皖东抗日根据地。在这段时间内，为了工作方便，县委也直接接受皖东津浦路西省委领导。同年9月，巢湖地委进入巢县无为地区后，县委归地委领导。中共巢庐县委书记桂林栖，委员石安国、张家英、雷文、乔林、李式一（李可夫）。 巢湖游击队队长张家英，指导员桂林栖。 1941年春，巢庐县委领导的原巢湖游击队改为巢湖独立连，奉命随新四军第七师挺进团西进大别山，开辟工作。不久，因工作方向变更，独立连退出大别山，仍然归巢庐县委领导。连长黄炳光，指导员沈博。 巢湖独立连初创，经常活动在槐林咀巢湖庙一带。槐林咀小魏村一个能人魏取舟。在槐林咀开起了茶馆和洗澡堂子，南来北往的人很多，早上都是用长篮子装票子，客人中也有新四军和地下党。魏取舟家为了运煤炭方便，造了一条三吨的小黄稍子，巢湖的船家没有不认识魏老板家船的。程明远会木匠手艺，也认识很多的木匠师傅。魏取舟也会木匠一点，虽然不是师傅，提个建议什么的，还是很靠谱。很快，魏取舟就和程明远拉上了关系，也特别的铁的那一种。程明远也经常带同志们到茶馆喝喝茶，来澡堂洗洗澡。澡堂的报纸包的盐炒花生米可香了。 巢湖独立连在巢湖打游击，只有七根枪，同志们经常饿着肚子同敌人周旋。指导员沈博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地委领导，得到了很好的回复。 槐林咀地下党根据独立连的位置，在巢湖庙大庙岗秘密的联络上了。当然，地下党是随魏取舟的小黄稍子，靠在小河的岸边，在大庙岗的树林里，与独立连的同志接上头。独立连的同志装作运煤的苦力，随船在巢湖同敌人周旋，打游击。 1940年夏，巢县县委奉命率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巢县独立营坚持巢（县）北地区，并且，掩护巢湖地委开展工作。9月，纪正率巢县独立营编入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由贾世珍代理县委书记。此时，国民党部队在巢北地区加强部署，县委活动困难，遂转移到巢县南散兵一带活动，县委成员陆续调离。 巢南散兵石板老街有个饭店，黄老五饭店，有天井，灶台在大门边上，门朝北。离老街的水井很近，井是古井，水很甜。饭店的大厅很干净，有两张八仙桌，八仙桌配着厚实的大板凳。灶膛边上有秘密的地窖。一些贵重的物品也收纳其中，也可以藏人。 天井后面有厢房和客房，也可以接待客人住宿。屋顶是好看的小瓦，客厅的瓦屋川子历历在目，屋顶有瓦松。 黄老五饭店就是程明远警卫员黄玉书的家，曾希圣也光顾过，就连新四军唐晓光，程明远也带他来吃过饭。黄老五饭店的徽菜风味，名不虚传。 黄老五饭店也成了新四军和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地，成了银屏山区的一盏明灯。 1941年夏天，经巢湖地委决定，贾世珍率部分干部参加挺进大别山行动，巢县县委随即停止活动。 （未完待续） ------------ 第三十一章:巢县独立营与巢湖独立连 1939 年冬天，巢县县委组建了巢县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斗争。1940 年 2 月，游击队扩大，正式定番号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十大队。大队长纪正，教导员吴屏周。 当时的环境极为艰苦，物资匮乏，武器简陋，但游击队员们的抗日决心却坚定不移。 1940 年 2 月，游击队扩大，正式定番号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十大队，大队长纪正，教导员吴屏周带领着队员们活跃在敌后战场。他们巧妙地利用地形，与敌人展开周旋。无论是深山密林，还是崎岖的山路，都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 在纪正和吴屏周的指挥下，第十大队多次成功袭击了日军的运输队，缴获了大量的物资，为部队的补给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们还经常破坏敌人的通讯设施，扰乱敌人的作战计划，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在一次战斗中，第十大队遭遇了数倍于己的日军包围。但队员们毫不畏惧，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战术，成功突围。纪正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受了轻伤却依然坚持战斗。吴屏周则在后方冷静指挥，确保队伍有序撤离。 经过多次战斗的洗礼，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十大队声名远扬，成为了当地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信心。 1940 年 5 月，江北游击纵队第 10 大队改称巢县独立营，仍然管辖着 3 个连。尽管番号有所改变，但战士们的抗日热情丝毫不减。 不久，中共舒城县委所属部分武装转移至巢北，编入了独立营成为第 4 连。营长纪正，教导员惠自华，他们二人紧密合作，对新加入的第 4 连进行了严格的整训和融合。 纪正营长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他以严厉而公正的作风，迅速让第 4 连适应了独立营的作战风格和纪律要求。惠自华教导员则注重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深入的交流和教育，让战士们明白战斗的意义和目标，激发他们的斗志和使命感。 在纪正和惠自华的带领下，巢县独立营的战斗力不断提升。他们在敌后频繁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袭击敌人的据点，给日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无论是在艰苦的山区游击战中，还是在激烈的正面交锋里，巢县独立营的战士们都英勇无畏，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坚定的抗日决心。他们的英勇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成为了人民心中的抗日英雄和希望的象征。 高林桥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显得至关重要，成为了敌我双方都密切关注的醒目之地。 它坐落在槐林嘴的北面，与散兵、班家巷相邻，几乎就在巢湖的水畔。这里水网纵横，河道交错，既能作为天然的屏障阻碍敌军的进攻，又能为我方的物资运输和兵力调动提供便利的通道。 高林桥周边地形复杂，山峦起伏，茂密的树林为部队提供了良好的隐蔽条件。从高林桥出发，可以迅速辐射到周边的重要城镇和交通枢纽，控制住这一带的战略要冲。 正因如此，高林桥成为了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无论是日军妄图占据此地以巩固其在该地区的统治，还是我方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开展有效的抗日斗争，都围绕着高林桥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斗和战略部署。 姜家仓徐吉彪在巢湖撑大木帆船已经好些年头了。徐吉彪和程明远是表兄弟关系，彼此往来密切。 徐吉彪的前妻姓张，名三姐。她的娘家在肥西三河，那是个热闹的地方。后来因为生意上的变动，他们搬到了合肥的双岗。 双岗这个地方铁匠众多，整日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不绝于耳。张三姐娘家人在这里努力经营着生活，试图在新的环境中站稳脚跟。然而，过往的经历和人脉关系依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抉择，尤其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张三姐的舅舅凭借着出色的篾匠手艺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为人和善，广结善缘，与合肥十人团之一的张开泰关系尤为要好。 在张开泰的影响和引领下，张三姐的舅舅怀着一腔热血，毅然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了党员之一。 他积极参与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利用自己的手艺和人脉，为党组织的工作提供了不少帮助和支持。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危险，但他始终坚守信念，为了心中的理想默默奉献。 徐吉彪主要承担着为上海李大姐织布厂运输纺织品的工作，他的运输路线广泛，合肥、舒城、巢县等地都有涉足。 正因如此，他对各地的水运码头了如指掌。哪个码头装卸货物效率高，哪个码头水流平缓便于停靠，哪个码头在特定季节容易出现水位变化，他都心中有数。 在长期的运输工作中，徐吉彪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根据不同的天气和水流情况，灵活调整航行路线和时间，确保纺织品能够安全、及时地送达目的地。他熟悉每一个码头的工作人员，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也为他的运输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 1939 年 4 月，中共和县含山、全椒县委在巢县北黄山小殷洼宣告成立，如今此地归苏湾镇管辖。 县委成立之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抗日工作中。他们活跃在巢县尉子桥、汪家桥、柘皋一带，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深入乡村和集市，张贴抗日标语，散发传单，向广大群众讲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抗日的必要性。他们还组织群众集会，激情澎湃地演讲，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 在田间地头，他们与农民亲切交流，鼓励大家团结起来，为保卫家园贡献力量。不少热血青年在他们的感召下，纷纷报名参加抗日队伍。 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发动工作，当地群众的抗日意识得到了极大提高，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为后续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不久，县委奉命迁到全椒古河。古河距离苏湾不过十几里地，穿过油坊集便能抵达。如今这里是司集，向北行进不远便是。 古河的水陆交通颇为便利，为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提供了良好条件。而小黄山的丘陵地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成为了山中游击队的绝佳屏障。 游击队充分利用这里的地理优势，与敌人巧妙周旋。他们在山林中隐藏行踪，出其不意地对敌人发动袭击，然后又迅速消失在茫茫丘陵之中，让敌人摸不着头脑，疲于奔命。 在这片丘陵地带，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抗日战场上一支令敌人胆寒的力量。 县委迁到古河后，以此为立足点，首先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加强三县相邻地区党的发展建设上。 为此，派出了一批经验丰富、意志坚定的党员干部。他们深入基层，依靠各地的动委会，工作团，积极开展工作。 这些党员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疾苦。通过组织群众集会、举办学习班等形式，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 在他们的努力下，众多热血沸腾的优秀青年被深深吸引，纷纷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这些青年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积极申请加入党组织。经过严格的考察和培养，一大批优秀青年光荣地成为了中**员，为党组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强大的力量。 仅在和县北乡，就成功建立了两个区委和 5 个支部，党组织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壮大。 同时，县委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正确执行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统战政策。他们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抗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党的号召下，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农民们组建了农抗组织，拿起农具保卫家园；妇女们也不甘示弱，成立了妇抗团体，为前线战士提供后勤保障；孩子们则组成了儿童团，站岗放哨，传递情报。 这些抗日团体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情绪。人们不再畏惧敌人的威胁，心中充满了对抗日胜利的渴望。群众的抗日信心日益增强，他们坚信，只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赶走侵略者，迎来和平的曙光。在党的领导下，和县北乡的抗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为整个地区的抗日事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并且，通过一系列的抗日活动和组织建设，从中培养了一批充满朝气的青年干部和英勇无畏的抗日骨干。 这些青年干部思想进步、勇敢果断，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迅速成长起来。抗日骨干们则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出色的战斗能力，成为了群众的榜样和引领者。 他们深入了解当地情况，熟悉群众需求，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在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时，能够冷静分析，果断决策。 这些宝贵的人才资源，为即将到来的反摩擦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为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做好了一定的组织准备和干部准备。他们将成为抗日斗争中的中流砥柱，带领广大群众为保卫家园、抗击日寇而英勇奋战。（未完待续） ------------ 第三十二章:争取巢南大刀会抗日 正当滁河两岸群众抗日救亡工作全面展开之际，国民党却倒行逆施，加快了由政治限共转向军事**的步伐。 1939 年秋，国民党派兵驻守古河一带，他们非但不积极抗日，反而勾结敌伪，封锁滁河。这一恶劣行径，使得和含全县委的工作受到极大阻碍，难以跨越滁河去统一领导三县的工作。 滁河的封锁，切断了党组织之间的正常联系和工**同，给抗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广大党员和群众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坚守抗日信念，寻找新的途径和方法，与国民党的反动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为适应形势变化，1939 年 10 月，根据苏皖省委指示，撤销了和含全县委。随后，分别成立了含山县委、全椒县委及和县善后集区委。 这三个新成立的组织，均直接归省委领导。在新的组织架构下，各县委和区委迅速明确职责，积极投入工作。 含山县委深入当地，加强党组织建设，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全椒县委则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抗日策略，发动群众抵抗外敌入侵。 和县善后集区委全力做好善后工作，为前线的抗日斗争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他们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着各自的力量。 1939 年春，新四军第四支队所辖的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及第八团第一大队等部相继挺进和县，江浦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投身抗日，他们将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视为重中之重。面对当地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民间武装力量，新四军尤其注重争取当地民间封建武装大刀会参加抗日。 新四军的战士们深入到乡村和集市，与百姓亲切交流，耐心讲解抗日的形势和意义。对于大刀会的成员，他们更是以诚恳的态度，讲述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消除他们的顾虑和误解。 通过多次的接触和沟通，新四军展现出了坚定的抗日决心和为人民谋福祉的真诚愿望。渐渐地，大刀会的成员们被新四军的精神所打动，开始理解抗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1939 年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在庐江东汤池传达了中央军事副**周恩来在皖南军部所做的要新四军向皖东、皖中发展的指示。 巢南作为皖中的战略要地，却被大刀会所把持，这无疑给创建皖中抗日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大刀会成员众多，势力复杂，且长期在当地盘踞，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然而，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并不明确，对共*的抗日主张和行动也存在着误解和疑虑。 要把大刀会争取过来，首先需要深入了解他们的诉求和利益所在。或许是对自身地位和安全的担忧，或许是对传统势力范围的维护，只有找准关键，才能有的放矢。 其次，通过耐心细致的沟通和交流，向他们阐明抗日的大义和共同的敌人。用事实和道理让他们明白，只有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才能真正保障自身的长远利益。 同时，可以派遣得力的人员与大刀会的首领和骨干建立良好的关系，逐步赢得他们的信任。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大刀会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帮助，让他们感受到共的诚意和善意。 此外，展示共领导下的抗日力量和成果，让大刀会看到抗日的希望和前途，从而吸引他们主动靠拢，共同投身到抗日的伟大事业中来。 前不久，为了争取大刀会，曾派魏兆雨大队长率两个连前往开展争取工作。然而，在楚歌岭，他们却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暗中操纵的姥坞嘴大刀会的突然袭击。 毫无防备之下，新四军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姥坞嘴大刀会的成员们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挑唆下，疯狂地向新四军发起攻击。 枪林弹雨中，新四军战士们奋勇抵抗，但由于事发突然，局势极为不利。魏兆雨大队长身先士卒，指挥战士们反击，试图扭转战局。 但敌人的攻击异常猛烈，新四军损失严重。最终，魏兆宇大队长也不幸英勇牺牲，倒在了这片他为之奋斗的土地上。 这次惨痛的遭遇，让新四军深刻认识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险恶用心和争取大刀会工作的艰巨性，但也更加坚定了他们要完成这一任务的决心。 大刀会原名黄旗会，因常常悬挂八卦杏黄旗，会员身披黄飘带，故而得名。又因每人都配备一把长刀用于防身和战斗，所以也被称为大刀会。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刀会成员众多，其组织架构和活动方式都有着独特之处。他们以旗帜和长刀作为标志，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 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和明确的目标，大刀会的行动有时显得盲目和混乱。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成员大多是普通民众，在动荡的年代里，试图通过这样的组织形式来寻求保护和力量。 这种封建迷信组织起源于皖西，并逐步蔓延至巢南山区。 它主要依靠宗族关系来组织成员，并且以练功防身、防匪保家作为口号。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它既能抗击土匪对山区的骚扰和抢劫，又能抵制国民党抽丁派税的压迫，这使得它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1939 年夏达到了鼎盛时期，巢南一带几乎村村都设有会堂，户户都有会员参与其中。然而，尽管其规模庞大，但由于缺乏先进的思想引领和科学的组织架构，其发展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如何引导和改造这样的民间组织，使其成为抗日的积极力量，成为了摆在当地党组织和抗日力量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因而大刀会形成了一股较强大的社会力量，引起了各种政治势力的重视。地主、豪绅、日，伪和国民党都先后插手其中，致使它的政治态度变得极为复杂。 以项举鼎为首的项、任、马、张四姓自成一派，倾向新四军。项举鼎的态度相对中立，他赞成抗日，但因受到顽固派的反动宣传和挑拨，对新四军存在诸多误解。 任家山的任绍棠是潮南五县边界颇有名望的绅士，民族感较强，为人正直。他虽并非堂主，却能够掌控十几个堂口，是项举鼎信得过的人。 在这复杂的局势中，各方势力都在试图拉拢和影响大刀会，而大刀会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其未来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 最反动的当属姥坞嘴的堂主郑旭初，此人坚决不抗日，一心只**，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他表面上承认项举鼎为总堂主、总指挥，背地里却使绊子，与项举鼎矛盾极深。 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大刀会各派的不同政治态度，我们决定先开展任绍棠的工作，然后通过任绍棠，争取团结项举鼎。将对郑雪初进行揭露、孤立和斗争的突破口，确定在任家山。 在这个复杂的局势中，我们需要谨慎行事，巧妙运用策略，分化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日事业创造有利条件。 自从魏兆宇牺牲后，巢南大刀会因受国民党挑拨，实行了闭关自守政策，对新四军充满敌视。在绵延百里的山区，所有路口都设卡放哨，进行了严密封锁，一旦发现他们认为可疑的人试图进入这个地区，武装哨卡处就格杀勿论。 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山区所需的粮食要依靠从无为等地买进，于是决定用经济渗透的办法来打破僵局。派新四军特务连进驻严桥附近的柑子树村开设商店，以廉价供应山区紧缺的粮食、布匹、食盐等物资，并大量收购土特产。 在靠近封锁线边沿的东关到沐集一线，又开设了许多杂货店、粮行、麻行、柴草行、饭店和其他店铺。每个商店都设有一个情报站，夏长庚、方裕久、任长宽等既是店老板，又是情报站站长。 对于与新四军做买卖的商人，保证其人身安全和自由。通过这样的方式，群众对新四军逐渐产生了好感，一些大刀会成员也主动与新四军接触了。 这种经济渗透的策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山区物资匮乏的问题，也为改善与大刀会的关系、开展进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就在这时，项举鼎派到新四军方面来做生意的商人遭遇不幸，被土匪抢去货物，还被打死两人，抓走 三 人。项举鼎大为恼火，要求新四军救出商人，夺回货物。 经请示上级，我们采用调虎离山之计。一面散布新四军有大批货物要从白湖运出去的风声，把大股土匪引到白湖歼灭，一面率领部队趁虚进攻姥山匪穴，成功捣毁了匪巢，将被抓、被抢的人及货物全部夺回，当面交给项举鼎。 项举鼎深受感动，连说新四军讲信用，开始改变对新四军的看法。这一事件成为了改善新四军与项举鼎关系的重要契机，为后续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还通过严桥区青抗理事长、游击队长任醒凡去做任绍棠的工作。他是任绍棠儿子任道济的同窗好友，又与任绍棠有着家族关系。 几经周折，任绍棠终于同意由任道济和任醒凡陪同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统战科科长蒋天然前往任家山与他会晤。 会晤中，蒋天然耐心地向他解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还送他一本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并且针对他身为大地主的内心顾虑，蒋天然进一步诚恳地说道：“中共向来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当前国难当头，炎黄子孙岂能同室操戈？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一致抗日，这就是中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实质。我相信先生会以自己的观察判断，明辨是非，分清敌友的。” 任绍棠听后，陷入了沉思。他开始重新审视新四军以及中国共的抗日主张，内心的顾虑也在逐渐消除。 我们和任绍棠的来往越来越频繁，尽管行动秘密，但还是被敌特发觉。他们蓄意制造事端，破坏新四军与大刀会的关系。 一次，敌特在任家山大沈村打死一名大刀会会员，割掉另外两名会员的耳朵。这个特务被抓住后，一口咬定是蒋天然蒋科长派人来干的。 正巧蒋天然带着两个人正在桃花岭下面，只听一声锣响，埋伏在四周的会众一拥而上。蒋天然就被五花大绑抓进了大沈村祠堂，不由分说就要拿他开刀祭灵。 蒋天然大声叫沈堂长出面，要和凶手对质。一见面，特务根本不认识蒋天然，这才化险为夷，揭穿了敌特阴谋，使任家山大刀会对我们更加信任。 经过这次事件，双方的关系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更加紧密，为后续的合作增添了更多的信任和默契。 我们还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在曹家山口，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摆开口袋阵，待敌特一进入，便从四面合围袭击，全歼敌人，还缴获了十几条枪。这一胜利大振了军威。 任绍棠也高兴地说：“新四军，人虽少，打仗却有本事，处处保护老百姓。”同时主动派人送信，请我们去见面。蒋竟然应邀前往，在和任绍棠促膝长谈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指出摆在他面前有三条路：一是投靠国民党，但国民党势力离此尚远，根本无力保护你；二是投靠日本，这条身败名裂的路，对你这位有民族气节的正派人来说，根本不应考虑；三是跟共合作抗日，这是你想走而不敢走的唯一光明之路。 任绍棠表示愿意写信说服项举鼎与共合作抗日。至此，任家山向新四军敞开了大门，争取潮南大刀会的工作出现了转机。（未完待续） ------------ 第三十三章:争取项举鼎借路抗日 任绍棠表示愿意写信说服项举鼎与共合作抗日。至此，任家山向新四军敞开了大门，争取潮南大刀会的工作出现了转机，即将要跟大刀会总指挥项举鼎对话了。 在这至关重大的时刻，蒋天然，林岩他们及时向上级做了汇报，并根据上级指示反复考虑了与项举鼎进行对话的方案和可能发生的情况，唯恐有一点疏忽而贻误大事。 蒋天热然，林岩他们深知这次对话的重要性，它关系着双方能否达成合作，共同抗击日寇，保卫家园。每个人都紧绷着神经，精心准备，期待着这场对话能够顺利进行，为抗日事业带来新的希望和力量。 在任绍棠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护送蒋天然去见项举鼎那天，项举鼎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次奇特的欢迎仪式。在我们会面的项家山走马岭上，刀枪林立，摆开了 五里路程的欢迎场面，显然是想在气势上压蒋天然他们一头。 在一间陈旧简单的客厅里，项举鼎屏退了手下的众人，开门见山的问：“对魏兆雨大队长流血事件，新四军真的不归罪于我吗？” 蒋天然当即回答：“这次这事件是姥坞嘴郑堂长受顽固派特务的欺骗、挑拨行为，账要算在他们头上。请向指挥不要轻信谣言了。” 项举鼎听后，微微眯起眼睛，似乎在思考着蒋天然的话。蒋天然则一脸真诚地继续说道：“项指挥，如今国难当头，我们应当携手抗敌，切不可中了敌人的离间之计。”项举鼎沉默片刻，缓缓点了点头。 谁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国民党第 五 战区联络官趁日伪军在东关筑碉堡之机，派人伪装成新四军去打了几枪，把日军引到大刀会堂口就跑了。那个堂口遭日军烧杀抢劫，还被抓走许多村民。 蒋天然他们当即向项举鼎说明真相，并答应帮助他们打开据点，从日军手里救出被抓走的村民。 项举鼎脸色阴沉，眼中满是愤怒：“这群国民党，竟使出如此卑劣的手段！” 蒋天然坚定地说道：“项指挥，你放心，我们新四军说到做到，一定会把乡亲们救出来！” 项举鼎看着我们，点了点头，说道：“那就拜托你们了！” 项举鼎这次眼见东关之战是江北游击纵队政委黄岩和参谋长桂逢洲亲自指挥的新四军，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消灭了驻东关的伪军，救出了被抓的村民。这对向菊鼎和整个大刀会的影响极大啊。 项举鼎内心深受震动，对新四军的战斗力和正义之举有了全新的认识。大刀会的成员们也纷纷交头接耳，赞叹不已。 从此，项举鼎对与新四军合作的态度更加坚定，大刀会与新四军的关系也更加紧密，共同为抗击日寇而并肩作战。 项举鼎对中国共的政策和新四军真心抗日已经深信不疑。但他害怕顽固派报复，不敢公开打出抗日的旗帜和新四军合作。 为促使项举鼎下决心摆脱日伪顽匪的纠缠，我们向他明确指示：和新四军联合抗日是为国保民的义举，不仅会得到朝南老百姓的拥戴，还能赢得巢无含和庐各县爱国人士的支持。 项举鼎听后，眉头紧锁，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坚定：“好，既然如此，我便不再犹豫！” 从此，项举鼎带领大刀会与新四军紧密合作，在抗日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项举鼎终于下决心跟新四军一道抗日。为促进大刀会早日走上抗日之路，我们先后 6 次与项举鼎会谈，还带去了无为、巢县、庐江等县抗敌协会印发的传单，上面写着“大刀会总指挥项举鼎热爱祖国，同新四军合作，真心抗日。大刀会走马岭盛会欢迎新四军，与新四军联合作战严惩东关日伪，救出被抓村民”等等。 他看了传单，更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当即达成以下四条协议： 1. 新四军可借用从任家山到项家山，大司家、司家巷的一条通道。 2. 活动人数可在五六十人左右。 3. 与大刀会接触，需经项举鼎总指挥允许。 4. 山区所需粮食由项举鼎总指挥提出计划，新四军如数供应。 有了这些协议，新四军与大刀会的合作更加紧密，抗日的力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 通道打开了，新四军接连向日军进攻，打了几个大胜仗。主要是五打司家巷、三打巢县城等，同时还袭击了裕溪口、东关和撮镇等据点。 项举鼎命令会众杀猪宰羊、设宴为蒋天然，林岩他们庆功。宴席间，热闹非凡，众人欢声笑语。项举鼎端起酒杯，高声说道：“新四军英勇无畏，战功赫赫，实乃抗日之英雄！” 大刀会群众也纷纷称赞：“新四军不愧是老百姓的子弟兵。” 巢南大刀会和新四军关系密切，引起了日伪顽的极大恐慌。他们互相勾结，加剧了破坏活动。分裂大刀会实行分而治之，是顽固派特务的第一计，他们的目标是搞垮项举鼎由郑旭初取而代之。 他们指使姥坞嘴等大刀会的反动骨干分子到处造谣：“新四军送给项举鼎 200 担大米，买通总指挥，解除封锁线。”一时谣言四起，议论纷纷，大有倒戈项举鼎之势。 就在项举鼎受到重伤，处境孤立，指挥失灵时，蒋天然他们到各堂口说明真相。当群众得知了大米是新四军为救治大刀会穷苦群众，不是送给项举鼎个人的。向新四军开放封锁线，只是为了抗日，也是为山区群众购粮方便等真实情况时，误会顿时冰释。 项举鼎的威望提高了，新四军与大刀会的团结进一步加强了。从此，他们携手并肩，共同抵御外敌，为保卫家园而战。 分利不成，日本特务机关亲自出马。指使特工科贾科长派巢城的李老板来拉拢、收买项举鼎本人，要他去参加伪政权。 项举鼎深知李的为人，之前便几次受过其害，对打入内部的汉奸恨之入骨，早已觉察。这次他采用神堂审案，迫使李老板供出了全部真情，并交出了随身带来的信件和反动传单。 项举鼎公开处决了李老板，又揪出了大刀会内部的一些汉奸。接着又引蛇出洞，在一次伏击战中将日军官池田和贾科长及其 12 名爪牙一网打尽。 经此一役，大刀会与新四军合作抗日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们同仇敌忾，在抗日的战场上奋勇杀敌，让敌人闻风丧胆。 不久，我们因势利导，建议项举鼎将有枪支的大刀会员集中编成联防队，下设 9 个支队，由项举鼎任总指挥，每个支队均由新四军派去两三个人担任政治军事教官，联防队服从新四军指挥，配合新四军行动。 此时，巢南大刀会完全解除对新四军的封锁，何伟、黄岩也亲自走遍巢南山区做了具体指导。周新武、林岩、桂林栖、王峰、方裕久、周心抚、彭有完、夏长庚等，又带一批干部深入山区发动群众，秘密发展党员，加强政治领导。 在新四军和朝南大刀会的紧密合作下，抗日力量不断壮大，朝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日益好转，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经过艰苦斗争，我们终于基本上争取到了巢南大刀会。 在这场漫长而艰难的博弈中，我们付出了无数的心血与汗水。面对日伪顽的阴谋破坏，我们坚定信念，用真诚与智慧逐一化解危机。如今，巢南大刀会成为了我们抗日力量的一部分，大家携手并肩，共同为保卫祖国的山河而战，迎接胜利的曙光。 1940年2月，经张云逸，何伟，黄岩批准，蒋天然作为新四军代表，项举鼎，项举金，马守木等9人作为大刀会代表，签署了大刀会与新四军联合抗日的十条协议，将大刀会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巢南民众抗日自卫总队，项举鼎为总队长。 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标志着大刀会从此踏上了与新四军并肩作战、共御外敌的新征程。在项举鼎的带领下，自卫总队的战士们士气高昂，积极投入到抗击日寇的战斗中，为保卫家乡、捍卫民族尊严立下了赫赫战功。 蒋天然为新四军驻自卫总队代表，同时决定将大刀会拥有枪支的联防队 4 个营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巢南独立团，任道济任团长。 自此，这支新组建的队伍在新四军的领导下，迅速整训，提升战斗力，以更加顽强的斗志和英勇的姿态活跃在抗日战场上，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蒋天然任团军政委员会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邓子争任参谋长，陈定一任政治部副主任。 新的领导班子搭建完成，众人各司其职，积极开展工作。他们紧密合作，制定战略战术，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战士们的军事素养和战斗意志，为部队的发展和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未完待续） ------------ 第三十四章:皖中行署建立前的锄保工作 1939 年 4 月，第 2 游击纵队与地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纵队机关设无为开城桥王家大墩。 党也集中全力发动巢湖地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在各个敌顽交界处建立游击队。 在这片充满硝烟的土地上，人民群众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自由的渴望，纷纷响应党的号召。他们有的放下锄头，拿起武器；有的告别家人，投身战斗。 游击队的战士们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顽强的斗志，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在山林中穿梭，在村庄里伏击，让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每一次的胜利，都鼓舞着更多的人加入到抵抗的队伍中来。而在党的领导下，游击队的组织日益严密，战斗力也不断提升。 他们不仅在战斗中打击敌人，还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动员广大群众支持抗日，为最终的胜利积聚着力量。 当时已建立游击队的有桐东、庐南、巢湖、巢北等游击大队。同年年底，在皖中成立了皖中党政军委员会。 这些游击大队犹如一颗颗闪耀的星星，在皖中的大地上绽放出坚韧与希望的光芒。桐东游击大队活跃在山林之间，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庐南游击大队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一次次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巢湖和巢北游击大队则在水网密布的地域，利用独特的地理环境展开游击作战。 皖中军政党政军委员会的成立，为各游击大队提供了统一的指挥和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们日夜操劳，制定战略方针，调配物资和人员，确保游击队的行动更加有序、高效。 在委员会的领导下，各游击大队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不断扩大抗日根据地，给日伪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为皖中地区的抗日斗争打开了新的局面。 1940 年初，形势逆转，国民党政府公开通令，所谓严防异党活动，取消抗日民众组织，捕杀我工作干部。我江北游击纵队民运科长田丰奉命去交涉，我军家属被扣，田丰也遭杀害。 国民党的这一系列恶行，标志着他们已全面向新四军进攻。原本共同抗日的合作局面被打破，新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消息传来，江北游击纵队的战士们群情激愤，他们握紧手中的武器，眼中燃烧着怒火。 在这艰难的时刻，新四军战士们没有被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所吓倒。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决心以更加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捍卫抗日的正义事业，为牺牲的战友和无辜的百姓报仇雪恨。 国民党又派桂系李品仙任安徽省政府**。在李的阴谋策划下，趁江北游击纵队主力到含山、巢北地区配合四支队进行反顽自卫战斗时，于 4 月 21 日集结大批军队疯狂地进攻无为，企图歼灭留在无为的我党军政人员。 然而，我党的军政人员早已做好了应对准备。尽管敌众我寡，但他们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与来犯之敌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在枪林弹雨中，战士们毫不退缩，奋勇抵抗。他们利用街巷、房屋等地形进行掩护，一次次击退敌人的进攻。 同时，党组织迅速组织群众进行转移和疏散，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这场战斗异常惨烈，但我党军政人员始终坚守阵地，为后续的支援和反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当时我军处境十分困难，被迫自卫。在照明山战斗中，参谋长桂蓬洲不幸牺牲。在敌众我寡、难以制敌的情况下，为保存自己，江北游击纵队舒无地委和部分行政工作人员于 4 月 22 日撤退到淮南路东和津浦路西地区。朝武地区一度沦为桂顽之手。 这一沉重的打击并没有让新四军战士们屈服，他们怀着悲愤的心情，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重新夺回失去的土地。 在撤退的过程中，战士们历经艰辛，忍饥挨饿，但他们的信念从未动摇。到达新的地区后，他们迅速整顿队伍，总结经验教训，等待着时机成熟，重返朝武地区，与敌人展开新的较量。 1940 年秋，日寇占领了无为县城和开城桥、襄安、黄姑闸、汤沟、姚王庙几个重镇。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而我江北游击纵队却返回朝武杀敌。 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江北游击纵队展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他们视死如归，毅然向着战火纷飞的朝武地区挺进。 游击纵队的战士们穿梭在硝烟弥漫的街巷，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每一间房屋、每一条街道都成为了他们坚守的阵地。 子弹呼啸，炮火连天，战士们毫不畏惧，奋勇杀敌。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巧妙地伏击敌人，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百姓们在后方默默支持着游击纵队，为战士们提供物资和情报。在军民一心的共同奋战下，江北游击纵队在朝武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和人民的尊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40 年 7 月，顾士多、胡德荣率部先回无为。另有廖成美、后奕斋带一个连由淮南路东进入朝吴和韩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顾士多和胡德荣所率部队怀着坚定的信念，秘密回师无为，准备展开新的战斗。而廖成美和后一斋带领的连队也毫不畏惧，深入巢无和含一带，与敌人展开周旋。 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依靠群众的支持，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每一次的战斗都是生与死的考验，但战士们毫无退缩之意，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奋勇向前。 1940 年 9 月底，江北游击纵队与舒无地委从津浦路西返回无为，在广大农村继续发动群众抗日。 他们的归来，给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战士们深入农村，向群众宣传抗日的理念和决心，激发起民众的爱国热情。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组织和领导抗日工作，成立了和含巢无地区行政办事处，并推选后一斋为主任。这个民主政权的建立，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皖中地区人民前进的道路。 后奕斋肩负着众人的期望，积极组织生产、调配物资，保障群众的生活需求。在他的带领下，行政办事处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抗日和发展的政策，使得皖中地区的抗日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整合和壮大。 民众们纷纷响应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为抗击日寇、保卫家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皖中地区的抗日局面焕然一新，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1 年 4 月，舒无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会场上气氛庄重而热烈，众人神情严肃而坚定。 大会总结了反摩擦斗争的经验，深刻反思了斗争中的得失。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才能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斗争形势。 会议还做出了重要决定，要开辟、扩大和含、桐城皖南游击区，并大力发展地方武装。这一决策展现了他们坚定的抗日决心和积极进取的战略眼光。 会上，为了适应新的斗争需要，把舒无地委改为无为地委，以更有力地领导周围游击地区党的组织和群众抗日斗争。 此次会议为后续的抗日工作指明了方向，鼓舞了士气。在无为地委的坚强领导下，游击地区的党组织更加紧密团结，群众的抗日热情愈发高涨，他们满怀信心地迎接新的挑战，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而不懈奋斗。 1941 年 5 月，整编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挺进团和皖南突围部队，建立了新四军第 7 师。师长张鼎丞未到职，政委曾希圣，政治部主任何伟。 与此同时，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也宣告成立，县长由吕惠生担任。 在这风云变幻的局势下，新成立的新四军第 7 师肩负起了沉重而光荣的使命。战士们厉兵秣马，准备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 吕惠生县长则全身心投入到无为县的抗日民主建设中。他积极组织民众开展生产自救，加强地方武装力量，为前线的战士们提供坚实的后盾。 在曾希圣政委和何伟主任的领导下，新四军第 7 师与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紧密配合 1941 年，敌情是严重的，这也是朝武敌后斗争最艰苦险恶的一年。 我游击地区虽然颇为辽阔，然而中心地区方圆却不满百里，根本分不清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桂顽的一七六师、五二七、五二八团，驻扎在庐江桐城。土顽的十三游击纵队驻在刘部，日军十五师团分别驻守在无为县城、襄安、开城桥和巢湖及裕溪河南岸。 日寇和顽固派不断地对我方进行夹攻，形势异常严峻。在这样的困境下，我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战斗化，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经常处在行军作战之中。 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刺骨，无论是崇山峻岭还是泥泞小道，战士们和领导们都毫不退缩。他们背着行囊，扛着武器，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在艰难险阻中前行。 每一次的转移都是与时间赛跑，每一次的战斗都是生死较量。但他们心中的信念从未动摇，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咬牙坚持，誓与敌人战斗到底。 在这一年中，日伪军经常出来抢粮、抢掠，国民党顽军也时时向我边区进犯骚扰，大小战斗不下百余次。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伪军的凶残抢掠，国民党顽军的频繁骚扰，让这片土地饱受摧残。 然而，尽管环境恶劣，但我们有着牢固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是我军最坚强的后盾，他们为战士们提供情报、掩护和物资支持。 无论敌人的扫荡多么残酷，清剿多么严密，我军都能在群众的帮助下巧妙周旋，化险为夷。敌人妄图消灭我军的目的从未得逞，我军在艰难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 每一次战斗都是血与火的考验，每一次胜利都是军民团结的见证。在敌人的重重围剿下，我军如同烈火中的钢铁，越炼越坚，始终坚守着抗日的阵地，为最终的胜利而顽强拼搏。（未完待续） ------------ 第三十五章:新四军锄奸科与锄奸部的建立 新四军锄奸科与锄奸部的建立。 由于敌人不断对我进攻，并且派出特务暗探，收集我军党政军情报，甚至企图打入内部，进行阴谋破坏。 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新四军意识到必须建立专门的机构来应对敌人的阴谋诡计。于是，锄奸科应运而生。 锄奸科的战士们个个目光敏锐、机智勇敢，他们日夜坚守在岗位上，不放过任何一丝可疑的线索。他们深入敌占区，与敌人的特务展开殊死搏斗，一次次挫败敌人的阴谋。 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复杂，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锄奸部也成立了。这个部门整合了更多的资源和力量，形成了更强大的反特网络。 在锄奸科和锄奸部的努力下，敌人的特务活动受到了沉重打击，为新四军的发展和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四军第七师根据1938 年 10 月 23 日总政锄奸部制定的军队中锄奸工作及组织条例建立锄奸保卫组织，具体情况如下： 1. 师级锄奸科的设立：在师部层面设立锄奸科，锄奸科负责全师范围内的锄奸保卫工作，包括对部队内部人员的政治审查、对可疑人员的调查与甄别、对各类情报的收集与分析等，以确保师部及所属部队的纯洁性和安全性。这是整个第七师锄奸保卫工作的核心指挥机构，对下起到指导和监督作用，对上向师政治部及更高层级的领导机关负责。 2. 团营及独立支队特派员的设置：在团、营以及独立支队中设置特派员。特派员作为锄奸保卫工作在基层部队的具体执行者，直接深入到一线部队中，对所属部队的人员情况进行密切关注。他们负责监督部队的日常活动，排查可能存在的敌特渗透、奸细活动等隐患，及时向上级锄奸部门汇报情况，并根据上级指示采取相应的措施。特派员在基层部队中起到了“前哨”的作用，对于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以上锄奸保卫组织的建立，新四军第七师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有效地开展了锄奸工作，为部队的稳定、安全以及战斗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保障，有力地抵御了敌人的渗透和破坏活动。 19 旅锄奸科的建立 新四军第 7 师成立时，编入 7 师的队伍共有 1900 多人。7 师建制，首先成立 19 旅，师部与旅部合并办公。旅长孙仲德，旅政治委员由曾希圣兼任。 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下，19 旅下设了锄奸科，科长由旅政治部副主任郑行福担任，以后姚四章任副科长。 郑行福科长上任后，立即着手组建锄奸队伍，选拔政治可靠、机智勇敢的战士充实到锄奸科。他们积极开展工作，对部队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排查可疑人员，加强部队的保密教育，防止情报泄露。 姚四章担任副科长后，与郑行福密切配合，进一步完善了锄奸工作的制度和流程。他们经常深入基层部队，了解战士们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和处理可能存在的隐患。 在郑行福和姚士章的带领下，19 旅锄奸科成为了保障部队安全、打击敌特活动的坚强力量，为 19 旅的发展和战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 旅下辖的各团情况如下：55 团团长谢忠良，政委黄火星；56 团副团长徐绍荣；57 团团长梁金华，政委马长炎。各团均设有特派员，以后还成立了锄奸股。 此外，在机关支部还秘密建立网员。这些网员只属于团特派员和旅锄奸科、师锄奸科、锄奸部领导。 网员们在暗中默默观察，收集情报，为锄奸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支持。他们的存在，使得锄奸工作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开展，有效地防范和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为部队的稳定和作战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1943 年下半年以后，又逐步撤销网员。 新四军第 7 师锄奸部的建立。1942 年，随着部队的发展，3 月第 7 师正式组建锄奸部，部长李丰平。锄奸部下设侦察科，初建时科长由部长李丰平兼任，后由姚士章任科长。 在李丰平的领导下，锄奸部迅速开展工作，对部队内部进行严格的清查和整顿，确保部队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姚士章接任科长后，继续加强侦察工作，为打击敌特、保卫部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审讯科科长乔理青，调统科科长顾洪涛，教育科科长***。 锄奸部下设警卫连、执法队，警卫连连长李德和，执法队队长李务本。 警卫连负责锄奸部及相关重要场所的保卫工作，确保安全无虞。李德和带领的警卫连战士们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日夜巡逻站岗。 执法队在李务本的带领下，严格执行锄奸部的各项指令，对被认定的敌特分子和叛徒发动群众参加到锄奸保卫中来，形成全民防范态势，共同抵御敌伪的破坏活动。 由于皖江各地政权尚未普遍建立，军队锄奸部门还监管地方锄奸保卫工作。 社会部以及党的基层锄保组织在皖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敌伪皖除派遣汉奸特务刺探情报外，还派遣奸细企图混入党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这使得地方的锄奸保卫工作变得极为复杂和艰巨。军队锄奸部门在承担自身任务的同时，还要兼顾地方，压力倍增。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锄奸部门加强了与社会部以及党的基层组织的合作与交流。他们加大了情报收集和分析的力度，对可疑人员进行严密排查，加强了对党组织的审查和监管，努力杜绝奸细混入的可能。 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警惕性，发动群众参与到锄奸保卫工作中来，形成了全民防范的态势，共同抵御敌伪的阴谋破坏活动。 社会部以及党的基层锄奸组织，在皖中敌伪皖除派遣汉奸特务刺探情报外，还派遣奸细企图混入党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为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保证党的纯洁性，皖江区党委根据中央书记处成立专门的社会部的决议，于 1942 年 4 月在皖鄂赣区党委即皖中区党委成立后，也相应成立了社会部，部长李丰平，副部长段洛夫。 李丰平和段洛夫上任后，立即着手加强社会部的组织建设和工作部署。他们组织人员对党内进行全面审查，排查可能混进来的奸细，同时加强情报收集和分析，与军队锄奸部门密切配合，共同打击敌伪的阴谋活动。 在他们的领导下，社会部逐渐成为皖中区党委保卫党的组织、维护地方稳定的重要力量。 中央书记处决议中又指出，特委、县委、区委无适当干部时，暂不设立专门部门，即由常委及书记负责，但必须有一人负责注意搜集敌探奸细活动的材料。 这一规定体现了在特定情况下的灵活应对策略，既强调了对锄奸工作的重视，又考虑到了基层组织在干部资源有限时的实际情况。要求有专人负责搜集相关材料，为及时发现和处理敌探奸细的活动提供了基础保障，有助于维护党组织的安全和稳定。 因此，党委负责同志把反奸细斗争当成党委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 凡基层党的组织均设有锄奸委员，他们密切关注着组织内部的情况，不放过任何一丝可疑的迹象。区乡游击队、基干民兵等基层武装也都负有锄奸防特、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 区乡游击队在执行日常巡逻任务时，时刻保持警惕，留意周边的异常情况。基干民兵们则在村庄和乡镇中协助维持秩序，加强对陌生人的盘查。 他们相互协作，形成了一张严密的防护网，让敌特分子无处可藏，有效地保障了地方的安全和稳定。 无为公安科。1941 年 5 月，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县长吕惠生。中心区有白茆、陡沟、恍城等几个区，县政府下设公安科，公安科配科长一人。 1942 年秋，姚世章任公安科科长。姚士章上任后，积极整顿公安科的工作秩序，加强人员培训和管理。他带领公安科的同志们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为无为县的抗日斗争和民众的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无为公安科是皖江根据地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县级公安机关，它的建立不仅为保障无为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贡献，也为今后皖江地区全面建立公安机关提供了经验。 在当时复杂的战争环境下，无为公安科的同志们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然而，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积极开展工作。 他们打击土匪恶霸，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群众免受不法侵害。同时，还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无为公安科的成功经验，为皖江地区其他地方公安机关的建立树立了榜样。后续建立的公安机关借鉴其模式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发展，共同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保驾护航。 锄奸部、社会部的任务以及敌工部。 锄奸部与社会部的任务从其内容上看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分工不同，各有侧重。锄奸部的任务主要是对军队，负责清查军队内部的敌特分子和奸细，维护军队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保障军事行动的安全和顺利进行。 而社会部的任务则主要是对党内，关注党内人员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表现，防止敌对势力渗透和破坏党组织，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团结统一。 敌工部则侧重于对敌方的工作，包括开展对敌宣传、分化瓦解敌方阵营、争取敌方人员投诚等，以削弱敌方力量，为我方创造有利的斗争条件。（未完待续） ------------ 第三十六章:巢县独立营的建立与发展 巢县抗日游击队十大队的频繁活动和日益发展壮大，使顽固派极为不安。驻全椒县古河的安徽省第五区督查专员李本一亲率 5 个连的兵力向驻钟梁村的十大队发起进攻。 十大队的战士们在队长的指挥下迅速进入战斗状态，他们依托有利地形，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大家稳住，注意隐蔽，听我命令再开火！”队长的声音坚定而有力。 李本一的部队逐渐靠近，枪声、喊叫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十大队的战士们沉着应战，给予敌人猛烈的回击。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硝烟弥漫，每一刻都充满了危险和未知。 战斗从上午开始，十大队战士毫无畏惧、顽强抵抗，从一个山头打到另一个山头，边打边撤。 从巢北东大山打到含山清溪，陶家厂，一路上枪林弹雨，战士们的衣衫被汗水和鲜血浸湿，但他们的眼神始终坚定。 敌人紧追不舍，攻势愈发猛烈。然而，十大队的战士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战术，始终保持着队伍的有序撤退。 直到和县南义附近，十大队成功拖垮了敌人。战士们疲惫不堪，但脸上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终于把敌人甩在后面了！”一名战士兴奋地喊道。 “但大家不能松懈，随时准备应对新的情况！”队长提醒道。 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映照着他们坚毅的身影。 1940 年 5 月，奉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命令，改十大队为巢县独立营，直属游击纵队司令部指挥，任命纪正为营长。 纪正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他立即整顿队伍，加强训练，提升独立营的战斗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巢县独立营积极参与各种战斗任务，他们活跃在敌后，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无论是突袭敌军据点，还是掩护群众转移，独立营的战士们都英勇无畏，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正义和自由，舍生忘死，奋勇向前。 并且派教导员惠自华和几名排长、文化教员来充实和加强连排领导力量。这时部队已发展到 300 多人枪，是一支比较强的地方武装。 惠自华等人的到来，为部队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策略。他们组织战士们进行思想教育和战术培训，使得整个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提升。 在日常的训练中，战士们挥汗如雨，刻苦磨练着战斗技能。而在执行任务时，他们配合默契，行动迅速，令敌人闻风丧胆。 这支 300 多人的武装力量，成为了当地抗日战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安宁，也为最终的胜利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巢县独立营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加强对敌斗争，频频向敌伪出击。 1940 年夏，一连已深入到巢县至合肥之间的淮南铁路两侧沦陷区活动，执行打通交通线的任务。 一连的战士们在连长的带领下，小心翼翼地穿梭在敌占区。铁路沿线，敌人的岗哨森严，巡逻队频繁出没。 “大家小心，注意隐蔽！”连长压低声音提醒着。 战士们悄无声息地靠近铁路，准备破坏敌人的运输线路。然而，敌人十分警觉，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开枪射击。 在紧张的气氛中，一连的战士们凭借着出色的战术和无畏的勇气，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一天夜里，全连跨越日军占领的烔炀河镇附近铁路，直插到巢湖岸边东西管村。当独立营刚立下脚来，敌人闻讯即纠集铁路线上几个据点日伪军数百人，采取包围形式，分别向一连驻地奔袭过来。 战士们瞬间进入战斗状态，连长迅速做出部署：“一排负责左翼防御，二排坚守右翼，三排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 敌人的喊叫声越来越近，气氛愈发紧张。 “准备战斗！”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握紧手中的武器，严阵以待。 枪声骤然响起，打破了夜晚的宁静。独立营的战士们奋勇抵抗，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一连以巢湖为依托，乘船向东转移到唐家嘴、西宋村。登陆不久，又与沿湖尾追之敌伪军遭遇，展开了激战。 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震耳欲聋。一连的战士们毫不退缩，奋勇杀敌。但敌人数量众多，火力凶猛，战斗陷入了胶着状态。 下午 1 点，连长见形势不利，果断下令：“撤出战斗！”战士们边打边退，迅速乘船扬帆，横渡巢湖。 抵达巢南散兵，郭家岭待命，战士们来不及休息，立即构筑防御工事，以防敌人再次追击。 此后，一连经常活动在巢湖两岸，急流敌伪物资，为部队筹措给养。 同时，在群众掩护帮助下，组织短小精干武装，不时奔袭伪乡，保公所，严惩为敌作伥的汉奸，为民除害。 每一次行动都干净利落，让汉奸们闻风丧胆。百姓们对一连的英勇行为赞不绝口，纷纷主动为他们提供情报和帮助。 在这样的战斗中，连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不断增强。战士们之间的默契愈发深厚，战斗技巧也日益娴熟。 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保卫家园、抗击敌寇的重任，而每一次的胜利，都让他们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三连在夜袭巢城附近郊武公庙敌据点后，接着又三次破坏淮南铁路，把烔炀河至中垾铁路段的电线杆彻底破坏，使日伪军电讯联络中断。 这一系列的行动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百姓们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下可让小鬼子们着急上火了！” “咱们的队伍就是厉害！” 大大振奋和鼓舞了根据地和敌占区同胞的抗战信心。人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纷纷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日队伍。 有送粮食的，有帮忙传递情报的，还有年轻人踊跃报名参军，要和战士们一起抗击日寇。 三连的战士们深知自己的行动所带来的影响，更加坚定了为民族解放事业战斗到底的决心。 1940 年 10 月，巢县独立营一二连编入江北游击纵队一团二团后，顽固派趁独立营留下的兵力单薄，竟集中大量兵力向西大山根据地进犯。 营长纪正率三连星夜从东大山赶回增援。 一路上，纪正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飞到根据地。 当他终于抵达时，只见敌人已经逼近根据地，形势万分危急。 “战士们，跟我上！”纪正帅一声怒吼，带领着战士们冲向敌人。 次日中午，占据在桥头集的日军火车运来一批日军，也向根据地进犯。顽军日军相互默契，使巢县独立营腹背受敌。 独立营果断撤到大尖山上，利用山上旧有的工事阻击敌人。居高临下的地势对独立营十分有利，战士们顽强抵抗，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敌人。 战火纷飞中，纪正大声喊道：“同志们，坚持住！为了根据地，为了人民！” 夕阳西下，战斗一直坚持到傍晚才结束。独立营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根据地。 鉴于敌情的变化，为摆脱日顽军的夹击，巢县独立营营部率三连随于当夜穿越淮南铁路，渡过巢湖，到达南岸的散兵镇进行短暂的休整。 夜色如墨，队伍在悄无声息中快速行进。到达散兵镇后，战士们虽然疲惫不堪，但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营长纪正抓紧时间安排各项事宜：“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但要轮流站岗放哨，绝不能掉以轻心。” 在短暂的休整期间，战士们一边恢复体力，一边检查装备，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好准备。 从巢北到巢南，这条水路也是后来打通 二师至 七师的交通联络线。散兵与离高林桥很近，高林桥这个地点位置特别重要。 当时散兵镇上有一个新四军的秘密联络点，叫黄老五饭店。 这个饭店看似普通，实则暗藏玄机。店内的人员表面上忙着招呼客人，实际在暗中收集和传递情报。 黄老五为人机智谨慎，在复杂的环境中巧妙地周旋，为新四军的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黄老五饭店是一家老店，在散兵老街的靠巢湖的边上。离他们不远处有一口老井，井框上有很多的碾痕。 那口老井见证了岁月的变迁，井水依旧清澈。过往的行人常常会在井边驻足，打上一桶清凉的井水，解解渴、歇歇脚。 黄老五饭店的伙计们偶尔也会来这里打水，顺便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而这口老井，也在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仿佛在等待着胜利的那一天。 黄老五饭店有一个天井，灶塘就在客厅里，灶塘边上有一个地窖，也经常可以藏人，可以做掩护。 这个地窖隐藏得十分巧妙，平日里看不出端倪。一旦有紧急情况，新四军的同志便能迅速躲入其中，避开敌人的搜查。 在那特殊的时期，这个看似普通的地窖，成为了保护革命力量的重要屏障，为抗战的胜利默默贡献着力量。 黄老五家的儿子也参加了新四军，叫黄玉书，是程明远的警卫员。 黄玉书年纪轻轻却满怀报国之志，他跟在程明远身边，尽职尽责，勇敢无畏。 每次战斗，黄玉书都紧紧跟随程明远，保护着首长的安全，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而在家乡的黄老五，每每听到儿子在部队的英勇事迹，既感到骄傲自豪，又时刻牵挂着儿子的安危。 不久接受运送弹药、给养物资去皖东的任务。3 连又夜渡巢湖，直到定远界牌集。 就此，3 连也上升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独立第三营。 战士们历经艰辛，圆满完成了运送任务。新的番号赋予了他们更大的责任和使命，他们将继续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为保卫祖国和人民贡献力量。 纪正调任纵队政治部民运科长。1941 年 1 月，朱家湾反扫荡战斗中，他不幸壮烈牺牲。 噩耗传来，战友们悲痛不已。他们怀着对纪正深深的敬意和怀念，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地投身到战斗中，誓要将敌人彻底打败，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不懈奋斗。（未完待续） ------------ 第三十七章:新四军第七师的成立 1940 年 7 月，中共舒无地委撤离皖中地区后，原辖各地党组织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为继续领导皖中党的工作，中共皖东津浦路西省委决定，原舒无地委改组，成立中共巢湖地方委员会。 这一决定在当时的艰难环境中具有重要意义，为皖中地区党组织的存续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新成立的中共巢湖地方委员会肩负起了重大的责任，在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工作，团结和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为实现革命目标而不懈努力。 中共巢湖地委会书记周新武，副书记纪正，委员赵君哲。 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共巢湖地委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为当地的革命事业和发展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地委由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巢县独立营掩护，坚持巢县西北的淮南铁路两侧以及巢湖周围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保持皖东与这一地区的党与新四军交通联系，保护和发展区内党组织和抗日力量，领导合含巢无中心县委、桐庐潜怀无中心县委、巢县县委、巢庐县委的工作。 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无畏地与敌人周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地区的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处于游击环境中，地委未建立工作机构，由地委书记周新武监管组织工作，副书记纪正兼管军事工作，委员赵君哲分工宣传工作。 7 月下旬，地委命无为县委先期返回无为地区恢复工作。 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努力开展着各项工作，为革命事业的推进默默奉献。 9 月中旬，地委奉命与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委孙仲德率领的一部武装渡过巢湖，进入巢县南山区加强领导，秘密恢复皖中地区党的工作。 他们的行动充满了艰险，但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未来，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一艰巨的任务之中。 为方便工作，地委也使用原舒无 地委的名义。同期进入巢县无为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则对外以无为游击纵队的番号活动。 在这样巧妙的安排下，他们有效地开展工作，与敌人进行周旋和斗争，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 年秋，新四军军部拟率部渡江至无为北上。为此，地委布置无为县委并配合有关方面开展接应渡江准备工作。 在这重要的时刻，所有人都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为新四军军部的顺利北上提供坚实的保障。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数百名新四军干部战士先后由皖南突围过江至无为等地。 这些突围的干部战士历经艰险，带着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来到无为等地，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 地委随即根据中原局指示，组织领导了对突围人员的收容安置工作，保存了革命和抗日骨干力量。 在这艰难的时刻，地委展现出了高度的组织性和责任感，为革命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1 年春，根据中央和中原局的决定，皖中地区的新四军部队重新组编。不久，成立了新四军第 7 师，执行坚持皖中，恢复皖南地区抗日阵地的任务。 这一重要举措为皖中及周边地区的抗日斗争注入了新的力量，也为最终的胜利带来了新的希望。 巢湖地委也改归中原局直接领导。机关主要活动于巢无地区，工作范围为巢县、无为、含山、和县以及桐城、庐江、无为地区。 在地委领导下，各县均以秘密活动方式积极恢复党的工作。 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耕耘，为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为后续的抗日斗争和革命胜利积蓄着力量。 1940 年 9 月 15 日，为实施恢复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皖东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决定设立和县、含山、巢县各区联合办事处，任命后奕斋为办事处主任。 后奕斋肩负起这一重要使命，为地区的稳定和抗日事业的推进努力工作。 9 月 16 日，后奕斋等随巢湖地委及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一部由巢县合肥地区南渡巢湖后，进入无为县东乡三官殿附近，组建办事处工作机构。 他们迅速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为当地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积极筹备。 在此之前，无为东乡、巢县南乡已建立了少数区乡民主政权。为便于统一领导，经巢湖地委决定，将办事处扩大为和县、含山、巢县、无为各区联合办事处。 9 月底，办事处正式成立，同时成立办事处中**团。 这一系列的举措为当地的抗日工作和政权建设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组织保障。 中**团相当于现在的中**组，后奕斋任主任兼党团书记，唐晓光任代理主任。 在他们的带领下，办事处的工作得以有序开展，为当地的发展和抗日事业不断努力。 1940 年 7 月，舒无地委撤离皖中地区后，巢庐县委奉命独立坚持巢湖以南与庐江东部地区，秘密联系周围地区党的组织，护送途经该地的党员干部转移到皖东抗日根据地。 巢庐县委在艰难的环境中坚守使命，为保障党组织的联络和人员的安全转移付出了巨大努力。 在这段时间内，为工作方便，县委也直接受皖东津浦路西省委领导。同年 9 月，巢湖地区进入巢县无为地区后，县委归地委领导。 组织架构的合理调整使得工作能够更加高效有序地开展，为应对复杂的斗争形势提供了有力支持。 1941 年春，为开辟大别山地区，沟通与新四军第五师的联系，地委决定以桂林栖为首组成中共舒庐桐县委，并率独立连随新四军第 7 师挺进团挺进大别山。因中途受阻，桂临西部分人员折回巢南，又重新恢复巢庐县委。 尽管此次挺进遭遇阻碍，但他们毫不气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 中共巢庐县委书记桂林栖，委员石安国、张家英、雷文、乔林、李式一。 他们齐心协力，为巢庐地区的革命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组织部部长李式一，副部长雷文，宣传部部长乔林。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为党的工作和宣传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 军事组织，巢湖游击队，队长张家英，指导员桂林栖。 在他们的带领下，巢湖游击队英勇作战，为保卫地区安全和推进革命事业不断拼搏。 1941 年春，县委领导的原巢湖游击队改为巢湖独立连，奉命随新四军第七师挺进团西进大别山开辟工作。不久，因工作方向变更，独立连退出大别山仍归县委领导，连长黄炳光，指导员沈博。 这支队伍经历了任务的变化，但始终听从指挥，为革命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1940 年夏，巢县县委奉命率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巢县独立营坚持巢县北地区，并掩护巢湖地委开展工作。 9 月，纪正率巢县独立营编入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由贾世珍代理县委书记。 在艰苦的斗争中，他们坚守岗位，为革命事业的推进默默付出。 此时，国民党部队在巢北地区加强部署，县委活动困难，遂转移到巢县南散兵一带活动。县委成员陆续调离。1941 年 2 月，经巢湖地委决定，贾世珍率部分干部参加挺进大别山行动，巢县县委随之停止活动。 巢县县委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下艰难前行，尽管最终停止活动，但他们为革命所做的努力不可磨灭。 1941 年春，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到皖中地区的一些干部陆续充实到巢庐县委，加强了县委的领导力量。 为创建和巩固巢无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扩大游击区，根据中共无为地委的指示，巢庐县委继续坚持巢湖南北地区的工作。 在县委活动中心区，庐一区建立了区政权和各群众抗日团体。 这些新的力量为根据地的建设注入了活力，他们不懈努力，为抗击日寇、保卫家园而英勇奋斗。 同时率武装力量相继向巢湖以西北及巢县、合肥之间地带发展，建立了这些地区党的秘密联络点。中共巢庐县委书记桂林栖、林轩（女:)，副书记乔林，委员李式一、乔林、雷文。 他们的不懈努力和勇敢开拓，为党组织在更广泛的区域扎根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县委组织部部长李式一、雷文，副部长雷文，宣传部部长乔林、李式一。 这样的组织架构为县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他们各司其职，为革命事业的推进发挥着重要作用。 1941 年春，以原巢湖独立连扩编成立巢湖独立 3 营，军事上归七师 19 旅建制。营长黄炳光、余坤，教导员黄炳光。 这支新扩编的队伍在军事指挥和组织架构上逐步完善，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和挑战。（未完待续） ------------ 第三十八章:巢南高林桥班家巷 巢北支队的前身是 1941 年以前活跃在巢南高林桥一带一支人数很少的游击队，以后发展为巢湖独立营。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支小小的游击队虽然力量薄弱，但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他们穿梭于山林之间，与敌人巧妙周旋，为后来巢湖独立营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2 年秋扩编为巢湖独立团，也称巢合庐独立团，这是由巢合庐中心县委领导的一支地方游击武装。 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岁月里，这支武装力量在巢合庐中心县委的坚强领导下，逐渐成长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他们活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与日伪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保卫家乡、捍卫人民的尊严和自由，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无畏的壮丽篇章。 巢合庐中心县委设在巢南高林桥班家巷，程明远和家属住在鬼沫汪。 1943 年 3 月，新四军遵照党中央关于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指示进行整编。巢湖独立团改编为第七师巢湖支队，也称巢湖游击支队。支队长晓光，政委余再励，副支队长张学文，副政委程明远，参谋长宣济民，副参谋长龚杰，政治部主任高立忠，政治部副主任杜大公，供给部长吴平。 在这次整编之后，巢湖支队以崭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组织架构，继续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唐晓光带领着战士们冲锋陷阵，张学文负责统筹协调，程明远鼓舞着士气，宣济民精心策划战略，龚杰协助作战指挥，高立忠与杜大公关注着战士们的思想动态，吴平则全力保障后勤供给。他们各司其职，紧密配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不断贡献着力量。 巢湖支队下辖 3 个大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住巢北，第三大队住巢南。同年夏，张学文在反顽战斗中牺牲后，李元从第七师司令部调到巢湖支队任参谋长，宣济民改任副支队长。 张学文的牺牲令人悲痛，但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继续顽强战斗。李元的到来为巢湖支队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与宣济民紧密合作，带领着支队继续抗击敌人，捍卫着这片土地的安宁。 1943 年 12 月，新四军决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巢湖支队驻巢南的第三大队仍归第七师建制，驻巢北的第一、第二大队连同巢北地区划归第二师管辖，改成第二师巢北支队。 这一调整体现了新四军战略布局的灵活性和科学性。虽然队伍被拆分，但战士们的战斗意志未曾动摇。巢北支队在新的归属下，迅速适应形势，继续为抗击日寇、保卫家园而英勇奋战。 原支队领导人员中，唐晓光、高立忠留第七师工作。由宣济民、杜大公分别接任支队长、政治部主任。同时由第二师委派汪登科任副政委。 人员的变动并未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宣济民、杜大公和汪登科迅速适应新的岗位，与战士们并肩作战，延续着部队的辉煌。他们紧密团结，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迎接新的挑战和战斗。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巢北支队又改编为巢合独立团，团长宣济民。由于他主要负责统战工作，在军事上李元以副团长代理团长，政委程明远。 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巢和独立团肩负着新的使命。宣济民在统战工作中积极奔走，为部队争取更多的支持和合作。李元则在军事指挥上展现出卓越的才能，带领战士们厉兵秣马，准备迎接新的战斗。陈明远则不断为战士们鼓劲加油，巩固思想防线。他们携手共进，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全力以赴。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巢合独立团撤销，第一大队调归第 2 师 6 旅 17 团。李元调 6 旅工作，随第 2 师北撤。第 3 大队由程明远带领，继续坚持在定远、合肥一带活动。 虽然部队建制发生了变化，但战士们的革命意志坚如磐石。李元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而程明远率领的第 3 大队在定远、合肥一带，如同顽强的火种，坚守着革命的阵地，为后续的斗争积蓄着力量。 从成立巢湖支队到抗战胜利的两年多时间里，支队人数由 7 个连 600 多人发展到 10 个连 2300 多人。 这迅猛的发展，是战士们英勇战斗、无畏牺牲的成果，也是广大民众积极支持的见证。从最初的几百人，逐渐壮大成一支两千多人的强大力量，他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断成长，为抗战的最终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1942 年 12 月 11 日，新四军军部电示第 7 师，要求确立打通与第 2 师联系的战略方针。1943 年 2 月，建立巢湖支队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这一方针，开拓巢湖地区，从西面打通两个师的交通联络，以利于协同作战。 在新四军军部的高瞻远瞩下，巢湖支队肩负起了这一重要使命。他们深入巢河地区，与敌人展开激烈的交锋，克服重重困难，为实现两个师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不懈努力。每一次战斗，每一次推进，都是在向着战略目标坚定迈进，为抗日战争的全局协同作战创造有利条件。 巢湖沿岸和巢北地区是一个老游击区，有较好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巢湖支队成立以后，按照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积极正确建设，深入发动群众，机动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使这条长达 100 多公里的交通联络线始终保持畅通。 凭借着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领导，巢湖支队与当地群众紧密相连。他们深入乡村，宣传抗日思想，组织群众参与斗争。在战斗中，他们灵活多变，巧妙地避开敌人的锋芒，给予敌人沉重打击。群众们则积极为部队提供情报、物资支持，军民一心，共同守护着这条至关重要的交通联络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传递着希望与力量。 巢湖支队成立以后，有支队政委余再励，副政委程明远兼巢合庐中心县委书记、副书记。支队和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巢南高林桥的班家巷。1943 年 12 月，巢湖支队改编为巢北支队，同时成立巢合行政办事处，主任张帜，支队、县委和办事处都迁到定远白龙厂一带。 在巢南高林桥的日子里，余再励和程明远等领导带领着队伍积极开展工作。而当迁至定远白龙厂后，他们在新的环境中继续坚守使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不懈奋斗，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迁到白龙厂以后，管辖的范围南起巢湖边，北到白龙厂，东近古河，西临合肥，下辖 5 个区，即合二区、巢二区、合五区、元疃区、磨店区，每个区都设有区委、区政府，区下设有乡，区乡都有自己的游击武装。为了及时护送过往人员和传递信件，还设立了一个交通总站，站长赵斌。 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内，各区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区委和区政府积极组织生产、开展抗日宣传，游击武装则时刻警惕着敌人的动向，保卫着一方平安。交通总站的 巢湖支队成立以后，遵照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指示，始终围绕保护第二，第七师的交通联络这一中心任务，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坚持民主统一战线，同日伪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激烈斗争。 为了掌握斗争中的主动权，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巢湖支队采取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基本的战术是奇袭。 他们常常趁着夜色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敌人的据点附近。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敌人的巡逻队，有时巧妙地潜入敌人的仓库夺取物资。在山林中、在田野间，巢湖支队如同幽灵一般，让敌人摸不着头脑，防不胜防。这种灵活多变的游击战和出其不意的奇袭战术，使得巢湖支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屡屡得手，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充分利用当地有利的群众基础和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组织小部队经常主动出击，牵制打击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先后打掉了国民党顽固派派的区公所两个，乡公所 13 个，拔掉一批日伪军的碉堡，消灭了许多日伪顽有生力量。 每一次的出击都是精心策划，每一次的胜利都凝聚着智慧和勇气。巢湖支队的小部队如同尖刀，一次次精准地刺向敌人的要害。群众们积极提供情报，为部队指引着敌人的弱点。在硝烟弥漫中，国民党顽固派的区公所被迅速攻克，乡公所纷纷沦陷。日伪军的碉堡在猛烈的攻击下灰飞烟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被大量消灭。这些胜利不仅鼓舞了士气，更让敌人闻风丧胆，为地区的抗战形势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 还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和其他的装备物资。1943 年初，在店埠和梁园中间住有顽军保三团一个特工大队，他们装备有一挺机枪和几十支长短枪，龟缩在沟西、陈村两个碉堡里。他们经常分成几小股，化妆混入就近村庄，袭击抗日军民，刺探情报，破坏新四军交通联络。 这支皖军保三团的特工大队如同隐藏在暗处的毒蛇，时刻威胁着抗日力量的安全。然而，巢湖支队岂会容忍他们的恶行。战士们密切监视着敌人的动向，精心谋划着反击的策略。他们深知，必须尽快铲除这颗毒瘤，才能保障抗日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巢湖支队通过统战关系策反了其中一名特工队员，然后组织 4 名游击队员带着两把长刀两颗手榴弹，趁夜间特工队员返回碉堡的机会，里应外合，出其不意，一举击败了这个特工大队，缴获 14 支长短枪和千余发子弹。 顽军为了控制这一带，又增调来一个大队的地主土顽，大队长邹守勇是当地的地主，其兄邹守斌担任伪区长时，无恶不作，被巢湖支队处决。 巢湖支队的这次胜利，让敌人恼羞成怒。邹守勇率领的地主土顽大队气势汹汹而来，妄图夺回失地。但巢湖支队的战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凭借着英勇无畏的精神和机智灵活的战术，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誓要将敌人彻底击退，守护这片土地的安宁与正义。 邹守勇把他手下的 3 个中队分别驻守在 3 个村子里，伺机向巢湖支队报复。张学文副支队长带一个连的兵力，同样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在当地区乡游击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一举俘虏了一个中队的顽军，缴获了全部武器。 其余两个顽军中队在赶来支援的途中也遭巢湖支队伏击。此后，顽军在这一带的活动大为减少。 这次胜利再次彰显了巢湖支队的英勇与智慧，也体现了军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群众的支持成为了巢湖支队的坚强后盾，让他们在战斗中如虎添翼。而顽军经此重创，再也不敢轻易嚣张，当地的抗日形势愈发向好，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未完待续） ------------ 第三十九章: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锄奸保卫政策 皖江抗日根据地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社会部、总政除奸部等制定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令。1940 年 9 月 1 日，中央社会部在关于除奸政策方面精心制定了四条指示。 这四条指示犹如明灯，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除奸工作指明了方向，使得根据地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更加有的放矢，有效地打击了汉奸和敌对势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必须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认清日寇是主要的敌人，反对除奸工作的一般化。因此，不可笼统地把日探与国特混为一谈，也不可把国特普通情报人员与特务破坏分子混为一谈。不应将顽固分子都当做汉奸敌探，不应将一切国民党员、绅士、地主都当做特务人员，更不应将中间派当做顽固分子。应当经常记得，党的策略方针是联合多数，打击少数。 在实际的除奸工作中，要保持清晰的头脑和敏锐的判断力，准确区分不同的对象，避免盲目扩大打击范围，从而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抗日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有利条件。 其二，必须根据党的民主政治的方针，真正地提高革命警惕性，反对除奸工作的扩大化。因此，要坚决反对无证据、无法律的乱捕乱杀，反对严刑逼供、虐待犯人。要以革命的法治精神、客观的慎重态度，依靠侦查，根据证据，废止刑讯。依靠政治，应经常记得这个原则：不放过一个敌探，不错办一个好人。 只有秉持这样严谨公正的原则，才能在除奸工作中既有效打击敌人，又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使除奸工作得以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进行，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 必须根据党的六中全会的除奸方针，采取灵活的策略去反对敌人，反对除奸工作的简单化。因此，对敌人应各个击破，分别处理，打击主办，争取协从，对主要干探严加处置，对从犯、立小卒准其自新，争取动摇分子潜伏敌内，感化无知协从，减少敌人。应经常记得这个原则：不放过一个敌人，不制造一个敌人。 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我们需要以智慧和策略应对敌人，精准打击关键人物，同时给予那些有悔改意愿或被蒙蔽的人员以机会，最大程度地削弱敌人的力量，壮大我们的阵营。 第四，必须根据党中央巩固组织的方针，反对敌人内奸政策无自觉性。应当将肃清内奸视为全党的战斗任务，与巩固组织的重要尺度。因此必须认识目前日寇国特正以内奸政策为中心工作。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时，对我党我军的领导机关正进行着内线渗透。因此，党的除奸工作必须例行肃清内奸，进行反间工作的主要任务。同时在反间斗争中，要防止造成党内恐慌，不相信党的与非党的干部，应经常记得这个原则：不放过一个内奸，不冤枉一个同志。 在严峻的形势下，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坚决清除内奸，同时也要维护党内的团结和信任，确保党的组织稳固，为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坚实保障。 总政 1940 年 7 月 1 日除奸工作第 2 号指示中，对除奸政策也做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其具体内容是： 一、认定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寇派来的奸细，特别是日寇派来的干探。对于日寇派来的干探奸细，经查明确实者，应处极刑。但对其派来的被收买欺骗的奸细小卒，如乡愚、小孩、老婆婆等，经捕获后应加以感化，不应处极刑。应当号召奸细普通向我军自首，自首者免处分。 第二，不应放松对国民党特务机关派来的内奸的警惕，但必须把国民党奸细与日寇奸细的处理办法区别开来，绝不应混为一谈。对国民党派来的奸细处理原则如下。 1. 对国民党派来的奸细，有重大破坏行为者，如组织暴动、哗变、暗杀、偷窃秘密文件，以破坏抗战论，非处以极刑，不宣布其为国民党员。 2. 反国民党派来的奸细，仅收买情报和发展内线，尚无重大典型破坏行为者，一经捕获，给予一定的处分和监禁，短时间后礼送出境，不应处极刑。 3. 凡托派分子，及过去本党的叛徒，为日寇、国民党特来潜入我军，经查实后，一律处以极刑。 4. 对一切被捕犯人，不论其如何反革命，均一律严禁肉刑审讯。逮捕与检验人犯时，禁止打骂侮辱犯人，对于违反本规定的审讯人员应给予严格处分。要知道，依靠肉刑逼出来的口供毫无益处，只会害我们自己。 以上这些规定体现了在除奸工作中的严谨、公正和策略性，既坚决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又保障了人权和法律的尊严，为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第五，在反顽军战斗中的俘虏，不论官兵，不论特务人员，一律禁止杀害。除按照具体情况争取较好士兵之一补充我军外，其他人员一律加以优待和宣传，礼送回队。对顽军派来的军事侦察、侦探，一律禁止拘捕杀害，应全部加以宣传，放回本部。 第六，估计到除奸机关现在的能力，一般不应做所谓“一网打尽”的计划。凡发觉奸细，已有证据，应立即拘捕和处理；否则留着不动，希望一网打尽，而实际我们无能力实现，反而给敌人进行破坏工作、发展内线的机会。对于派遣打入敌人奸细内部的人员，必须经锄奸部慎重的考察，不得由锄奸部某个人随便决定。 我军除奸工作既不应放过一个奸细，又不应诬陷一个革命同志。因此，在除奸工作上必须严格遵守无人证物证者不应捕人、不应杀人的原则。因此必须特别注重人证、物证与庭证之各种材料，在逮捕和押解犯人时，不得将犯人的金钱、物品等任何东西私自扣下和调换，这些东西必须经登记和保存。如犯人获释，应把全部的物品退还；如处极刑，应交上级，不得私自扣留。 8. 凡处决犯人，应尽可能送交军事裁判所、军事法庭及地方法院和公安局，经审讯判决并布告，坚决纠正广泛采取秘密处决的办法。如果案情较大和疑问较重的案犯，上列各机关必须将案情呈报党政军机关加以审核。 新四军第 7 师肩负着重要使命，其主要任务就是全力打通 2 师与 7 师的交通联络线。 这条联络线的畅通对于两师之间的协同作战、情报传递、物资调配等至关重要。7 师的战士们深知责任重大，他们在艰难险阻中奋勇前行，为实现这一目标付出不懈的努力。 淮南铁路的日军牢牢控制着一条极为重要的交通线，沿线布满了敌伪军的据点，碉堡林立。这一态势严重影响了新四军的交通联络。 尤其是肥南地区的小兴集一带，乃是新四军交通联络的必经之地。敌人在此处的把守更为严密。当时，伪军在小县集驻有两个中队，人枪一百多，他们在此地耀武扬威，称霸一方，肆意欺压群众，成为新四军地下工作人员在这一带开展活动的最大障碍。 支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由第二大队抽调三十多名短枪队员，由当地区委书记宣建华指挥，务必拔掉这根钉子。 经过周密准备，游击队员一下午步行 70 多里，越过两道河，穿过敌人层层碉堡和封锁沟，在日落时抵达小兴集。 在当地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游击队员们行动迅速，只用了几十分钟的时间，就出其不意地打掉了伪乡公所，拔掉了炮楼。此次战斗击毙伪副乡长一人，缴获步枪 72 支，手榴弹 200 多枚，子弹 2000多发。令人欣喜的是，只有区长蒋亚文腿部负轻伤，全体队员按预定时间安全返回根据地。 分析矛盾，掌握政策，区别对待。巢湖周围地区，多种势力并存，敌情极为复杂。有穷凶极恶的日军，有卖国求荣的伪军，有顽固不化的桂顽，有地方土顽，还有帮会盗匪等多种政治封建势力。他们之间既有某些相同的利害关系，又各怀鬼胎，既彼此利用，又相互犬牙交错。 针对这一特点，在斗争中我们经常分析各种势力的政治态度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团结、利用、限制、分化、打击的政策。当地的帮会势力较强，于是分工在帮会中有影响力的支队领导宣济民专门负责做他们的工作，使之在政治上靠拢支队，争取让其为支队提供情报。当帮会与日伪顽固发生冲突时，知晓应对策略，主动给予支援配合，共同对敌。 对于当地的盗匪集团，支队一方面对其进行教育改造，限制打击其危害人民群众的不法行为，一方面又支持其与日、伪、顽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对于抓获的俘虏，除罪大恶极者外，一般在经过教育以后宽大释放，争取使其改邪归正。有的还发给回家路费。1943 年 6 月中旬，支队在和桂顽的一次战斗中抓获了国民党原古河行政公署专员赵凤藻的儿子和儿媳赵保顺夫妇。第二天，赵凤藻出动大批顽军和伪军对支队实行合击围剿，企图把赵保顺夫妇抢回去。支队在群众的掩护下迅速转移了。在这种情况下，赵凤早派人与支队谈判，提出只要释放赵保顺夫妇，可以答应支队提的任何条件，并且首先提出以 10 挺机枪、100 支长枪、10 万发子弹作为放人的代价。 当时支队领导考虑，赵凤藻在顽军中有较大的影响，而赵保顺夫妇本人在顽军中并不起多大作用，过去也不是罪大恶极。经请示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同同同意，不要任何代价，宽大释放，便确定由李元向来人回话，表示不要任何枪弹物资，宽大释放赵保顺夫妇。只要求赵凤藻今后做到两点，第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希望今后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第二，今后日未亡如进攻新四军，希望在可能条件下给新四军通个信。赵凤藻表示同意这两点要求，支队随即宽大释放了赵宝顺夫妇。赵凤早一家对支队很感激，便在以后不同程度的履行了自己的某些诺言。 军民结合，主力部队、游击支队和民兵武装相结合，是巢湖支队克敌制胜的根本。 在巢湖地区的战斗中，主力部队凭借其强大的战斗力和装备优势，成为打击敌人的中坚力量。游击支队则灵活机动，善于在敌后开展突袭和破坏活动，让敌人防不胜防。而民兵武装熟悉当地地形和民情，为部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三者紧密配合，形成了一张强大的战斗网络。主力部队在正面战场冲锋陷阵，游击支队在敌后骚扰敌人，民兵武装则负责后勤补给、情报传递和战场支援。这种结合使得巢湖支队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有效地应对各种复杂的战斗局面，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未完待续） ------------ 第四十章:柘皋防御战 1941 年 2 月 19 日，盘踞在淮南铁路巢县县城的日军警备队牛芳一角大佐，纠集了来自合肥等地的日军，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联合共 1000 余人。他们兵分两路，分别从巢城和中垾两地进犯柘皋，妄图全歼守军保 8 团，以此来解除淮南铁路中段所面临的危险局势。 此战，在二十一集团军四十八军一三八师四一二团（一说五一二团)援军的协同作战下，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过四天的奋勇激战，最终获得了大胜。 淮南路上，上至合肥，驻日军少将警备队长尾畸，下至巢县警备队长为大佐，皆驻有重兵。国军一三八师师部设于栏杆集，主要兵力防守定远、全椒、滁县边界地区。四一二团驻梁园、文集、今肥东县一带，为机动预备队，策应各方。保 8 团驻防柘皋，距中垾、烔炀各约 30 华里，担负着监视、游击日军的重要任务。 战前，该团派兵袭击烔炀车站，收获颇丰。与此同时，驻柘皋的其他军事组织多次炸毁铁路、火车、机车、车皮等，令日军极为惊惧。 1941 年 2 月上旬，淮南路沿线的日军调动极为频繁。16 日，巢城、中垾、烔炀等地的日军强行拉走众多民夫。根据上述种种情况，我方预料敌人有侵袭柘皋的行动。 据《柘皋志》记载，当日晚，就是 16 号晚上守军保 8 团获悉日军出动情报后，即派连长刘宜春、高昆吾各率兵一个排，分往夏阁、石杨岗建市阻击 17 日，拂晓前，下各前线留部与敌激战，敌以猛烈的炮火掩护前进。施杨岗方面，敌军远远而来高率兵且战且退，向烟墩岗方向转移。 天亮的时候，敌军逼近柘皋，兵分三路为击。守以一部 300 余人，猛扑保 8 团右翼阵地关帝庙，战况激烈，北侧吊堡中炮弹最多，守军一排伤亡惨重，班长黄道成力战阵亡。扼守侯家墩，今浙高中学一线官兵奋勇搏击，阻住日军攻势。 敌人随以重炮做掩护，改向正面二营阵地南岳南岳庙突进。二营营长亲赴前线督战，士气大振，报有有我无敌决心，欲逐阵地，以机枪、手榴弹回击近前之敌，打退日军数次冲锋。 6 连连长连副均负重伤，而全连士兵人人奋战，誓死不退。敌敌方不得逞，左翼三板桥阵为下葛方向来犯敌军攻击目标，当其先头部队 200 余人陷入守军埋伏预设的埋伏圈套内，即被守军密集火力射击，毙敌 150 余名，获马 18 匹，轻机枪十十余挺，步枪 73 支。 敌人虽然受到挫败，但其后续部队赶至，猛扑阵地。9 连连长朱中俊率部与突入之敌白刃肉搏，卒因寡不敌众，9 连伤亡惨重，敌随占据晒书墩高地。与此同时，敌又以一一部兵力猛攻东门外尹家岗炮火激烈，前所未有。 机枪连长余觉非轻抱马克辛式重机枪扫射反复冲锋至敌。余虽脸部、肩骨、手指等 8 处负伤，仍坚持战斗打的敌军在阵地前沿，尸骨累累，遗骨累累，遗尸累累压住了凶锋。当敌军三面围攻时，迫击炮连长官长卿指挥步炮流动作战，常于战斗紧张时刻发挥步炮火力压制敌军炮火，增长士兵杀敌制胜的勇气。本日自早上至下午，这高防御战在守军团长邱振华指挥下持续六七个小时，敌未能越雷池一步。 下午 两 点多钟，一三八师四一二团派兵一营李营赶来增援，由何少柳迂回敌后，在蔡家塘与敌接火，屡攻晒书墩不下，颇有伤亡，后续一个连至大塘赵村农民赵佳琪主动带带路战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给领兵带路杀敌获得奖状，绕道六里冲、西小王、河东森村迂回进入小森村，利用土墙做掩护，以机枪扫攻叶家岗敌军蔡家堂的李营援军与保二、保八团一部汇合，猛攻三板桥、晒书墩之地，冲锋拼杀。 激战至下午 5 时许，柘皋守军得知援军已至，猛袭犯敌，里外夹击，敌势大乱，残敌涉水渡河难逃，溃退到小山头。此次毙敌 340 余人，获平射炮两门，重机枪 5 挺，轻机枪 16 挺，步枪 110 支，死马 8 匹，遗失 10 余具。 18 日，敌人在小山头各种攻势，企图固守待援，做孤注孤注一掷之举。19 日早晨，敌有，敌人由淮南路沿线各抽调日军 800 余人，由店埠开来增援，便于前日来犯之敌汇合，向守军第一人第一营阵地柘皋西南攻击，先以炮轰，自以辞兵 80 余人向右翼包抄，又对关帝庙，阳河岗 一线猛攻。 第一营一二三连沉着应战，毙敌 80 余名。同时四一二团李营于外围进袭敌军，敌以一部兵力牵制阵地守兵，另一部由烔炀来源是第 100 余人，与李营一个连遭遇，钟家坝附近之双塘，为李营阻截，聚歼，弃尸11 具，日军一部，退缩小万，钟家坝，白庵吴三城内又被包围。 保 8 团加派一连协同李营夹击第一营阵地之敌。激战数小时，敌势崩溃，弃尸 30 余具，纷纷沿五里墩、七里井等地狼狈溃逃既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数十支，子弹数十箱，军马 5 匹，其他战利品甚多。 20 日拂晓，守军根据在柘皋西南村庄尚有残存敌军 20 余名，20 余人，当即派一连前往搜索敌猝不及逃，歼灭 10 名。白庵吴村藏匿一名日军机枪手，未能随队逃窜。守军搜索发现，拒不投降，且以机枪点射阻击。班长赵兴奎带领一个小组，绕道敌后负伤再战生擒敌军，缴获机枪一挺。寻日，翟家湾农民活捉隐藏于野外的一名受伤日军，送至保 8 团团部。 这次战役共击毙日军五六百人，连队长牛芳一角受伤即毙命，生擒日军曹长禾田等两名。多获枪炮弹药军马及其他军用物资甚多。这次作战，浙高区农民同仇敌忾，不逃炮火，送茶送饭由于旱灾，仅有玉米糊，玉米粑粑，救护伤员，柘皋商界，鲍春谷等踊跃输浆，犒劳将士，皖东各界组织慰问团来慰问，来柘皋慰问。战后，第五战区长长官司令部和军事委员会分别分别电令嘉奖。 1941 年 8 月，巢含工委改由地委领导后，机关仍住住巢湖北岸唐家嘴村一带。绿色继续领导巢县黄山，今天的苏湾镇，夏阁，柘皋及含山县相邻地带的党组织开展秘密活动。11 月，书记曹树华调离工委，由工委另一成员临时负责，此后由于国民党军队集结于巢北地区，工委随停止了活动。 1941 年冬天，中共合肥巢县工委会，属于皖东津浦路西区党委领导奉命率一游击队，维护和巩固由合肥以东梁园石塘桥至巢北地区党与新秘密交通线，工委在合肥巢县间，淮南铁路两侧活动，引起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注意，进而对合巢工委及游击队实施追击。 工委被迫于 1942 年 1 月渡过巢湖，进驻巢南山区高林桥，向新四军第七师靠拢。为便于指挥，经皖中党政军委员会向中共华中局请示同意，合巢工委划归无为地为领导，便改称巢湖工委，负责领导巢北及合肥东部一带党党的工作，所属游击队也与第七师的巢湖游击队合编为巢湖独立营，执行改编湖匪，开辟和维护二，七师交通线等任务。 巢湖工委书记严佑民，副书记程明远，委员杜大公、宣济民、周心抚、宋浩明。巢湖得力营营长桂俊亭，教导员杜大公。 在皖中党政军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共无为地委和新四军第七师相互配合，经一年多的艰苦斗争，至 1942 年初，已初步建立了巢县无为抗日根据地。党组织与新四军第七师军委有较大的发展。为进一步发展皖中抗日根据地，统一对新四军第七师地区党的领导 1942 年 4 月，根据中共华中局决定，成立了中共皖鄂赣边区党委，即皖中区党委。 此前不久，新四军第 7 师挺进团与中共鄂皖地委在太湖、宿松、望江、湖泊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党组织与部队受重大损失，余部立速突围返回巢无地区针对这一情况，1942 年 2 月，中中共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今后新四军第 7 师与巢无地方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巢无根据地，便以含山、和县、江浦为主要行动方向，以便与二师打通，同时向朝北发展。 区党委成立后，按照华中局的要求，调整了区内党组织的领导关系。在皖中地区，为减少层次，取消原中共无为地委所辖党组织改由区党委直接领导。同时，为适应斗争任务的需要，重新调整和组建了各地区党组织。同时按照党的三三制方针，初步开展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 1942 年 4 月，为加强皖中抗日根据地巢无地区巢无中心区域的建设，中共皖中区党委决定，取消原中共巢庐县委与巢无地县委，成立中共无为、巢县、庐江县委会，不久改为中心县委，统一领导无巢庐地区的党组织，并领导白湖，舒城等地党党的工作。县委机关驻无为县恍城。县委成立后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分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相继调整，建立了新民、石涧、恍城、南苏、尚礼、临泉、关河、银屏等 9 个区委。 同时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在各区乡普遍开展民主选举工作，推动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此外，还大力组建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和武装组织，县、区、乡层层建立了各抗敌协会及民兵自卫队等。（未完待续） ------------ 第四十一章:民兵英雄王安琪巧布地雷阵 1942年，住在盛家桥的鬼子经常到根据地骚扰。 1942 年 6 月13日，骄阳似火，田里的麦子刚刚收割上场。就在这当口，几百个穷凶极恶的鬼子气势汹汹地直奔穆家集而来，企图抢夺百姓们辛苦收获的粮食。 他们依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趾高气扬，大摇大摆地爬上冈头。那冈头上绿树成荫，这帮鬼子想着在林荫下好生休息一番。谁承想，刚到树下，只听得“轰轰”几声巨响，犹如晴天霹雳，预先埋设的母雷瞬间爆炸，紧接着子雷也接连炸响。一时间，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弹片横飞。鬼子们被炸得鬼哭狼嚎，有的当场一命呜呼，有的被炸得残腿断肘，鲜血四溅。剩余的鬼子惊慌失措，丢盔弃甲，屁滚尿流地逃回了据点。 鬼子挨了地雷的炸，恼羞成怒，便施下狠毒之计。他们纠集了巢城所有的鬼子伪军，预谋在十五日从小路偷偷进村，妄图实行那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十四日，王安琪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组织起沿湖 32 个村庄的民兵分头行动，布设地雷。一时间，巢南的各个角落都布满了地雷，这里俨然变成了一个充满危险的地雷世界。田间地头、村头巷尾、道路桥梁，处处都隐藏着致命的陷阱，只等敌人来犯，给予他们沉重的打击。 在一个阴霾密布的日子，鬼子在伪军的带领下鬼鬼祟祟地进了村。一个伪军趾高气扬，毫无防备，手中的枪头不经意间挂在了树上隐藏着的地雷线。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那伪军瞬间被炸上了天，随后重重地摔落在地，当场一命呜呼。 与此同时，两个鬼子贼眉鼠眼地在一个群众家里的灶台上抢夺鸡蛋。他们满心贪婪，丝毫没有察觉到脚下的危险。“砰”的一声，地雷被触发，强大的爆炸冲击力将他们掀翻，两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一时间，猪圈里、牛栏边、衣箱旁、门楼前，爆炸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尘土飞扬。一个个鬼子和伪军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倒下，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身首异处，哭喊声、咒骂声交织在一起。这阵仗，仿佛是地狱的景象在人间上演，而这正是侵略者应得的下场。 鬼子接连被炸了两次，那叫一个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十六日这天，他们气急败坏地开始搜山。这些狡猾的家伙不走宽敞的大道，反而专挑狭窄的小道行进，以为这样就能避开陷阱。 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王安琪早就带领着民兵在小路上精心埋下了威力巨大的地雷，还设置了布满尖刺的竹尖庄。尖刺林立，让人望而生畏，吓得鬼子们胆战心惊，寸步难行。 鬼子搜山的计划落空，无奈之下，只好灰溜溜地返回。就在这时，民兵们瞅准时机，奋勇冲杀出来。鬼子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措手不及，顿时乱了阵脚，溃不成军。兵荒马乱之中，他们又慌不择路地踏上了地雷。只听得“轰轰”几声巨响，硝烟四起，鬼子们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哭爹喊娘。剩余的残兵败将，狼狈不堪地逃回了盛家桥。 王安琪率领着斗志昂扬的民兵们趁胜进击，一路势如破竹。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向了盛家桥，将那象征着敌人势力的大门以及陈家祠堂毫不留情地放火烧掉。烈火熊熊燃烧，照亮了半边天，仿佛是在向敌人宣告着正义的力量不可阻挡。 由于王安琪在战斗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机智勇敢，他的战术灵活多变，行动神出鬼没，让敌人摸不着头脑。每次都能出其不意地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令敌人防不胜防。因此，鬼子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如同听到了催命符一般，吓得浑身颤抖，胆战心惊。 王安琪的家位于魏家坝的石塘村，那里山清水秀，宁静祥和。然而，由于在战斗中为了采取一些必要的预防措施，确保自身和同志们的安全，同时也为了更便于开展与敌人的斗争，他和一起做民兵的一个人一起搬离了熟悉的石塘村，来到了沐家集如今的村庄。 也就是说，王安琪实际上是来自沐家集万年村的人。这个村庄见证了他的成长，赋予了他坚韧的性格和无畏的勇气，成为了他投身战斗、保家卫国的坚强后盾。 1942 年 5 月，一支由新四军第七师第 56 团、第 57 团的各一部分兵力与含和独立连共同组成的含和独立团应运而生。该团积极配合侯韩中心县委的各项活动，在军事上隶属于新四军第七师的建制。 此团的团长为马长炎、徐绍荣，政委由马长炎、杨杰英、马长炎担任，副团长是顾鸿，参谋长为李锡锋，政治处主任则是徐志明。他们个个英勇无畏，足智多谋，带领着全团战士为了抗战的胜利奋勇拼搏。 1942 年 5 月，为了实现巢北发展的战略目标，从而有效地沟通并保持与皖东抗日根据地的紧密战略联系，中共皖中区党委经过深思熟虑，果断作出决定，以原巢湖工委作为基础，成立中共合肥巢县庐江委员会。不久之后，该委员会又更名为巢合庐中心县委。其机关驻扎在巢县高林桥的班家巷村一带。 县委率领着新四军第七师巢湖独立营，将巢南高林桥一带作为稳固的立足点，勇敢地向巢北以及巢湖西岸的庐江北、合肥一带和淮南铁路两侧积极开展工作。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在敌占区顽强斗争，为抗日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1942 年 9 月，巢湖独立营实力不断壮大，进而扩编为巢湖独立团。巢合庐中心县委与巢湖独立团紧密协作，配合无间。在那敌伪和国民党势力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艰难环境中，坚定不移地坚持斗争。 他们相继领导并建立了巢南槐林嘴、庐江北石山、巢北张家疃、巢二（柘皋:)淮夏、合二（西山驿:)，磨店等区委。在这一过程中，党组织如燎原之火，不断发展壮大，力量日益增强。同时，还成功建立了少数区乡抗日民主政权，有力地维护了皖中抗日根据地与皖东抗日根据地以及这一地区的战略联系，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巢合庐中心县委会的书记是程明远，其委员包括杜大功、周心抚、宋浩明和顾鸿。他们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为了地区的抗日事业和党组织的发展，齐心协力，勇往直前。 巢湖独立团于 1942 年 9 月正式组建，它是以新四军第七师原巢湖独立营作为基础，同时联合了巢湖、庐江的地方武装力量共同组成，故而也被称为巢合庐独立团。该团积极配合巢合庐中心县委展开各类活动。 在军事隶属关系上，巢湖独立团归属新四军第七师建制。团长由顾鸿担任，政委是杨杰英，副团长为桂俊亭，参谋长是宣济民，政治处主任则是杜大公。他们各司其职，带领着全体将士英勇作战，为保卫家园、抗击敌寇而不懈奋斗。 1942 年 6 月，依据中央所确立的土地改革原则，经过参议会的深入讨论和审议，通过了二五减租试行办法和减息办法。 二五减租试行办法明确规定，对于租种的田地，需由专门成立的评租委员会进行评定。评定完成后，依照契约所规定的租额，实行二五减租。即地主所得为原本租额的 375‰，而佃户所得为原本租额的 625‰。对于租种的田地，无论其具体情况如何，均改照此方法执行。 第二，对于分租田地，如果有押板的情况，按照收获进行三七分，地主得三成，佃户得七成；若无押板，则按四六分，地主得四成，佃户得六成。其收获量需由评租委员会进行公正评定，并且明令禁止地主向佃户提出增加压板的无理要求。 第三，坚决取消各种额外的剥削形式，诸如节蛋、租牲、过庄礼以及三顿大饭等不合理的额外负担。佃户运送租稻给地主时，以五里路程为界限，倘若超过五里，应由地主支付运费。 第四，佃户正产物以外的副产物，比如田边地头的一些额外收获，一律归佃户所有。 量器统一以洲斛为标准，其他的量器一概予以制止使用。 第六，除非是佃户一方自愿退佃，或者佃户无故欠租，又或者地主家里有足够的人力可以进行耕种而必须收回土地的情况之外，一律不准随意撤佃。 1943 年 6 月，巢无中心区针对减租政策做出了修改。规定对于看租田的地，首先由地主和佃农双方自行进行评议，而评租委员会则起到监督、调解和仲裁的作用。 分租田地中，在没有押板的情况下，按照收获量实行二五减租。而有押板的，则地主得 35%，佃农得 65%。 皖中的减息法令于 1942 年 6 月开始正式施行。次年 5 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减息只减过去，不减今后”的原则，对原来的法令进行了修改。（未完待续） ------------ 第四十二章:银屏山之战 1943年3月17日傍晚，日寇对银屏山区发动大规模扫荡。 位于巢无交界的银屏山地势险要。1941 年 5 月，新四军第七师在这里宣布成立。起初日军无视这支隐蔽发展的部队，然而两年时间，在粉碎日伪顽的清剿和扫荡中，遇战越强，迅速壮大新四军第 7 师的兵力足以威胁日伪大本营南京的安全，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941 年，在那令人痛心的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新四军第 7 师于无为的红庙乡正式成立。当时的局势严峻，战火纷飞，但英勇的战士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集结，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和挑战。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陇海县以南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新四军整编为 7 个师一个独立旅，总兵力 9 万余人而新四军第七师是其中兵力最少的一个，仅三千 余人。 新四军第 7 师由皖南事变突围部队及活动于皖中的无为游击队、第 3 支队挺进团及地方武装等编成，1941 年 5 月于无为正式成立，仅下辖下辖第 19 旅及挺进团，仅 4 个团，兵力 3,000 余人，师部驻巢县南部山区。 第 7 师成立时师长为张鼎丞未到职，政治委员曾希圣，参谋长李之高，政治部主任何伟，第 19 旅旅长孙仲德，政治委员由曾希圣担任兼任，政治部主任何伟兼任挺进团团长是林维先，政治委员彭胜标。新四军第 7 师活动区域为皖江地区较为富庶，不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还与芜湖、南京临近，是商贾必定必经之地。 皖江根据地财政收入不仅能供给本根据地军政费用，还不断上缴军部款物，支援整个华中根据地的敌后抗战。第 7 师成立后，以巢县、无为等为中心，向西南、东北三个方向发展，打通了与第 2 师、第 5 师、第 6 师的联系，扩大了根据地，皖南地区力量有所恢复。1942 年 2 月，傅秋涛到职任副师长。1943 年 9 月，谭希林率第 2 师一部到皖江任第 7 师代师长。 到 1945 年 8 月抗日大反攻时期，第七师主力部队发展到 2 万余人，根据地人口 300 余万。1945 年 10 月，新四军第七师部队编为第十九旅、二十旅、二 21 旅北调山东根据地。此时第 7 师师长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步新，参谋长孙仲德，第 19 旅旅长林维先，政治委员黄火星，第 20 旅旅旅长梁金华，政治委员黄耀南。第 21 旅旅长马长炎，政治委员黄先。第 7 师后改为华东野战军第 7 纵队。 1941 年 5 月，在无为这片充满希望与斗志的土地上，新四军第 7 师正式宣布成立。成立之初，日军对这支在暗中默默积蓄力量、隐蔽发展的部队嗤之以鼻，选择了无视。 然而，在随后短短两年的艰难时光里，新四军第 7 师在一次次粉碎日伪顽三方联合的清剿和扫荡中，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与战斗力。他们非但没有被敌人的凶猛攻势所击垮，反而在战火的淬炼中越战越强。经过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第 7 师迅速发展壮大，兵力日益雄厚。 强大起来的第 7 师，其军事力量已经足以对日伪的大本营南京构成严重威胁，宛如一把无比锋利的尖刀，以锐不可当之势直直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要害，让敌人胆战心惊。 1943 年 3 月，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日军从南京、江浦、铜陵三地抽调了一一六师团、一五师团的一部分兵力，总计达 6000 余人。他们先是在芜湖，荻港等地悄悄地集结，进行着周密的部署和准备。 而后，在一个寂静的清晨，日军突然出动，如同恶狼般凶猛。他们采取了远途奔袭、分进合击的狡猾战术，如潮水一般汹涌而至巢武地区。其目的极为险恶，妄图以如此重兵，将新四军第七师的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围困在背靠巢湖、方圆数十里的银屏山区，妄图一举将其消灭，妄图扑灭这股顽强的抗日力量。 敌人的铁骑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疯狂地实行着野蛮的三光政策。他们烧杀抢掠，百姓的房屋在烈火中熊熊燃烧，无辜的生命在敌人的屠刀下悲惨消逝，妇女们遭受着难以言喻的凌辱。 然而，面对如此凶残敌人的疯狂进攻，中心区的军民在皖中区党委、新四军第七师首长的坚强领导下，没有丝毫的畏惧与退缩。他们迅速行动起来，怀着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激烈的反扫荡战斗中。 17 日，当日寇的各路人马分别从巢县、东关、烘安、开城桥、巩文桥、盛家桥、黄姑闸、散兵等地出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凶猛地杀奔中心区时，新四军的主力部队迅速在云屏山、大卫家、石简铺等地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顽强地掩护着领导机关向山里转移。 是日黄昏，敌军妄图收缩包围圈，丧心病狂地在几个山头上燃起烟火，以此作为发起进攻的联络信号。面对这万分危急的险情，新四军七师的领导当机立断，果断组织退入山区的军民分路突围。行动之前，部队进一步轻装，做好了应对一切危险的准备，以防万一。经过师首长的批准，师机要科的同志小心翼翼地将电台及密码本妥善藏了起来，果断中断了同外部的电报联络。 当夜，当天夜里，狂风呼啸，暴雨倾盆，天地间一片漆黑。在山区的七师独立团果断兵分两路，团长熊应堂率领着一、三营组成一路，他们身姿矫健，目光坚定，向着西南方向奋勇突围。政委罗保廉则率领二营，肩负着掩护师部的重任，向着西北方向艰难突围。 十八日拂晓，天色依旧昏暗，向西南方突围的新四军在姆山怀不幸与敌人遭遇，瞬间，激烈的战斗打响。7 连和 9 连在一连机枪火力的有力掩护下，毫不退缩，顽强地同敌人展开了拼死搏杀。 战斗中，9 连的通信员高小宝手持一把锋利的砍刀，毫无惧色。他目光如炬，身形敏捷，英勇地与三个鬼子进行着惊心动魄的肉搏。每一次挥刀都带着满腔的怒火，每一次怒吼都彰显着坚定的意志，充分表现了新四军战士那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激战半日，硝烟弥漫，喊杀声震耳欲聋。最终，部队历经艰难险阻，从高陵山成功突围。当晚，夜色如墨，大部分人员开始渡过巢湖。然而，在渡河过程中，意外发生了，有一只船行至湖心时，突然出现漏水的情况，随后开始下沉。 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特务连指导员苏金波毫不犹豫，奋勇跳入水中，试图堵漏。冰冷刺骨的湖水，加之长时间战斗带来的饥寒和极度的疲乏，不断侵蚀着他的身体和意志，但他依然咬紧牙关坚持着。可惜的是，最终他不幸被湖水淹没，英勇牺牲。 姥山怀这一战，意义非凡。其激烈的战况吸引了敌军主力，从而使得新四军其他突围部队能够顺利逃出，成功地跳出了敌人精心布置的重围。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突围战斗中，银屏山区的人民群众给予了新四军极大的支持。他们在区委书记李德有的有力带领下，紧密团结，协同作战。其中，有熟悉山路的任家山、邵家山的民兵挺身而出，为新四军引路。 众人分几路进行突围，其中一路从小岭出发到狮子山下石鼻子，再经陈家山口朝着围区前进；一条路线是从何家山抵达钟家山，沿着清水塘向钓鱼台方向转移；还有一路从董家山翻山越岭，穿过楚格岭和象甲山，沿着两道山沟向巢湖延伸；另外还有一条是从大岭到华达石，再经龙洞门进入敌占区。 十八日过后，敌人对银屏山展开了梳篦式的反复搜剿，其搜查之细致，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此时，仍滞留在山区的新四军中那些一时掉队的人员、身负伤痛的伤员以及部分未能成功冲出的机关人员，在当地善良勇敢的山村群众的带领下，小心翼翼地转移到了各个山洞之中进行隐蔽。他们藏身于偏僻农家，躲避着敌人的追捕。 新四军 7 师的财政部长蔡辉、巢无县委书记胡德荣被妥善地安排在了象家山第一脚下的一户农家之中。在此期间，众多山里的群众展现出了令人动容的深情厚谊，他们纷纷将自己本就为数不多的衣服脱下来，给那些隐蔽的同志穿上，只为让他们能多一些温暖和保护。更有 4 个善良的女孩，毅然剪下自己一半的辫子，交给 7 师的女同志，帮助她们进行化妆，以更好地掩人耳目。 时至春荒，粮食极度匮乏，群众自己也面临着严重缺粮的困境。但即便如此，对于隐藏下来的同志，全部都由群众主动承包送饭的任务，没有一丝怨言。在敌军重重围困云屏山的那些艰难日子里，人民群众舍生忘死、貌似救援新四军第 7 师的干部战士的动人事迹数不胜数，如繁星般璀璨，让人铭记于心。 董家山区的民兵董兆松、董兆福、董兆城三人，在听闻曾思圣、曾山等负责同志被围困在雪人洞内这一紧急情况后，心急如焚。他们于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沿着陡峭险峻的悬崖石壁，小心翼翼地避开敌人设置的重重包围圈，成功进入后洞。凭借着他们的勇敢和机智，最终帮助曾思圣、曾山等负责同志脱离了险境。 新四军 7 师政治部的杨刚同志在突围时，不幸同部队失去了联系。敌人疯狂搜山之际，他急中生智，利用群众给予的一床棉被将自己的身体紧紧裹住，躺在一条深水沟里，屏气凝神，成功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天黑之后，他摸索着来到山坳处一处独家居住的群众家。屋里的大爷大娘在得知他是走散的新四军时，毫不犹豫地立刻将他拉进家中。见他浑身湿透，大爷马上找来干净的衣服让他换上，大娘则迅速烧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姜汤叫他喝下，为他驱寒。等衣服烤干后，大爷大娘又连夜让自己的儿子护送他去找部队。 正是由于人民群众全力以赴的掩护，日军自十八日起，多次进行搜山，却均一无所获。 据《居巢文史》《巢湖今昔》的相关记载，在敌人对云屏山进行丧心病狂的围剿之时，战斗在合含沿江一带的新四军主力果断奉命，以雷霆之势猛袭敌后方的据点。皖南支队与第 19 号、第 20 号部队，接连攻克了三官殿、汤家沟这两个重要据点。和韩支队则对巢县、东关、林头等地发起了猛烈的袭击，并且大胆破坏了淮南铁路，成功截断了进犯之敌的运输线路。 与此同时，沿江支队从湘岸、泉塘等地展开袭击。而敌占区的游击武装也在同一时间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广泛开展麻雀战，灵活出击，扰敌后方。这一系列行动都强有力地配合了中心区的反扫荡斗争，形成了协同作战、共同御敌的强大合力。 经过整整两周惊心动魄的激战，在广大军民齐心协力、里应外合的英勇抗击下，敌人损兵折将达 500 余人。他们士气低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最终被迫开始分批撤退。直至 3 月 30 日，日寇精心策划的这场大扫荡被彻底粉碎，我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敌人遭到惨重的失败后，心有不甘，并未就此善罢甘休。4 月 30 日，日寇再次兴风作浪，又抽调了来自芜湖、铜陵、繁昌等据点的兵力约 2000 人，同时在伪军刘子清部千余人的配合下，气势汹汹地又一次对巢无中心区展开扫荡。 然而，此次新四军巧妙地化整为零，在新民、怀宁等区警卫队的紧密配合下，神出鬼没，到处袭击敌人。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狼狈不堪，根本无法在中心区停留，只能纷纷撤退。至 5 月 6 日，敌人的再次扫荡又以失败告终，被彻底粉碎。 巢无山区这两次反扫荡斗争，意义非凡。不仅成功保存了新四军的主力，而且彻底粉碎了日军妄图消灭新四军第 7 师的险恶阴谋。在战斗中，军民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战斗力得到大大提高，抗战必胜的信念也大大增强了。 （未完待续） ------------ 第四十三章:大战磨盘山 1943 年 3 月，春寒料峭，局势紧张。日寇丧心病狂地纠集了多达万人的兵力，兵分八路气势汹汹地向朝南根据地发起了疯狂的进犯。然而，在我军英勇顽强的抵抗下，日寇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但他们贼心不死，惨败之后又花样翻新，企图采用阴险的“以华制华”的政策来达到其罪恶目的。 7 月上旬，炎炎烈日下，日寇从盛家桥、黄郭闸到全塘一线狼狈撤退。可其居心叵测，故意在包围圈子留了一个缺口，妄图借此缺口让国民党军队钻进来，从而借国民党之手来消灭新四军，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 新四军迅速而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他们充分利用周家大山、磨盘山一线的有利地形，精心构筑工事。战士们挥汗如雨，搬石运土，一道道坚固的战壕在山坡上逐渐成形。 他们巧妙地设置了防御屏障，布置了火力点，将每一处地形优势都发挥到极致。准备给来犯之敌以坚密性的打击，让敌人陷入他们精心布置的天罗地网之中，有来无回。 担任驻守磨盘山阵地的白湖独立团二营，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与责任。他们一方面派遣了一支精悍的小部队，悄悄深入沐家集、盛家桥一带，紧密地配合游击队展开灵活多样的活动。 另一方面，在怀宁区数千群众的热情支援下，二营全体战士士气高昂。他们齐心协力，与群众共同奋战在磨盘山、丁字山、黄泥山一线，紧张有序地赶修工事。 战士们和群众们并肩作战，挖土搬石，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但没有人喊累，没有人退缩。大家心中都怀着坚定的信念，要为保卫家园、抗击敌人构建起坚不可摧的防线。 1943 年 10 月 15 日，秋意渐浓，凉意袭人，但在阵地上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新四军第 7 师政委曾希圣代师长谭希林亲自奔赴至第一线，与广大军民并肩作战，共同修筑碉堡、挖掘战壕。 曾政委身着朴素的军装，身先士卒，和战士们、群众们一起挥锹铲土，汗水顺着他坚毅的脸庞不断滑落。在首长的鼓舞下，所有人的热情被彻底点燃，群情激昂，干劲冲天。 曾政委亲切地走到群众中间，望着他们满是汗水却依然坚定的面庞，关切地问道：“你们修工事累不累啊？”群众们停下手中的活，挺直了腰杆，异口同声地大声说道：“不累！你们为我们家乡不惧流血牺牲，我们还能怕累吗？”这洪亮的回答在阵地上空回荡，彰显着军民一心的强大力量。 修碉堡所采用的主要工具便是土基模，而这种土基的制作过程有着独特的方法。首先要挖出一个个土基塘，然后牵来健壮的牛，让牛在土基塘里反复踩踏。经过牛的有力踩踏，土质变得紧实而有黏性。接着，再对这些经过踩踏处理的土质进行加工制作，使其达到合适的质地和形状，晒干后即可砌筑碉堡，修筑土碉堡是新四军的发明。 “我们还要和你们一道保家乡，保秋收。顽固派来一个我们就捉一个，来两个就捉一双。”群众们情绪激昂地喊着，声音中充满了坚定的决心。 由于军民齐心，携手共进，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5 座坚固的碉堡便拔地而起，3 道深深的壕沟蜿蜒伸展，1000 多公尺长的木围一墙也全部修建完毕。山脚山洼处处都精心布置了地雷，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 曾政委第二次视察阵地时，目光敏锐地发现山间有很多大如八斗的道路的石头。他二话不说，亲自带着经验丰富的石匠们，在石头上仔细地做眼子，制造威力强大的地雷。从木围墙开始，一直延伸布防到交通壕，再由交通壕精心布置到指挥所，全都选上了坚韧的细麻绳进行连接和触发。就这样，从山上到山下都被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雷火炮，大大增强了守备力量，让敌人望而却步。 1943 年 11 月 10 日，寒风凛冽，气氛却紧张而热烈。在新四军主力两个连和游击队的强力支援下，怀宁区、关河区两个区的数千群众如同一股汹涌的洪流，彻底破坏了穆家集到申家桥一带的道路桥梁。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战士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每人发放了 4 颗手榴弹，那沉甸甸的手榴弹仿佛是他们捍卫正义的决心；50 发子弹被整齐地装在弹匣中，每一发都寄托着对胜利的渴望；两人共用一把锋利的刀，刀刃在阳光下闪烁着寒芒；每挺机枪配备了 500 发子弹，强大的火力是他们信心的来源。此外，每个碉堡都储备了足够 5 到 7 天的吃水干粮，以确保在战斗中能够坚守阵地，不受物资短缺的困扰。 群众也积极地准备好了担架，时刻准备着为受伤的战士提供及时的救援。党员和积极分子们更是情绪激昂，纷纷写下决心书、血书，用坚定的笔触表达着自己的决心，保证誓与磨盘山共存亡。就连当时在后方养病的党员潘班长，当听说了这一紧张局势后，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与热血，带病连夜赶到阵地，毅然决然地写血书要求参战。 至此，全线的战斗部署已全部就绪。11 月 20 日拂晓，天色微明，寒气逼人，顽军第 8 纵队司令龙炎武率领 3 个支队以及桂顽 526、528 等 5 个团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分三路向着秀泉口、魏家坝进犯。 上午 8 点钟，敌人到达了沐家集，然而他们的行进速度极为缓慢。直到 10 点，才逐渐接近磨盘山。敌人一开始先攻击左右两翼的丁字山、黄泥山。为了诱敌深入，以便能够集中力量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新四军桂俊亭营的五六连奉命由丁字山、黄泥山转移阵地，全部集中到了战略位置更为重要的磨盘山。 12 点以后，敌人如疯狗般进攻磨盘山，他们气势汹汹，妄图凭借人数优势一举拿下阵地。然而，敌人先后疯狂冲锋 18 次，每一次都被英勇无畏的新四军坚决而有力地打退。 下午 2 点多钟，敌人好不容易接近新四军的第二道防线。瞬间，原来精心布置的石雷一同爆炸开来，巨大的轰鸣声中，敌人被炸得肢体横飞，惨叫连连。不仅如此，还有那布满地面的毛竹钉、三拐钉，让许多敌人在慌乱中不慎踩中，被刺得鲜血直流，痛苦的哭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下午 6 点钟，歼敌的最佳时机已然成熟，巢大的一、二营奉命自前后垄一带迅猛出击。刹那间，枪声、号声齐齐响起，杀声震天动地。战士们手持锋利的大刀，个个如猛虎下山之势，勇猛地冲向敌人，迫使敌人惊慌失措，纷纷弃枪而逃。 7 点半，全县大获全胜，总计毙、俘敌人 1000 多人，活捉了支队长郑其昌。此次战役还缴获了迫击炮一门，重机枪 4 挺，轻机枪 10 挺，步枪 700 多支，手枪 100 多支，以及数不清的子弹和大量军用物资。顽军司令龙炎武听说郑其昌被活捉，吓得肝胆俱裂，连夜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庐江。 磨盘山大捷宛如一记重锤，狠狠地打击了顽固派那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这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如同一股强劲的春风，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 在此之前，群众们或许还心怀忧虑，但此刻，他们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光，心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到抗日的各项工作中，为保卫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这次大捷也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使其成为了坚不可摧的堡垒。原本岌岌可危的防线得到了加强，资源的调配和人员的调配更加顺畅高效。 而且，磨盘山大捷成功打通了新四军与大别山根据地的交通要道。这意味着物资的运输、人员的调配以及情报的传递都变得更加便捷迅速，为后续的战斗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胜利改变了对敌斗争的形势。让敌人从之前的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我方则从战略防御逐渐转向战略进攻，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 为了进一步改善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即便在战争频繁、局势动荡的艰难情况下，从 1943 年开始，毅然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大生产运动。 党和政府以及区、乡村各级纷纷行动起来，都积极组织了生产委员会和生产小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宣传生产的重大意义，深入到每一户农家，发动并耐心帮助各户农民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订立科学合理的生产计划。 同时，各个地区广泛组织起换工队，有的地方也称之为便工队、短工队，大力实行劳动互助。在这种互助模式下，人们相互协作，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在大生产的进程中，还不遗余力地推行深耕、施肥等先进的农业技术，积极提倡植树、种植、种柿、养鱼等多种经营方式，精心搞好各种副业生产，努力拓展增收渠道。 此外，还组织领导群众大力兴修水利。行署专门设有水利委员会，秉持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实行以地主出钱，农民出工的方式修筑提闸河坝，使得水利设施不断完善，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未完待续） ------------ 第四十四章:湖东县办事处魏家坝 湖东公安局伴随着湖东办事处的应运而生，也宣告了它的诞生。1942 年，全新设立了公安科，科长由张抗担任，科员有易祥。1943 年 4 月，公安局正式成立，设置了正副局长各一名。局长由江厥成出任，副局长则是谭兆屏。1945 年，高阳接任局长一职。公安局的位置在靠近上里冈的附近。其下设机构包含社会股，也就是侦察股，股长是唐树荣；审讯股股长起初是易群，后来换成了吴定远；秘书一职先是陈潜，之后由朱华担任。警卫队兵力大概有一个排左右，配备长短枪 10 余支，队长是叶某某。 湖东位于白湖的东边，巢湖的岸边。槐林嘴、魏家坝这两个集镇商贸往来频繁，商人众多，政治情况也相对较为复杂。湖东公安局向上级报告并获得批准后，在槐林嘴、魏家坝分别设立了一个派出所。它们的全称为湖东公安局槐林嘴派出所和湖东公安局魏家坝派出所。槐林嘴派出所所长易祥，后来换成了赵 毕；魏家坝派出所所长是唐树荣。每个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数量在五六人左右，并且人员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 湖东行政办事处下设 5 个区，每个区均配有公安员。其中尚礼区区治安员万益真，临泉区区治安员是唐树荣，王建平，槐林区区治安员先后有高杨，唐斌，刘其怀，关河区区治安委员先后是吴定远，易祥。 湖东公安局还在各要道口设立检查站 3 处。槐林嘴检查站站长赵 毕 ，沐家集检查站站长某某，检察员徐克顺陈长银，关河检查站站长某某某。 新四军第七师是皖江人民的子子弟兵。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第七师与皖江人民结成了血肉关系。七师的兵源主要来自于皖江地区的人民，尤其是 1944 年，为了进一步壮大抗日力量，准备对日寇进行大反攻，在皖江地区掀起了参军的热潮。在抗日保家、参军光荣的号召下，根据地内广大青年积极参军，掀起了参军比赛的热潮。然而敌特针对扩军工作进行破坏，散布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陈旧观念，鼓吹日本人强大，国民党武器好，当新四军是送死的，少数青年受受谣言的影响，不敢参军。皖江根据地各公安机关把保卫根据地扩军工作当成自己的光荣职责针对当时的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派出所派出公安干部与地方政府一道向群众宣传参军光荣、保家卫国的道理，宣传在群众中流行的歌谣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军子弟兵，为国家，为人民，参军顶光荣。当时的无为、临江、湖东、和含等地公安机关，抽调抽出一定的力量保卫这一中心工作，各区治安源在这一段时间里全力以赴搞好科群工作。 第二，追查谣言。对于敌人制造的谣言，一面积极的追查，一面辟谣。第三，保障家属安全。对迫害家属的敌伪分子，坚决予以惩办。 皖江抗日根据地是日伪顽爪牙交错的地区，社会情况较为复杂。皖江区党委始终坚持贯彻，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顽固力量的方针，充分运用统一战线的这一法宝，从而使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新四军第七师一成立就非常重视发挥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人物的积极作用。皖江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遵照党的政策实行三三制，党员在政权中只占 1/3。我们广泛吸收了党外的抗日民主进步人士、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工作。 在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内，普通普遍成立了参议会。各个地区普遍开展了选举参议员工作。皖江参议会和各县的行政区参议会成立，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开展，广泛的团结了皖江地区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战建国事业，我们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还对各种社会势力开展争取工作。 我们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还对各种社会势力开展争取工作。在和含，无东派具有三番子特殊身份的赵鹏程、谭长发对这一带的帮会做争取工作，收效甚大。对于少数坚决与我为敌的，则坚决予以打击。公安机关根据党委指示，认真开展对统一战线的保卫。具体措施是。 第一，配合有关部门在做好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对于顽固不化、坚持与我为敌的反动势力，坚决惩办。第二，对于我合作的各界民主人士，公安机关保保障其合法权益，其财产和人身安全受到保障。第三，对破坏统一战线，对破坏统战或利用统统一战线作为掩护，为日寇汉奸进行刺探情报等破坏活动的，坚决予以打击。如 1944 年初，临江白卯区三垄一个姓倪的是我方区参议员，该倪利用这一合法身份，收集我方政治军事情报，暗地送给日寇，后被我党政和公安机关发觉，经报上级批准后将一处以死刑，通过一系列工作之后，为巩固统一战线做出了应有贡献。 日寇对皖江根据地的破坏活动，相当一部分是利用汉奸进行的，而汉奸往往又利用叛徒提供，刺探我方情报。一些地方封建恶霸也依仗日伪顽反动势力欺压群众，称霸一方，而日伪顽有利用封建恶霸与我为敌，有的则是日伪顽坐探，这次反动势力对我根据地安全威胁很大，因此必须对汉奸、叛徒、恶霸给予坚决打击，不，才能保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安全。 中央社会部关于锄奸政策中指出，必须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认清日寇是主要敌人，汉奸是日寇的爪牙，有的则正式充当特务，他们为日寇扫荡带带路，试探我方情报捕杀我党政军人员和群众，尤其在边缘游击区，对我威胁更大。因此，皖江各地公安机关对汉奸进行坚决进行惩惩办。 一，对罪大恶恶极的，经批准后予以处决。如湖东处决了槐林区的日特韩乐山等人，临江处决了沈塘河汉奸吕维霞、李培龙等人，沿江处决了汉奸周南山等人，贵西处决了伪情报员余杰、马老八等人，铜陵处决了汉奸查啸泉等人，巢合地区处决了有盐有严重罪恶的汉奸，特务邓怀来等 13 人，湖东县泉塘镇伪区长谢清廉与襄安日寇特务开设银行，为小野来往密切，经常配合日寇向我湖东根据地进行扫荡对根据地烧杀抢掠，群众恨之入骨。 沿江地委根据群众要求，决定对这一罪大恶极的汉奸区长予以逮捕处决。为避免日寇报复，在方法上决定秘密进行。湖东公安局指派侦查股长唐树荣到商里区有分区委员，有分区委书记，胡溪涛，支干民兵队长赵发支率率领区中队一个班，于夜间潜入谢的住处，将谢诱到国民党统治区内处决。当群众得知汉奸谢青年被处决消息后我不，我不手成快。 2，对虽有罪恶民愤，但尚不足以死刑，处死刑的，给予逮捕关押，有的关押后教育释放。第三，警告，对有的汉奸给予口头和书面警告，要他悬崖勒马，改恶从善。如继续与人民为敌，即严惩不贷。如河汉地区运草河南日伪区长单营炳，运漕司调保为军队长孙亮庭经常率部下乡骚扰群众，公安机关以地方部队和政府名义写信给单营炳、孙亮庭，警告他，警告他们，不准他们狐假虎威 2，要及时向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第三，要尽可能的供应我们一些军用物资。如有违反定要受到严厉惩罚。通过处决、逮捕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之后，使他们的气焰大大的有所收敛。 皖江地区对日伪顽的斗争始终是艰苦紧张的，一些意志薄弱者往往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看不清抗日救国的光明前途，而脱离革命，有的向敌自首，出卖组织和同志，有的被被敌人勾连，错反而叛变投敌，有的充当日伪作探。皖江抗日根据地叛徒中最大的有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有营区级干部，也有连排和一般干部战士。1943 年秋，何朝大队吴茂好深投奔，临投日寇，充当汉奸。湖东纵队特务连长伍少亭借口外出执行任务，带两个战士投向日寇。湖东关河区副区长雷明远拐带官泉乡花大门朱村做妇女工作的朱兰英投向桂顽，以后当了特务。这些叛徒对我内部情况熟悉，危害很大。 1943 年冬天，皖南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张经武在支队驻地白茆洲胡家大屋持刀砍伤支队政委皖南地委书记黄耀南之后投靠投靠日寇，1944 年春节，叛徒张经武带领日寇伪军对临江地区进行扫荡，包围了白茆洲，封锁了所有水旱通道，将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抓去，排成两行，由张经武逐人辨认，不少基层党员干部由于张认出而遭遭受杀害。我临江行政办事处主任张君武也在此次扫荡中被日寇俘虏，皖南、和含等地也屡次出现叛徒危害。因此，皖江各级公安机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根据在其不继续**活动下，可予以自新之路，即不杀之待遇。如能回心向善者，予以优待，但不能重新入党。对自动向我们报告的特务人员与自首分子，不加逮捕，分别处理，给予出路的精神，分别进行处理对叛变投敌后积极出卖组织和同志和积极为敌服务，使我党政军民遭受严重损失，拒不改善从恶的分子，坚决予以镇压。（未完待续） ------------ 第四十五章:巢合庐中心县委和巢合县委 1943 年 3 月，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方针后，原中共巢合庐中心县委仍直属皖中区党委领导，并将皖中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巢县、无为地区划分为直属县，成立中共巢无县委亦归区党委直接领导。 在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中共巢无县委全力以赴，着力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基础建设。他们积极组织民众兴修水利，保障农田的灌溉；大力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开办多所学校，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努力完善医疗卫生体系，为民众的健康提供保障。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充分发挥了中心县委中心区对根据地其他地区的示范和支援作用，成为了其他地区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与此同时，中共巢合芜中心县委也毫不懈怠，在扩大游击区方面倾尽全力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深入敌后，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不断开辟新的游击区域。积极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为根据地的拓展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斗争形势和任务的不断变化，1943 年，皖中抗日根据地部分地区的领导关系也相应进行了调整。1943 年冬，中共巢合庐中心县委被撤销，原辖的巢湖以北地区被划入淮南抗日根据地，归属中共淮南区党委与新四军第二师的活动地区。1944 年底，中共皖南地委由无为东迁入江南铜陵县之后，无东、无南地区改由区党委直接领导，就近接受临江县委的工作指导。 1945 年 8 月，中共皖江区党委做出决定，成立中共皖中地委以及皖中专员公署。同时，任命孙仲德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陆学斌为专员，旨在对巢县、无为、庐江地区实行统一领导。然而，不久之后，由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形势发生变化，中共皖中地委及专属军分区组织未能正式建立并行使职能。 1943 年 3 月，中共巢合庐中心县委依然由中共皖中区党委直接领导，并且派来了新四军第七师民运部长余再励等一批干部，以加强领导力量。中心县委持续以巢县以南地区作为依托，朝着巢县城至合肥下塘以及淮南铁路两侧的地区展开活动和谋求发展。淮南铁路沿线属于日伪占领区，巢县以北至铁路之间为日伪控制区，巢湖以西至合肥则是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活动区。为了进一步执行与新四军二师打通并保持战略联系的方针，依照区党委和皖中军区的指示，巢无中心县委与巢无游击队仍然将分化瓦解与争取伪军土匪的工作，以及坚持敌后斗争作为中心工作。 采取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斗争策略。经过县委与各地党组织以及武装部队的不懈努力，多数伪匪组织逐渐改变了态度，选择保持中立。县委从而能够将主要力量用于对付日伪军，朝着敌后地区拓展，逐步建立和巩固了巢县中庙以北至肥东西山驿、马集、店埠一带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在肥东青龙厂一带成功打通了与淮南根据地的联系，并向合肥以北的岗集、瓦埠湖一带开辟和发展了抗日游击区。为了就近领导并进一步发展、巩固巢合抗日游击区，同年下半年，县委机关由巢南高林桥的班家巷迁入肥东白龙厂一带开展活动。 1943 年 7 月，日军为挑动国共摩擦，先后放弃进入巢无庐地区的黄姑闸、盛家桥等据点。驻皖西和庐江城的国民党军队趁机向巢湖西南地区逼近，封锁了巢合庐中心县委与区党委的交通线。自此，巢合庐中心县委与游击支队的活动主要就近归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地委和新四军二师指挥。此后，巢合庐中心县委与区党委的联系日益艰难。同年 12 月，经中共皖中区党委请示华中局决定，巢合庐中心县委改为巢合县委，不久划归淮南区党委津浦路西地委领导。县委原辖的庐北、槐林区委，划入白湖中心县委辖区。巢北的巢二、巢三，淮夏，黄山区归中共巢合县委领导。 中共巢合庐中心县委于 1943 年 3 月成立，至 1943 年 12 月期间，书记为余再励，副书记是程明远，委员有唐晓光、高立忠、杜大公、周心抚、宋浩明、雷文、夏长根。 中共巢合县委会于 1943 年 12 月成立，一直持续至 1945 年 8 月。期间，书记为程明远，委员有杜大公、熊振作、宣济民、张帜、李元、陈振亚、汪登科。 汪登科委员任职期间是 1944 年夏至 1945 年 8 月。 中心县委县委工作机构中，秘书为李隐之，任职时间为 1943 年冬至 1945 年 8 月。组织部部长先后为杜大公、陈振亚，杜大公的任职时间是 1943 年 3 月至 1944 年 5 月，陈振亚的任职时间是 1944 年 8 月至 1945 年 8 月。宣传部部长为熊振作，任职时间从 1943 年冬天到 1945 年 8 月。 巢合办事处成立于 1944 年 5 月，直至 1945 年 8 月。1944 年 5 月，为巩固和扩大巢合地区，淮南津浦路西专员公署决定成立巢合办事处。其下辖巢二、巢三、淮夏、黄山及西山驿、磨店、肥南、吴店、西黄九区政权，机关驻合肥肥东白龙厂小邢庄。1945 年 8 月，巢合办事处撤销，主任为张帜，任职时间为 1944 年 5 月至 1945 年 8 月。 黄山区就是今天的巢湖市居巢区苏湾镇，以前叫苏家湾。 巢合庐游击支队于 1943 年 3 月成立，至 1943 年 12 月。1943 年 3 月，原巢湖独立团改编为巢合庐游击支队，亦称巢湖游击支队，下辖独立大队等 3 个大队，支队机关驻在巢南高林桥一带。在军事上，其隶属于皖中军区领导。1943 年夏秋季间，为便于指挥，独立大队划归沿江支队建制。12 月，巢合路游击支队改为巢北支队，也称巢合支队。在巢合地区活动的两个大队划归新四军第 2 师建制。 支队长为唐晓光，任职时间为 1943 年 3 月至 1943 年 12 月。政委由余再励兼任，时间为 1943 年 3 月至 1943 年 12 月。副支队长是张学文，任职于 1943 年 3 月至 1943 年 7 月。副政委由程明远兼任，时间为 1943 年 3 月至 1943 年 12 月。参谋长先是宣济民，任职于 1943 年 3 月至 1943 年 10 月，后为李元，任职于 1943 年 10 月至 1943 年 12 月。政治部主任是高立忠，任职时间为 1943 年 3 月至 1943 年 12 月。副主任为杜大公，任职时间为 1943 年 3 月至 1943 年 12 月。 第一大队及独立大队，大队长为桂俊亭，任职时间为 1943 年 2 月至 1943 年秋。第二大队，又称西山驿大队，大队长为宣醒民，任职于 1943 年 3 月至 1943 年冬。教导员是曾宪涵，任职时间为 1943 年 3 月至 1943 年冬天。副大队长为杨忠，任职于 1943 年 3 月至 1943 年冬天。第三大队，又称磨店大队，大队长为李元，任职于 1943 年 3 月至 1943 年 10 月。教导员为金流，于 1943 年上半年任职。 巢北支队，成立于 1943 年 12 月，存续至 1945 年 8 月。1943 年 12 月，原巢合庐游击支队变更为巢北支队。1945 年 8 月，巢北支队建制改为巢湖独立团。政委由程明远兼任，任职时间为 1943 年 12 月至 1945 年 8 月。支队长无。副支队长为宣济民，任职时间为 1943 年 12 月至 1945 年 8 月。副政委为汪登科，任职时间为 1944 年夏至 1945 年 8 月。参谋长为李元，任职时间为 1943 年 12 月至 1945 年 8 月。政治处主任为杜大公，任职时间为 1943 年 12 月至 1944 年 5 月。 巢湖独立团于 1945 年 8 月成立，至 1945 年 9 月。1945 年 8 月，由巢北支队改建组成，亦称巢合独立团。团长为宣济民，任职时间为 1945 年 8 月至 1945 年 9 月。政委由程明远兼任，任职时间为 1945 年 8 月至 1945 年 9 月。副团长为李元，任职时间为 1945 年 8 月至 1945 年 9 月。参谋长为黄明锋，任职时间为 1945 年 8 月至 1945 年 9 月。 1943 年 3 月，中共皖中区党委、皖中行政公署、皖中军区、新四军第七师等领导机关所在的无为西北及巢南银屏山区，被划分为巢无县。建立了中共巢无县委，机关先后驻于无为的乌提树岗、响山上庄院子一带。下辖恍城、石涧、新民、南苏、银屏等 5 个区委。1945 年 8 月，增设无城区委。 县委成立后，为建立并巩固抗日根据地，在中共皖中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持续强化民主建政工作。自 1943 年夏至 1944 年下半年，全县先后推进了乡，村（保:)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一批党员、抗日积极分子以及开明人士担任了区、乡，村（保:)的负责干部。在与东南敌后战区、西北国民党统治区交界的边缘地带，还发展并建立了与这些地区的两面和三面政权的秘密联系。 在开展改造乡村政权工作的过程中，县委先后多次派出民运工作队，在区、乡党组织的协同配合下，深入动员群众。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建立了民兵自卫队、模范队、抗日协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武装和抗日团体，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掀起了全民抗战的热潮。 （未完待续） ------------ 第四十六章:中共沿江支队 1943 年 3 月，在白湖以东的区域，包括无为、庐江、舒城、桐城、怀宁、岳西、潜山边区，以及江南的贵池、青阳、东流、至德、彭泽地区，被统一划为沿江行政区。在此期间，成立了中共沿江地方委员会，其机关驻扎在无为县的商里港一带。与此同时，沿江军分区也宣告成立。 中共沿江地委成立之后，分别于巢县、无为、庐江设立了中共白湖县委，在桐城、怀宁、潜山边区组建了中共桐怀潜县委。原本由中共皖中区党委直接领导的桐庐 无县委，变更为桐庐县委，转归沿江地委领导，并且将工作区域转移至桐城东上义金桥一带，后来更名为中共胡斌县委。其原下无为 五 区的党组织，则单独成立中共无为 五区工委，直接受沿江地委的领导。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和全国抗日战争接连取得胜利，1943 年，皖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局势有了显著的发展。日军逐渐陷入兵力匮乏的困境，自春季针对巢无中心区发起的大扫荡被粉碎之后，为了缩短战线，他们调遣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第七师的区域发动进攻。日军先后舍弃了在巢无庐地区的黄姑闸、盛家桥等据点。至此，国民党军队得以从皖西地区经庐江城长驱直入，对皖中抗日根据地的巢无庐中心区发起攻击。 为最大程度减少与国民党军队的摩擦，依照皖中区党委的指示，沿江地委军分区从桐庐县委与桐怀潜县委抽调了一批干部，并率领武装力量，以桐东地区作为支撑点，着手开辟贵池东西两侧的沿江敌后地区。 1943 年七八月间，先后成立了中共舒庐县委与庐桐县委。同时，原白湖县委改为中心县委，负责领导舒庐县委、庐桐县委以及无五区工委。 1944 年初，地委书副书记黄先奉命率地委机关及沿江团进入贵池，加强领导开辟和创建沿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地委书记林维先则以指挥沿江军分区所属部队对国民党军队实行防御自卫斗争为主要工作。因此沿江地委及主要通过白湖中心县委实行，对所辖的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党政军领导的组织领导。 中共沿江地委书记林维先，任期1943 年 3 月～1945 年 6 月。副书记黄先，任期1943 年 3 月～1945 年 9 月。委员方琦德，任期1943 年 4 月～1943 年 9 月。19455 年 6 月～1945 年 9 桂林栖，任期1945 年 2 月～1945 年 6 月。地委工作机构，组织部部长，桂林栖，任期1945 年 2 月～1945 年 6 月。方琦德，任期1945 年 6 月～1945 年 9 月。宣传部部长，方琦德，任期1943 年 4 月～1943 年 9 月。 1943 年春天，以新四军第 7 师第 58 团作为基础，连同桐城、庐江、无为地区的地方武装，编为沿江支队。第 7 师副参谋长林维先兼任支队长与政委。同时成立了沿江军分区，由沿江支队兼任，机关驻在无为县尚礼岗。其下辖独立大队、桐东大队、桐西大队、白湖大队、舒庐大队，以及指挥巢南大队，巢南大队属巢无游击支队建制。 1943 年夏秋时节，白湖，巢南大队合编成为白湖团。同年 12 月，独立大队、桐东大队、桐西大队合编为沿江团，皖中军区直属独立团也被划入沿江军分区的建制，依旧称为独立团。1945 年 1 月，新增辖湖东子弟兵团。1945 年 6 月，白湖独立团与军区巢大团合编，重新改编为新四军第 7 师第 19 旅沿江团，并划归军区领导，沿江支队军分区的建制随之撤销。 司令员由林维先兼任，任期为 1943 年 3 月至 1945 年 6 月。政委同样由林维先兼任，时间为 1943 年 3 月至 1943 年 9 月；王集成兼任的时间是 1943 年 9 月至 1945 年 6 月。副司令员为傅绍甫，任期为 1943 年 3 月至 1945 年 6 月。副政委彭胜彪，任职时间是 1943 年 3 月至 1943 年 9 月。参谋长方面，王培臣在 1943 年 3 月至 1943 年 9 月任职；胡继亭于 1943 年 9 月至 1944 年 2 月任职；熊应堂在 1944 年 2 月至 1945 年 6 月任职。政治部主任是何志远，任期为 1943 年 3 月至 1945 年 6 月。副主任为张元培，任职时间为 1943 年 3 月至 1945 年 6 月。 新四军皖江军区沿江军分区下属组织中，中共白湖中心县委会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它宛如一座坚实的灯塔，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为区域的发展指明方向。 县委会成员们齐心协力，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和生产建设。他们深入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在党组织的带领下，白湖地区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群众基础日益坚实，为抗击日寇、保卫家园和推动地区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3 年 3 月，中共白湖县委正式成立，其机关驻于无为县西乡的花桥一带，管辖着巢县、无为、庐区的尚礼、关河、槐林、临泉、桥西等五个区委以及湖西工委。1943 年秋，中共白湖县委改为中心县委，机关驻在无为县的尚礼岗一带。 白湖县委后中心县委成立之后，依据本地区所处的环境状况，将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确定为主要的工作任务，领导并组织党政军民协同新四军第七师沿江支队主力，于 1943 年 11 月在磨盘山、1944 年 7 月、1945 年 2 月在周家大山等地，持续开展了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自卫战斗，最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在战斗进程中，中心县委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并与新四军第七师沿江支队驻军一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拥军爱民、拥政爱民活动，提升了广大群众的抗战觉悟，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在各区乡党组织的发动下，万余名群众踊跃参加了开挖赵河、修筑防御工程等工作，有效地阻挡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1944 年 9 月，在根据地的参军运动里，中心县委及各区乡党组织深入动员群众，迅速掀起了参军热潮，输送了千余名优秀青年加入新四军，还动员了大批青壮年参加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组织。 兆河即现今的马尾河，亦称马运河。其位于槐林的南边、盛家桥的北边，在槐林和盛桥的边上。这条河源自巢湖口，是一条有着重要作用的河流，比如在当年的战斗中，为防御工程提供了关键的地理条件。 白湖中心县委在领导开展支前工作期间，还充分利用战斗的间隙，对所属党组织部署了整党整风工作。通过此项工作，广大党员的无产阶级觉悟得以进一步提高，抗战胜利的信心更加坚定。 同时，白湖中心县委大力强化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积极推行民主建政，引领群众发展生产，兴修水利，组织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这一系列举措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了群众的生活，让本地区成为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西部的重要屏障。 1942 年，在槐林嘴姜家仓村，现在的槐林镇武山居委会姜仓村，地下党老党员胡经忠同志于抗日战争时期，即 1942 年 8 月，投身新四军第七师的地下革命工作，从事地方武装相关事务。1943 年 6 月，经胡福如同志介绍，胡金忠加入党。入党后，他担任机动基干队班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并负责维护地方治安，以及推动减租减息等各项政治运动。 1944 年，胡经忠同志响应新四军第七师的扩军参军政策。奉组织决定，胡经忠同志上级朱方友、郑重等同志表扬他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当时不论年龄大小，纷纷登上光荣台参军，壮大了新四军第七师的军事力量。 在他的影响下，还有许多人登上了光荣台，例如黄日照、翟必才等十几位同志也加入了新四军。他参与的第一仗是攻打高林桥破庙附近的日本鬼子据点，胡经忠腿部受伤。第二次攻打高林桥的日伪军，后来驻守毛闸嘴碉堡。在部队三个月后，因地方党组织开展地下工作的需要，他被调回地方。当时跟随蒋天然同志回地方工作，此后一直与雷文、高杨等同志共事，直至 1945 年 8 月 24 日，当时的任务是带领机动基干队配合主力攻克敌人碉堡，抓捕地方的土豪劣绅。1945 年 8 月 25 日，新四军北撤，组织决定将他留在地方进行打埋伏和搞联络工作。 1943 年 6 月 7 月，日军撤离黄姑闸、盛家桥据点，这使得国民党统治区与中共皖中区党委领导的巢无庐地区直接相邻。驻皖西的国民党军队趁机对巢无庐地区频频发起武装进攻。针对此种形势，依照中共皖中区党委的指示，中共沿江地委决定，以中共巢合庐中心县委辖区内划出的庐北党组织，以及盛家桥以西地区的党组织为基础，成立中共舒庐县委，负责开辟和发展庐江东北、西北及舒城县部分地区党的工作，以利于巢无庐中心区和巢湖北岸巢合庐中心县委领导的抗日游击区保持联系。 （未完待续） ------------ 第四十七章:回师淮南津浦路西 1942 年的秋天，瑟瑟的秋风带着丝丝凉意席卷大地。就在此时，桂顽 171 师的主力部队，172 师的一部分兵力，第 10 游击纵队的一部以及保 6 团，气势汹汹地向新四军第二师路西根据地发起了进攻。 他们如一群凶狠的恶狼，带着狰狞的面目和贪婪的欲望，肆意践踏着这片土地。最终，他们侵占了新四军第二师中心区的藕塘镇。 然而，面对敌人的嚣张侵略，新四军第二师 4 旅和路 4 联防部队 18 团毫无畏惧，愤然奋起反击。战士们个个义愤填膺，眼中燃烧着怒火，心中怀着坚定的信念，誓要将敌人赶出我们的家园，夺回被侵占的土地。 新四军第二师 4 旅和路四联防部队 18 团怀着满腔的怒火奋起反击，他们同仇敌忾，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迎击来犯之敌。 为了驰援路西的反顽战斗，新四军第二师6 旅全部毅然奉命火速奔赴路西。战士们日夜兼程，脚下的道路漫长而艰辛，但他们的步伐坚定而有力。 当他们到达路西后，历时 10 天的反顽作战已在我军的英勇奋战下胜利结束。战场上硝烟尚未散尽，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位战士的脸上。 1942 年 11 月，在寒风瑟瑟的时节，新四军第 2 师 17 团毅然决定攻打定远县城以东的青家岗伪据点。 夜幕笼罩下，17 团的战士们如同一群隐匿在黑暗中的猎豹，悄无声息地向着目标靠近。当冲锋的号角响起，战士们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如潮水般冲向伪据点。 枪声响彻云霄，火光冲天。伪军们在新四军第二师迅猛的攻势下惊慌失措，乱作一团。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新四军第二师成功歼灭伪军一个大队。 战场上，硝烟弥漫，俘虏们垂头丧气。大队长以下 100 余人被新四军第二师战士牢牢控制，他们曾经的嚣张气焰早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惶恐与沮丧。 1943 年 2 月，正值春寒料峭之际，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指示，上级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了重要决定。 新四军第二师果断撤销了金浦路西联防司令部，旨在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提高领导效率。与此同时，为了实现资源的合理整合与高效利用，成立了路西军分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路西军分区并不另行设立专门的机构，而是由实力强劲、经验丰富的 6 旅兼任。这一决策既体现了上级的智慧与谋略，也彰显了对 6 旅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 谭希林肩负起旅长、司令兼政委的重任，他目光坚定，身姿挺拔，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无畏的勇气引领着队伍前行。 张翼翔出任副旅长一职，他经验丰富，行事果敢，时刻准备着为部队的行动出谋划策，协助主官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 陈庆先担任副司令，他思维敏捷，判断力强，在战略部署和战术安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部队的作战行动提供有力的支持。 黄岩任副政委，他工作认真负责，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凝聚起战士们的意志，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和奉献精神。 朱绍清担任参谋长，他足智多谋，对战场形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精心制定作战计划，为战斗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邓少东出任政治部主任，他积极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关心战士们的生活和思想状况，确保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和坚强的战斗力。 新四军第二师路西军分区所统辖的部队颇为强大，其中包含了英勇无畏的 16 团、17 团，还有 5 个县总队以及一个独立团。 16 团的战士们个个身经百战，训练有素，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锐不可当。17 团则以其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出色的战术素养闻名，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那 5 个县总队也丝毫不逊色，他们熟悉当地地形，与民众紧密相连，在保卫家乡、抵御外敌的战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那个独立团更是一支精锐之师，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悍，常常承担着艰巨的作战任务，总是能出色地完成使命。 16 团团长兰祥，他身姿挺拔，目光炯炯，作战指挥时果敢坚毅，有着非凡的领导力。政委余明，心思缜密，善于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为团队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 17 团团长李士怀，英勇无畏，冲锋陷阵总是身先士卒，在战场上是众人敬仰的勇士。政委殷绍礼，沉稳睿智，总能在关键时刻提出明智的策略，稳定军心。 凤定嘉县总队长梅竹樵，虽是女子却不让须眉，勇敢坚毅，带领队伍多次出色完成任务。总队副谢锐，机智灵活，能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定凤怀县总队长陈少景，经验丰富，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指挥作战游刃有余。总队副余佩洲，为人正直，执行命令坚决果断，深受队员们的信赖。 定和县总队长谢禄轩，他身形矫健，眉宇间透着坚毅与果敢，在指挥作战时冷静沉着，颇具大将之风。政委廖成美，心怀热忱，以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鼓舞着战士们的士气，让队伍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总队副曲树义，勇猛无畏，每逢战斗总是冲锋在前，为战士们树立了英勇的榜样。 定远县总队长艾明山，为人豪爽，有着强大的领导力和决策力，能在复杂的局势中迅速做出准确判断。政委张方坤，心思细腻，善于协调各方关系，为部队的团结和稳定付出了不懈努力。 凤阳县总队长蔡家璋，精明强干，对战术的运用有着独特的见解，带领队伍多次取得胜利。总队副王胜凯，忠实可靠，在执行任务时坚决果断，毫不退缩。 淮南独立团团长李国厚，身先士卒，以无畏的勇气带领全团战士奋勇杀敌。政委杨效椿，工作勤恳，关心战士们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为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这一特殊时期，日本由于要全力应付太平洋战争，导致其在华的兵力愈发空虚，捉襟见肘。他们在淮南津浦路西地区面对新四军第 2 师时，基本上只能采取守势，难以组织起有效的大规模进攻。 与此同时，桂顽经过之前的一系列战斗，自身也损耗颇大，急需喘息休整。因此，他们对新四军第 2 师的进攻态势有所缓和，不再像之前那般咄咄逼人。 当时，新四军第 2 师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清晰明确。他们充分利用眼前这一难得的有利环境，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一方面积极进行整风整训，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纪律整顿，提升战士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养，使整个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得到显著增强。 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战士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们开垦荒地，种植庄稼，养殖家禽家畜，不仅有效地解决了部队的物资补给问题，还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 对于日伪军的出扰，新四军第 2 师坚决予以沉重打击，毫不留情。一旦发现日伪军的行踪，他们迅速出击，以勇猛的战斗和顽强的意志将敌人击退，保卫根据地的安宁。 而对于孤立于根据地内的伪军据点，新四军第 2 师果断采取行动，将其拔除，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 对待顽军，新四军第 2 师则积极争取，希望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但同时，他们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反击顽军可能发起的进攻。 1943 年 7 月份，骄阳似火，酷热难耐。然而，土顽却不顾这炎炎烈日，出动 300 余人气势汹汹地向新四军第二师驻守的全椒县西王集发起进攻。他们妄图凭借人多势众，一举攻破我方防线。但新四军第二师的将士们毫不畏惧，孤山游击队迅速响应，战士们个个英姿飒爽，斗志昂扬。他们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与来犯之敌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一时间，枪声、喊杀声响彻云霄。经过一番浴血奋战，土顽最终被英勇的新四军第二师孤山游击队击退，狼狈而逃。 同月，皖保 6 团及土顽 400 余人再次蠢蠢欲动，他们心怀不轨，向新四军第二师所在的定远县官塘集发起进攻。面对敌人的来势汹汹，新四军第二师的战士们严阵以待，他们紧密协作，战术运用得当。在战士们的顽强抵抗下，敌人的一次次冲锋都被瓦解，最终也被新四军第二师成功击退，铩羽而归。 8 月，暑气未消，桂顽 171 师的两个团又不安分起来，妄图侵扰新四军第二师寿县以南地区。然而，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新四军第二师淮西独立团挺身而出，给予了敌人坚决的抗击。淮西独立团的战士们同仇敌忾，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让桂顽的侵扰行动以失败告终。 1943 年 9 月，金秋的微风轻轻拂过大地。为了进一步全面贯彻精兵简政的重要指示，以达到优化组织结构、提升工作效率的目的，精简机关、加强第 7 师的力量成为当务之急。在此形势下，新四军第 7 师军部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了重大决定。 决定让谭希林调任第 7 师代师长，肩负起更为重要的领导职责。与此同时，6 旅 16 团也跟随谭希林一同拨归第 7 师，为第 7 师注入了新的力量。 另一方面，第 7 师的朝北支队调给了 2 师 17 团，并改为 5 旅 15 团。为了适应新的战略布局和战斗需要，最终撤销了 6 旅的番号。 这一系列的调整和变动，都是为了在复杂多变的战争形势下，使部队能够更加灵活机动、高效有力地应对各种挑战，为最终的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5 旅接到命令，迅速调到淮南津浦路西，并兼任路西军分区的相关职责。他们肩负起新的使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而 6 旅广大指战员在精简撤建这一重大变革面前，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觉悟和大局意识。他们深知，个人的得失与部队的整体利益相比微不足道，一切行动都应以抗战大局为重。 每一位战士都怀着坚定的信念，坚决服从命令，听从党的指挥。他们毫无怨言，迅速整理行装，准备奔赴新的岗位。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忠诚和坚毅，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 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革命本质。他们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甘愿付出一切，哪怕是面对艰难的抉择和未知的前路，也毫不畏惧。 （未完待续） ------------ 第四十八章:第一次周家大山战斗 1944 年的夏秋之际，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捷报频传，节节胜利。各个战场上，同盟国的军队势如破竹，法西斯势力遭受着沉重的打击。 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却不顾民族大义，没有将矛头对准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反而趁机加紧了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事进攻。 1944 年 7 月中旬，正值炎炎夏日，局势紧张而复杂。桂顽（指国民党桂系顽固派）的 171 师凭借其兵力优势，气势汹汹地占领了江浦和全椒两地。切断了新四军第 7 师与第 2 师在东线的联系通道，使新四军的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桂顽部署其桂系的第 171 师 176 师，妄图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朝武中心区进行夹击。他们精心策划，调兵遣将，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在该地区的有生力量，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这一行动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全民族抗战大局，积极**、消极抗日的反动本质。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不仅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反而将枪口对准了坚决抗日的新四军，给中国的抗战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然而，新四军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时，毫不畏惧，坚定地准备迎接挑战，依靠着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4 年 7 月 25 日，新四军军部在致二，七师关于敌拆除淮南路南段后，我军准备对桂顽作战的部署。电文中指出，我七师也应对当前顽军做严密侦查，加强西边防御工事做好自卫准备，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其实一直保持高度警备戒备，沿江支队提前部署得力团进入沿山，张头山一线构筑防御工事。 在当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与全力协助下，战士们齐心协力，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于 8 月中旬圆满完成了自周家大山至天井山一线，以及天井山至象山魏， 后陇，笑泉口一线纵深防御工事的构筑。 他们不仅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还精心修筑了数十座碉堡，深挖了数十条纵横交错的战壕。在阵地前沿更是布满了各种各样的防御设施。地雷被巧妙地埋设，如同隐藏在暗处的杀手，静静等待着来犯之敌；尖锐的竹签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形成了一道令敌人望而生畏的障碍。 这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和设施，构建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充分展示了军民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决心和力量。 槐林、关河这两个区域积极行动起来，竟然动员了多达上万名群众参与到一项伟大的工程之中。在沿江支队白湖团的带领下，大家齐心协力，热火朝天地在巢湖与白湖之间开挖出了一条令人惊叹的人工河，它被命名为兆河。 这条兆河长数千米，宽度达到三四十米，深度更是惊人的 20 米。上万名群众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一锹一铲地挖掘，一车一车地运输，硬是在原本的大地上开凿出了这条气势恢宏的河流。 不仅如此，为了加强防御，他们还在靠近根据地一边的沿岸精心构筑了数座坚固的碉堡。这些碉堡犹如钢铁巨人般屹立在河畔，守护着这片土地。在碉堡的前沿，更是精心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密密麻麻的竹签以及其他各种有效的防御设施。每一颗地雷、每一根竹签，都凝聚着大家保卫家园的决心。 当这项意义重大的工程全面展开之时，无为、临江、无南等地纷纷伸出援手，毫不犹豫地派出了上万名民工，浩浩荡荡地前来支援。一时间，工地上人头攒动，热情高涨。 区、乡政府的负责人也毫不退缩，与群众和战士们并肩作战，一同参加劳动。他们身先士卒，挥汗如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舞着大家的士气。 新四军第七师和皖江行署的领导更是高度重视，亲自莅临现场进行指导。他们仔细观察工程的进展情况，与技术人员深入交流，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工程的高效、高质量完成指明了方向。 8 月23日，顽军第8游击纵队司令龙炎武指挥着第176师第五二八团，以及常备队的5个中队和一个装备精良的迫击炮连，总共约1600余人，气势汹汹地分作两路，向着周家大山两侧的天井山发起了猛烈的进击。 龙炎武在前线不断发号施令，企图以强大的兵力优势一举攻克天井山。 新四军第 7 师迅速且有条不紊地做出了以下严密的防御作战部署。沿江支队独立团 2 营肩负起坚守周家大山的重任，他们身姿挺拔，眼神坚定，誓要守住这片战略要地。 56 团的一营和二营，连同白湖团 3 营一同负责镇守天井山和葫芦山。战士们严阵以待，在山峦之间构筑起坚固的防线，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白湖团的一营和二营则坚守在沐家集、魏家坝，花山翟一线，并且担负起兆河防务的守卫工作。他们精心布置阵地，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 巢大仍然作为后备队严阵以待。上午 7 时，顽军 528 团 3 营鬼鬼祟祟地向天井山阵地右侧迂回前进，缓缓进至葫芦山正面。他们凭借着机枪和炮火的强大火力，妄图以凶猛的火力压制住新四军第 7 师的守卫部队，试图撕开我方的防线。 然而，英勇机智的守卫部队并没有被顽军凶猛的炮火所吓倒。他们沉着冷静，巧妙地避开了顽军的狂轰滥炸，耐心地等待着最佳的反击时机。当顽军自以为得逞，得意洋洋地逼近时，守卫部队瞬间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迅速以手榴弹向敌人投去。一时间，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了花，硝烟弥漫，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击打得晕头转向，伤亡惨重。 由于顽军步步逼近，双方距离过近，步枪此时已不便射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战士们毫无惧色，他们眼中燃烧着怒火，毅然拔出锋利的马刀，如同一群勇猛的狮子，毫不犹豫地跃出战壕。 只见他们身姿矫健，怒吼着扑向顽军。那雪亮的马刀在阳光下闪烁着寒芒，每一次挥舞都带着破风之声，气势如虹。顽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凶猛反击吓得心惊胆战，原本嚣张的气焰瞬间消散。他们在新四军战士们的凌厉攻势下，丢盔弃甲，节节败退。 战斗持续到 9 时，正面进攻的顽军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处处受阻，毫无进展可言。他们的每一次冲锋都被我方坚决地击退，士气逐渐低落。 10 时，穷凶极恶的顽军孤注一掷，集中了 5 个连的兵力，对天井山、关山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猛攻。独立团第 2 营的战士们奋勇抵抗，但奈何弹药耗尽，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他们主动撤出了天井山、关山阵地。 下午 3 时，顽军在占领天井山、关山阵地后，愈发张狂，集中火力朝着周家大山主阵地发起更为疯狂的进攻。然而，我英勇的守卫部队毫不畏惧，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英勇还击。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防线，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军的疯狂冲锋。 战至黄昏，夕阳的余晖洒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局势愈发紧张。就在这关键时刻，增援部队朝大及时赶到。他们犹如神兵天降，与守军相互配合，迅速发起了强有力的反攻。敌军见我方气势如虹，势头不对，深知再无胜算，未作过多纠缠，丢下三十余具尸体，狼狈地向乌龙山，黄姑闸方向逃窜。 在巢大的紧密配合下，守卫周家大山的部队士气大振，犹如猛虎出山，趁势兵分多路展开追击。他们一路奋勇向前，喊杀声震彻云霄。 战士们怀着满腔的怒火和胜利的决心，迅速推进，以锐不可当之势收复了曾经失去的天井山一线阵地。每一寸土地的重新夺回，都伴随着战士们的欢呼和激昂的斗志。 此战成果斐然，击毙了桂顽营长一人，让敌人失去了重要的指挥核心。同时，还击毙了连长两人，使得敌人的指挥系统进一步陷入混乱。此外，连以下官兵 300 余人也命丧战场，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这一系列的打击，重创了桂顽第五二八团，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和嚣张气焰。 在这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中，固守三尖山碉堡的新四军第七师 56 团 2 营 4 连一排的 23 位勇士，如同钢铁般坚毅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在支部书记张博和排长张开运沉着冷静的指挥下，他们毫无畏惧地面对数倍于己的顽军。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激烈的枪炮声震耳欲聋。但这 23 位勇士没有丝毫退缩，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决绝。顽军如潮水般一次次涌来，发起了疯狂的进攻，然而每一次都被勇士们顽强地击退。 整整 3 个小时，他们与顽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一次次击退顽军的冲锋，一次次让敌人在阵地前铩羽而归。他们英勇的反击，使得顽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毙伤顽军达数十人之多。 但最终，由于长时间的激战，弹药耗尽，又无援兵支援，23 位勇士陷入了绝境。然而，他们没有一人投降，没有一人退缩。在敌人最后的疯狂进攻中，这 23 位英勇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四连一排这支英勇的队伍，乃是由巢县银屏区区队一步步成长并上升为新四军主力的精锐部队。他们在战斗中展现出的无畏勇气和顽强斗志，深深扎根于每一位战士的灵魂深处。 他们的英勇行为，犹如璀璨的星辰，在黑暗的战争夜空中闪耀，为巢县人民赢得了无上的荣誉。他们的功绩，将永远铭刻在曹县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家乡人民的骄傲与自豪。 战后，新四军军部对张柏、张开运等23 名勇士予以表彰。那庄重的命令，不仅是对他们英勇行为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全体战士的巨大鼓舞。 与此同时，受表彰的还有独立团 三营 7 连。他们坚守周家大山碉堡，面对顽军的疯狂进攻，毫不退缩。在那漫长而激烈的三四个小时里，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近千名顽军如汹涌的潮水般一次次发起进攻，然而 7 连的战士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一次次成功地打退了敌人。 他们的坚守，如同坚固的磐石，在狂风巨浪中屹立不倒，为稳定战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英勇事迹，成为了战场上的光辉典范，激励着更多的战士勇往直前，为了胜利和正义而战。 此次激烈的战斗打响之前，巢大的战士们正在田间热火朝天地帮助群众割稻。金色的稻穗在阳光下闪耀，战士们辛勤劳作的身影与丰收的景象融为一体。 然而，战斗的枪声骤然响起。接到紧急命令后，巢大的战士们毫不犹豫，迅速集结，开始了长达 40 余里的急行军。他们一路疾行，汗水湿透了衣衫，脚步却没有丝毫的迟缓。 一到达阵地，甚至来不及喘口气，他们便立刻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之中。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以雷霆万钧之势向顽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最终彻底击溃了顽军。他们英勇无畏的表现，受到了军师部的通令嘉奖，这是对他们忠诚和勇敢的高度认可。 与此同时，槐林、关河两区的民兵们在反顽战斗中也表现得极为出色。他们积极协助主力部队，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上埋地雷，为敌人的进攻设置重重障碍。当有伤员需要救治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抬起担架，争分夺秒地将伤员送往后方。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同样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因此受到了师部的表彰。 第一次周家大山战斗的胜利，是自上一年磨盘山反顽斗争以来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军民尤为振奋。8 月 28 日，皖江区党委及行署在湖东地区召开庆节大会，区党委、皖中行署给各参战有功的部队赠送了锦旗和慰问品。会后，万名群众举行游行，鸣炮庆祝。（未完待续） ------------ 第四十九章:第二次周家大山战斗和巢北支队 1945 年 2 月 14 日，日伪军 三千余人对根据地临江地区进行扫荡。趁日伪军扫荡之机，桂顽以第 176 师五二七团、五二八团、保安二团、保安四团和第八纵队一部共 5 个团兵力，于 2 月 21 日向根据据地巢无中心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桂顽第 171 师一部与保安三团进攻和含地区，川军 192 师和伪军第 14 师进攻皖南地区。顽军企图三面夹击，消灭新四军第七师，占领皖江根据地。 面对顽军强大兵力的进攻，7 师师部确定既要保卫根据地，又要保存有生力量的作战原则，采取隐蔽主力适时出击，与地方武装相配合，开展灵活游击战的作战方针。 为了实施有效的防御和反击，新四军第 7 师对作战部署对作战部署做了调整，沿江支队白湖团守沐家集，独立团 2 营守周家大山、葫芦山阵地，3 营守钓鱼台、向山卫，巢大二、三营守菩萨山，巢大一营和得力团一营为预备地。 1945 年 2 月 21 日 6 时，顽军分两路向根据地发起进攻，北路进攻沐家集，南路进攻周家大山一线。7 时许，顽军南路第五二八团一部在其炮火掩护下，进攻葫芦山得力团 2 营四、四连 3 排阵地，其余兵力猛攻巢大菩萨山阵地。 下午 1 时，顽军继续向菩萨山阵地猛攻，巢大团长、兰祥、二营营长徐万炳在指挥作战时牺牲。 坚守周家大山阵地的得力团 2 营发现进攻周家大山之敌一部由向山卫官河迂回到花桥，企图切断巢大后路，因此分批撤出阵地，转移兵力。 也就是在当天。同日，北路顽军第五二七团等部突破沐家集防线，进占槐林嘴。22 日，两路顽军在严家桥汇合，于 23 日占领石涧埠。 沿江支队得力团 2 营撤离阵地后，转移至顽军侧翼之银屏山与东陡沟坝一带待机出击。当顽军进入中心区后，新四军第 7 师主力除以一部分兵兄弟配合地方武装分散游击袭扰顽军外，另一部分主动跳出进攻顽军后方，袭击顽军政权机构，致顽军首尾难以兼顾。 此间，新四军第 2 师配合新四军第 7 师行动，在皖东向桂顽第 171 师发动攻势。迫于此情，顽军于 26 日退出根据地。 这次战斗，尽管顽军进入根据地折腾数日，根据地遭受一些损失，特别是兰祥、袁大鹏等团职干部英勇牺牲，部队伤亡 200 人左右，但仍取得毙伤顽军数百人，缴获长短枪一百六十多支的战绩。 在槐林嘴的磨盘山和两次周家大山战斗之间，在巢无根据地西部防线上，还有几次规模较大的反顽战斗。 1943 年 7 月 24 日，顽军第176 师和 528 团向天井山、周家大山、毛公山的 7 师阵地进攻，遭 7 师巢合庐游击支队也称巢湖支队重创。战斗中，巢合庐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张学文不幸英勇牺牲。 顽军在进攻途中，在关河杀害群众数十人，群众的财产也遭到了抢劫。同年 11 月 2 日，桂顽第 176 师和 528 团由盛家桥出发经笑泉口，入侵中心区严家桥、牌楼等地。 新四军第 7 师得力团在严家桥一带阻击顽军，遭打击后于 4 日逃窜。1944 年上半年，顽军虽基本上采取守势，但仍然不断以小股兵力进犯根据地。 仅 1~3 月份，1943 年的 1~3 月份，沿江支队各部共作战 60 余次，毙伤顽军二三百人人，俘虏数十人。主要战斗有，2 月17日驻黄姑闸的顽军一个营向泉塘进攻，新四军第七师得力团三营七连勇猛反击，毙伤顽军一部后撤出阵地，泉塘被顽军占领。2 月 20 日，桂顽第五二七团一部和一个保安队向祈雨山进攻。新四军第七师得力团第一、三营于祈雨山右一、右侧丘陵地带设伏，巢大设伏于祁雨山左侧，计划待顽军进入伏击圈后左右夹击。 可是，当顽军向独立团阵地进攻时，独立团因指挥失误，伏击失利。独立团团长卢罗保濂不幸牺牲。顽军突破独立团阵地后，继续向巢大阵地进攻，遭到反击，其前卫排被歼。顽军均撤回。 半个月后，顽军占领祈雨山，在山顶修筑碉堡。3 月 17 日清晨，顽军两个连向周家大山袭袭扰独立团奋起反击，牵起一个连残敌逃窜。下旬，桂顽一个营加保安大队围攻羊山尾新四军第 7 师独立团一营一连阵地，该连抗击一周夜将其击溃。 不久，驻盛家桥顽军到七里铺一带骚扰抢劫新四军第第七师白湖团二营五连，在槐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歼灭一部顽军，余部退回盛家桥。 1943 年 2 月，巢湖独立团扩建为巢湖支队，也称巢合庐游击支队，支队长唐晓光，政委余再励。其主要任务是开辟扩展巢和游击区，保护经巢北与新四军第二师联系的通道。由于巢湖支队活动地区更贴近二师及淮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部于 1943 年冬天决定将支队驻巢北的一、二大队连同巢北地区一并划归第二师管辖。巢湖支队划归后，改称巢北支队。支队长宣济民，政委程明远，政治部主任杜大公。 1944 年春天，巢北支队在巢北地区连续拔除了一些日伪军据点，整个巢北形势进一步好转。4 月，巢二区武装在地方群众支持配合下，端掉烔炀镇边一伪军碉堡，俘虏伪军 14 人，缴获枪支 8 支。不久又在殷家场击溃张绍堂百余名伪军的进犯，生俘其短枪排排长，巢二区武装此时也发展到 150 人枪。 7 月，巢三区队奇袭洪家瞳伪军陈俊之的一个小队缴获枪支 8 支。10 月份，又通过秘密党员黄远方、张绍堂的亲信班长做内应，夜袭伪军张绍堂、张绍堂第一中队后，巢三区队发展到 80 余人枪。此外，巢县东乡与含山相连的一块游击区也得到了恢复。至 1943 年上半年，巢合庐游击区已在合肥以东的磨店区，合肥以西的岗集区，沿淮南铁路以北，西至合肥，东至巢县的西山驿区。沿淮南铁路以南，东至中垾，西到中庙的烔炀区，北到巢湖边，南到渣巴店的庐北区。几块较大的游击区。（未完待续） ------------ 第五十章:三打桐荫战斗 三打桐荫战斗是新四军第 7 师响应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实行局部反攻，向敌伪薄弱地区进，实行广泛出击的重要战斗。 1945 年 1 月 5 日下午，冬日的阳光斜照在大地上，带着一丝清冷。新四军第七师沿江支队白湖团团长徐绍荣目光坚定，身姿挺拔，率领着 3 营的战士们从槐林嘴出发。 他们步伐整齐，士气高昂，怀着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向着目标前进。巢湖的湖面在微风中泛起粼粼波光，战士们乘船渡湖，船桨拨动着湖水，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终于，他们抵达了巢湖北岸夜袭桐荫镇敌据点。这里气氛凝重，敌人的据点犹如一座沉默的堡垒，等待着一场激烈的交锋。 在槐林嘴的姜家仓村，有一位名叫徐吉彪的汉子。他长期居住于此，为人豪爽仗义，在当地颇有名望。徐吉彪是巢湖水上经验丰富的船老大，他拥有一只偌大的木帆船，那船身坚固，船帆高挂，仿佛是他在水上的骄傲象征。 平日里，徐吉彪经常驾驶着他的木帆船，奔波于上海至合肥等地，风雨无阻。同时，他也忙碌在巢湖周边，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运输工作，从未有过丝毫懈怠。 值得一提的是，徐吉彪还是程明远的老表，两人关系亲密，相互扶持，在生活的道路上共同前行。程明远警卫员的家属还是徐吉彪的女婿，还是程明远保的媒。 团长徐绍荣率领着 3 营的战士们从槐林嘴出发，趁着夜色的掩护，渡巢湖向着北岸挺进，目标直指桐荫镇敌据点。 据侦察得知，此据点构筑坚固，防御工事设计精心。其中驻有伪巢县自卫团第一大队的一个中队，共计 120 余人。这些伪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他们的武装武器装备较好，具备一定的战斗力。 然而，英勇无畏的新四军战士们没有丝毫退缩。在激烈的战斗中，枪声响彻夜空，火光冲天。此次夜袭共击毙伤伪军 30 余人，俘虏 30 人，缴获长短枪多支 10 余支，成功扫除了敌外围的一座碉堡。 这是沿江支队第一次渡河作战，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基本上达到了摧毁敌攻势、缴获敌武装的目的，为后续的战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一月的天气格外寒冷，凛冽的寒风如尖锐的哨音呼啸着，时不时有雪花从阴沉的天空悠悠飘落。那洁白的雪花纷纷扬扬，仿佛要给这充满硝烟的大地盖上一层冰冷的薄被。 在这样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三营的战士们却毫无畏惧，他们心中燃烧着正义与勇气的火焰。在这次战斗中，每一位战士都作战英勇，冲锋陷阵，毫不退缩。 然而，战争总是残酷的。来自槐林嘴大魏村的魏文潮战士，在这激烈的战斗中，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为了胜利的曙光，毅然决然地冲锋在前，最终不幸英勇牺牲。他的身影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在战友们的心中，激励着大家继续奋勇向前。 1945 年 5 月下旬，在一个阴霾密布的日子里，七师独立团一、三营在团长王培臣，政治部主任王荣光的率领下，再次剑指敌同音据点，志在给予敌人沉重打击。 当部队准备渡巢湖时，意外地巧遇一艘敌商船。战士们瞬间进入战斗状态，毫不犹豫地向敌船发起攻击。枪声响彻湖面，激荡起层层水花。经过长达半小时的激烈激战，我方成功击沉敌船一艘，击毙鬼子 5 人，俘虏伪军及日伪军伤员百余人。其中，俘虏由五连负责押回巢湖南岸。 而一、三连则连夜北渡巢湖。夜色深沉，湖水拍打着船舷，战士们的心情紧张而坚定。拂晓时分，他们终于到达北岸。趁着敌人毫无防备，战士们如猛虎下山般发起强攻。瞬间，喊杀声震耳欲聋，枪炮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他们奋勇作战，成功摧毁碉堡一座，消灭伪军 50 余人，并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为战斗的胜利增添了有力的筹码。 1945 年 6 月初，在局势的紧迫需求下，新四军第七师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拔除伪军新建的张家瞳据点和桐荫据点，以此打开向北发展的新局面。 此次参战部队包括了独立团的一、三营和白虎团的三营。英勇无畏的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准备迎接这场激烈的战斗。 独立团团长王培臣和白湖团政委顾鸿，分别肩负起指挥所属部队实施攻打的重任。王培臣团长目光坚定，沉着冷静地部署着作战计划，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周全缜密；顾鸿政委则激情满怀，以激昂的话语鼓舞着战士们的斗志，让大家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在他们的指挥下，战士们蓄势待发，只待一声令下，便如离弦之箭冲向敌人的据点，为了胜利和正义奋勇拼杀。 1945 年 6 月初的黎明前夕，天色依旧昏暗，大地还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然而，紧张的气氛却弥漫在新四军第七师的阵地上。 独立团以其一营和装备精良的迫击炮连作为先锋，朝着张家瞳敌据点悄然进发。战士们个个身姿矫健，行动敏捷，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果敢。起义营的战士们紧握着手中的武器，心中怀着对敌人的痛恨和对胜利的渴望。迫击炮连的战士们则小心翼翼地推动着炮身，准备在关键时刻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另一边，白湖团 3 营的战士们也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向桐阴镇据点挺进。他们步伐整齐，悄无声息，仿佛一群即将扑向猎物的猛虎。每一位战士都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但他们毫无畏惧，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攻克据点，消灭敌人。 与此同时，独立团 3 营早已在桐阳方向的战略要地严阵以待，他们肩负着阻击援敌的重要使命。战士们在掩体后静静蛰伏，目光警惕地注视着前方，手指紧扣扳机，随时准备迎接可能出现的敌人增援部队。 当天拂晓，当第一缕阳光刚刚划破天际，冲锋的号角骤然响起。独立团的其一营和迫击炮连如同出笼的猛兽，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张家瞳敌据点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迫击炮齐声轰鸣，炮弹如流星般划过天空，准确地落在敌据点的工事上，掀起一片烟尘和火光。战士们呐喊着，奋勇向前冲锋，迅速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 几乎在同一时刻，白湖团 3 营也向桐荫镇据点发起了强攻。他们如旋风般冲向敌人，枪声、爆炸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战士们凭借着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出色的战术配合，逐渐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 在激烈的战斗中，硝烟弥漫，子弹横飞，但新四军的战士们毫不退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夺取胜利，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志们，给我狠狠的打！”营长怒目圆睁，声如洪钟地怒吼着。他双手紧握着枪，瞄准敌人，扣动扳机，子弹如暴雨般向敌人猛烈地扫射而去。 他的脸庞因愤怒和激昂而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口中不断地呼喊着激励战士们的话语。每一次射击，他的身体都随着后坐力微微颤动，但他的目光始终坚定地锁定在前方的敌人身上，仿佛要将敌人全部吞噬在他的怒火之中。 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的斗志愈发高昂，纷纷效仿营长，向着敌人疯狂地倾泻着弹药，喊杀声震耳欲聋。 迫击炮连推进到张家瞳碉堡的周围，围墙边，将炮火抵制抵射，自上而下，一层一层往下打。打到最下面一层时，攻击部队炸开围墙，从东西两面攻入碉堡据点内。伪军纷纷投降。 中午时分，炽热的阳光高悬天空，张家瞳方向的战斗终于落下帷幕。硝烟尚未散尽，战士们疲惫却又带着胜利的喜悦。 与此同时，白虎团 3 营在桐阴的战斗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经过艰苦的拼杀，他们成功扫清了桐阴碉堡的外围工事，英勇地消灭了伪军一个多排。 下午，为了尽快攻克桐阴碉堡，迫击炮连奉命前往支援。他们携带着沉重的迫击炮，迅速抵达战场。炮声再次响起，一枚枚炮弹呼啸着飞向碉堡。然而，尽管战士们奋力作战，炮弹不断发射，但直至炮弹全部打光，这座顽固的碉堡仍未被攻克。 黄昏的余晖洒在战场上，给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金黄。面对无法攻克碉堡的现实，部队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撤出战斗。 但此战的成果依然显著，俘虏伪军百余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 80 余支。这些战利品是战士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也是对他们英勇战斗的一种肯定。 撤退的途中，战士们虽然略显疲惫和失落，但他们的眼神中依然燃烧着不屈的斗志，准备着迎接下一次的战斗，誓要将胜利的旗帜插遍每一寸土地。 三打桐阴的战斗，具有极其重大且深远的意义。这场战斗，成为了新四军第七师作战策略和重心的关键转折点。 在此之前，第七师主要进行的是内线作战，面临着诸多复杂的局面和严峻的挑战。而反顽斗争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 然而，打桐阴的战斗标志着第七师开始从内线作战逐步转向外线作战。这意味着他们不再局限于内部的防御和应对，而是主动出击，拓展作战范围，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战局。 同时，作战重心也从以反顽斗争为主转向以打击日伪为主。这一转变体现了战略眼光和对局势的准确判断，将主要力量集中于打击日伪势力，对于推动抗日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转折为新四军第七师开辟了新的作战思路和方向，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未完待） ------------ 第五十一章:新四军第七师创办军工厂 在新四军第 7 师初创的初期阶段，面临着诸多艰难险阻，其中最为紧缺的当属军火。战场上，每一发子弹、每一颗手榴弹都关乎着战士们的生命和战斗的胜负。 区党委深知这一困境的严重性，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要组建属于自己的军工厂。他们明白，只有拥有自主生产军火的能力，才能为前线的战斗提供坚实的保障，才能让战士们在面对敌人时更有底气。 他们计划****子弹，以确保战士们手中的步枪能够持续发挥威力；同时也要制造手榴弹，这种能在关键时刻给敌人致命一击的武器。这个决定充满了挑战，但区党委的同志们目光坚定，充满了决心和勇气。 军工厂于 1941 年年底在李家山村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组建工作，其位置选在了槐林嘴附近的李家山村、汤家山村等几个隐匿于山沟之中的村庄。 负责人张昌龙和王世中勇挑重担，他们怀揣着坚定的信念和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到军工厂的筹备工作中。张昌龙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精心规划着每一个环节；王世中则以其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支部书记起初由刘振担任，他积极组织党员和群众，为军工厂的组建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组织保障。后来，支部书记一职由朱原接任，他继续传承和发扬着前序的优良作风，为军工厂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李家山村和汤家山村如今归槐林镇大汪村管辖，它们坐落在槐林镇的东北方向，大约相距 4 公里的位置。 这里是一片幽静的山区，而李家山村和汤家山村是隐藏在山沟里遗留下来的几个村庄中的两个规模相对较大的村子。四周山峦起伏，绿树成荫，将这两个村庄环抱其中。村庄周围是一片片梯田，随着山势蜿蜒伸展，仿佛是大自然在这片土地上精心绘制的优美画卷。 村里的房屋错落有致，大多是传统的砖石结构，也有土胚墙，古朴而宁静。村中的道路蜿蜒曲折，由石板和泥土铺就，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 建厂初期，这个地方被命名为修械所。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资源也十分匮乏，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将一些在战场上破损的枪支收集起来，进行修理，让它们能够重新投入使用，继续为战斗服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需求的增长，1942 年初，修械所迎来了重要的转变，正式更名为军工厂。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满足作战需求，军工厂进行了内部的优化和分工，下设炸弹、子弹两个分厂。 经过紧张的筹备和准备工作，在夏秋之交，军工厂全面投入生产。工人们夜以继日地忙碌着，机器的轰鸣声在山谷中回荡。每一颗子弹、每一枚炸弹，都凝聚着众人的心血和期望，它们即将被送往战场，为胜利贡献力量。 生产步枪子弹的分厂在起始阶段，面临着重重困难，设备简陋，技术欠缺，最初日产仅仅只有 10 来发。但军工厂的工人们并未气馁，他们不断摸索、改进，努力克服一个又一个难题。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逐步成熟，产量开始逐步提升，从每日十几发慢慢增加到几十发，最终达到了日产 200 余发。 生产手榴弹的分厂同样经历了艰难的起步过程。开始时，由于工艺不熟练、材料有限，一天只能生产一两颗手榴弹。但工人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逐渐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产量不断攀升，到后来一天能生产 100 多颗。 不仅如此，军工厂还不断尝试创新，接着试生产枪榴弹。在这个过程中，工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生产队伍中，此时工厂工人已发展到 100 余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为了共同的目标汇聚在一起，为前线的战斗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新四军第七师兵工厂办厂初期条件艰苦，只能土办法上马、自力更生。普通材料如废铜烂铁，皆从当地老百姓家收购，而钢管、黄磷、赤磷、黄色炸药及机床设备等重要原料，则需从国统区、敌占区购买，通过新四军领导的对外贸易公司，利用芜湖日伪“军粮统购委员会”内部关系，以粮食和山货来调换. 1942年下半年，七师从上海招募一批技术工人，他们制造了手臂钻、手工车床等小机械，有了这些设备，工厂开始****、震弹筒等武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斗. 1943 年春，在反扫荡战斗的紧张局势下，为了确保军工生产的持续进行和分散风险，军工厂做出了重要的部署调整。其中一部分人员奔赴无为县的三官殿开办新厂，还有一部分人员则前往含山县另起炉灶。 与此同时，张昌龙和陈慕辉也在银屏山区靠近石涧埠的地方积极筹备并成功创办了一个厂。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此时的兵工厂规模不断扩大，人员已发展到 400 多人。 银屏山军工厂凭借着不断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开始投入步枪的生产。而三官殿军工厂则集中力量，开启了六零炮的生产工作。 1943 年，在皖江根据地那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蓬勃兴起。在其中的蒋家冲村，积极实施变工互助的创新举措。 过去，群众常常面临着耕牛稀缺、优质种子匮乏、农具破旧以及劳力严重不足等诸多难题，这些问题犹如沉重的枷锁，束缚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然而，变工互助的推行宛如一道曙光，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村民们相互协作，共享耕牛资源，让每一块土地都能及时得到耕耘；大家一起交流选种经验，优质的种子得以广泛传播；陈旧的农具在能工巧匠的手中得以修复，甚至还创新改良出更高效的工具；劳动力充足的家庭主动帮助人手不足的家庭，整个村庄充满了团结互助的和谐氛围。 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田地里的庄稼日益茂盛，丰收的希望在人们心中不断滋长。随着农作物的丰收，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餐桌上的食物变得丰富多样，不再是以往的粗茶淡饭；居住环境得到改善，破旧的房屋得以修缮；孩子们能够穿上崭新的衣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中共槐林区委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对蒋家冲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总结。他们派遣专员深入蒋家冲村，与村民和干部进行交流，详细记录下每一个成功的举措和宝贵的经验。 随后，槐林区委不遗余力地将蒋家冲的先进经验向周边地区进行推广。他们组织了多场经验交流会议，邀请蒋家冲的代表分享心得，还印发了相关的宣传资料，确保这些经验能够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中共皖江区党委和新四军第 7 师主办的《大江报》也对蒋家冲的典型事迹予以了全面而深入的报道。报纸上用大幅的版面和生动的文字，详细描述了蒋家冲从曾经的困境到如今的繁荣，从耕牛、种子、农具、劳力不足等重重困难到如今的农业丰收、生活改善的巨大转变。 《大江报》明确指出，蒋家冲的变化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集中反映了整个根据地生产生活的积极变化。这种变化彰显了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其他地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激励着更多的村庄和群众为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大江报》着重指出，蒋家冲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以一种极具说服力的方式突出地说明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唯有在党和民主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挣脱贫困与困境的束缚，踏上通向幸福美好生活。 党就如同明亮的灯塔，在前行的道路上为人民指明方向；民主政府恰似坚实的桥梁，连接着人民的梦想与现实。正是因为有了党和民主政府的关怀、指引以及切实有效的政策举措，蒋家冲的人民才能够团结一心，充分发挥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从生活困顿到富足安康的华丽转身。 这种幸福美好的生活并非偶然所得，而是党和民主政府与人民群众携手并肩、共同努力的必然成果，是党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的生动体现。 为了有效防范和严厉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派遣特务对我根据地边缘地区的骚扰破坏，1943 年 12 月，湖东县公安局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筹备，在魏家坝中心街设立了公安派出所。 这个派出所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职责。其一，全力收集敌顽方面的各类情报。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和深入的侦查工作，了解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部署、行动计划以及特务的活动规律，为我方的防御和反击提供准确而及时的信息支持。其二，积极开展争取顽军起义投诚的工作。向那些受国民党顽固派蒙蔽的士兵和军官宣传我方的政策和主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促使他们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其三，坚决打击敌特的破坏活动。加强对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巡逻和监控，一旦发现敌特的踪迹，迅速采取行动，将其阴谋粉碎在萌芽状态，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根据地的稳定。 （未完待续） ------------ 第五十二章:巢南小团山之战 1943 年 4 月，穷凶极恶的日寇对槐林嘴展开了残酷的扫荡。在这危急关头，胡海如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隐蔽在曹庄保长家中。 然而，他没有料到，游击队员翟必胜、王安国、彭某某竟然叛变了革命。这三个叛徒心怀不轨，设下了恶毒的圈套。他们诈称朝南办事处通知胡海如去井头村开会，将毫无防备的他诱骗至金黄泥荡村。 一到那里，这几个丧心病狂的叛徒便凶相毕露，大圩心，用锋利的匕首对准胡海如的颈部，恶狠狠地逼迫他交出区委和游击队负责人的名单。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胡海如目光坚定，毫无惧色。他坚贞不屈，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叛徒的无理要求。哪怕是生死关头，他也誓死保卫党的秘密，坚决不向叛徒吐露半个字。 疯狂的叛徒们见状，恼羞成怒，竟丧心病狂地对他连刺几十刀。胡海如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为了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牺牲时年仅 21 岁。他的英勇事迹，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进。 翟必胜手持匕首，恶狠狠地抵住胡海如的颈部，面目狰狞地吼道：“胡海如，识相点！赶紧把区委和游击队负责人的名单交出来，兴许还能饶你一条小命！” 胡海如怒目而视，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厉声喝道：“你们这群叛徒，无耻之徒！想让我出卖组织，简直是痴心妄想！” 翟必胜见状，假惺惺地劝说道：“海如啊，别这么固执。只要你把名单给我们，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何苦为了那所谓的信仰送命呢？” 胡海如啐了一口，骂道：“你们这些背叛革命的败类，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信仰！我胡海如就算是死，也绝不会向你们低头，更不会背叛党和人民！” 王安国阴恻恻地说：“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当真不怕死？” 胡海如挺直了脊梁，毫无畏惧地大声说道：“怕死？我若怕死，就不会投身革命！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正义的事业，我何惧一死！我坚信，革命终将胜利，而你们这些叛徒，必将受到严惩！” 彭某某挥舞着拳头，威胁道：“再不说，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胡海如冷笑一声：“有本事就动手吧！我胡海如的血不会白流，它会化作革命的火种，点燃更多人的斗志！” 王安国气急败坏地吼道：“胡海如，你这是自寻死路！” 胡海如目光坚定如铁，铿锵有力地回应：“死？我胡海如自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了革命的胜利，哪怕是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翟必胜咬牙切齿道：“你这冥顽不灵的家伙，真以为你的坚持能改变什么吗？” 胡海如昂首挺胸，义正言辞地说道：“我的坚持，是为了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民能够迎来解放的那一天！我的牺牲，会成为照亮革命道路的明灯！而你们，终将被历史唾弃，被人民审判！” 王安国狰狞着脸，挥舞着手中的匕首：“好，那你就去死吧！” 胡海如毫无惧色，大声怒吼：“来吧！我的鲜血会唤醒更多人的觉醒，革命的胜利必将到来！ 胡海如面对叛徒们的威逼，始终坚贞不屈，以钢铁般的意志，誓死保守党的秘密。那丧心病狂的叛徒们见他如此坚决，彻底被激怒，疯狂地挥舞着匕首，朝着胡海如的身体狠狠刺去。一刀、两刀、三刀……整整四十刀，胡海如的身躯鲜血四溅，但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未吐露半个字。最终，这位英勇无畏的战士不幸壮烈牺牲，年仅 21 岁，他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的那一刻。 胡海如牺牲后，当地村民怀着沉痛而崇敬的心情，将他葬于黄泥垱村大包墩子。后来，为了更好地纪念他，人们又将他迁葬至大胡村，让他的英魂在这片他为之奋斗的土地上永远安息，也让他的英勇事迹在人们心中代代相传。 胡海如，原名胡经珠，1921 年底诞生于槐林区柳山乡大湖村的一个贫苦农家。那是一个被贫困与苦难笼罩的家庭，但艰难的环境并未压垮胡海如的意志。 16 岁时，他怀着满腔的热血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以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17 岁那年，胡海如凭借着坚定的信仰和出色的表现，光荣入党。 1941 年春，胡海如参加潮南党训班集训结业后，由田家汉、郑重等同志一同分配到怀宁去工作。此后，他历任乡区游击队长、区委委员和抗联主任等职。 胡海如同志革命意志坚如磐石，始终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在战斗中，他经常带领游击队和民兵伏击日寇。夜色中，他们如幽灵般潜伏，等待着最佳时机给敌人以致命一击；摸岗哨时，他身手敏捷，悄无声息地解决敌人的哨兵；攻打据点，他冲锋在前，毫不畏惧枪林弹雨；抓汉奸、捉叛徒，他目光敏锐，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危害革命的敌人；破坏敌人交通时，他精心策划，让敌人的补给线陷入瘫痪。在每一次战斗中，胡海如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表现得无比勇敢，成为了战士们心中的楷模和旗帜。 杀害胡海如同志的叛徒们终究都没有好下场。仅仅相隔一个月，怀宁区委书记雷文怀着满腔的悲愤，亲手将叛徒翟必胜绳之以法，处死在了胡海如的坟前，以告慰烈士的英灵。而王安国、彭某某这两个罪恶的叛徒也在 1952 年被人民政府依法镇压，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这位英勇的烈士，人民政府特意将柳山乡改名为海如乡，后来撤区并乡后又改为海如行政村，让胡海如同志的名字永远铭刻在这片土地上。 中共怀宁镇委员会和怀宁镇政府更是在胡海如的家乡大湖村精心修建了胡海如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庄严肃穆，承载着胡海如同志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它成为了当地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纪念革命英烈的永久性场所，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胡海如同志坚定的信仰和无畏的勇气，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前行。 1945 年 5 月 6 日，夜色如墨，槐林嘴的 30 余名英勇民兵在夜色的掩护下，悄然向着敌伪小团山据点进发，准备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夜袭行动。他们兵分四路，对据点实施了严密的四面围堵，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让敌人插翅难逃。 参战民兵们悄无声息地逼近敌碉堡，在接近的瞬间，纷纷投出大量手榴弹。一时间，手榴弹如雨点般落入碉堡，随着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碉堡内顿时火光熊熊，浓烟滚滚。那些负隅顽抗的伪军在这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下，乱作一团。最终，有 16 人当场被无情的大火吞噬，葬身火海，仅有 3 人侥幸活命。 而在敌破庙据点，听到小团山据点传来的剧烈爆炸声后，惊慌失措的敌人急忙派出一个分队赶来增援。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新四军第 7 师的民兵早已在此事先埋下了地雷。当增援的敌人踏入这片雷区，地雷瞬间被触发，“轰！轰！”的巨响此起彼伏，8 名敌人当场被炸飞，其中包括两名日军和伪军分队长。余下的残敌吓得魂飞魄散，狼狈不堪地逃回了据点。 小团山静静地矗立在怀宁镇潘富村老木自然村东北约 0.5 公里的地方，它宛如一位沉默的守护者，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变迁。其位置恰好在海如上李公路的北侧，与公路相依相伴。 这座小山虽不高大雄伟，却也有着独特的韵味。山上绿树成荫，微风拂过时，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低声诉说着过往的故事。从公路上望去，小团山那起伏的轮廓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迷人，给路过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槐林嘴姜家仓地下党员胡金忠的回忆录所述，他清晰地记得在那次激烈的小团山战斗中，自己不幸腿部负伤。当时，他所在的部队乃是巢南游击队顾鸿的部队。那是一支充满斗志与勇气的队伍，他们怀揣着对胜利的坚定信念，毅然投身于战斗之中。 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胡金忠与战友们并肩作战，毫不退缩。然而，战火无情，一颗子弹呼啸而来，击中了他的腿部，瞬间鲜血染红了裤管。但即便身负伤痛，胡金中也未曾有丝毫退缩之意，依旧顽强地坚守在战斗岗位上，为了最终的胜利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顾鸿部队的安身之所就位于魏家坝的巢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魏家坝的巢山成为了新四军战士们的栖息之地。这里山峦起伏，地形复杂，为部队提供了一定的掩护和战略优势。 魏家坝距离小团山很近，二者之间仿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经的魏家坝，经过岁月的变迁，如今已发展成为了坝镇。但无论名称如何变化，这片土地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革命精神永远不会磨灭。（未完待续） ------------ 第五十三章:新四军第七师四分区反围剿战斗 1948 年 3 月初，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丧心病狂地组建巢无庐剿共总指挥部，妄图将新四军皖西四分区武装，尤其是巢无地区的武装力量彻底剿灭。 在巢无这片土地上，新四军战士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敌人来势汹汹，兵力众多、装备精良，而我方武装力量相对薄弱。然而，新四军战士们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他们凭借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以及顽强的战斗意志，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周旋和斗争。 在崇山峻岭间、在茂密丛林中，新四军巧妙地利用地形，一次次避开敌人的锋芒，一次次给予敌人出其不意的打击。他们在困境中坚守，在危险中冲锋，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革命的火种，为最终的胜利默默奉献着一切。 敌人纠结一三八旅及保安部队，连同巢、无、庐三县的土顽，共计三万余人。其中，由一三八旅旅长杨创奇任职指挥，兵分十路。他们分别从福路口、无城，石涧埠、黄陬湖、巢城、司家巷、槐林嘴、盛家桥、开城桥、黄姑闸出兵，气势汹汹地向新四军第七师中心区分进合击，妄图实行大规模的轮番清剿。 一时间，硝烟弥漫，战火纷飞。但英勇的新四军第七师并没有被敌人的强大阵势所吓倒。他们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与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周旋和英勇无畏的抗击。 敌人企图快速结束在巢无地区的战斗，以便回兵与新四军大别山的刘邓部队决战。为了拖住敌军，减轻大别山区刘邓大军的负担，中共皖西四地委、皖西军分区四分区紧急动员全区军民，投入到这场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之中。 四地委四分区果断决定，在军事上采取化整为零、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让部队分散开来，灵活作战，避开敌人的主力，寻找其薄弱环节进行打击。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实行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原则，要求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坚守本地，就地坚持游击战，巧妙地应对敌人的重点进攻。 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军民一心，众志成城。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誓要保卫家园，为革命的最终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分区武装在敌重兵围剿下，不断从山区到圩区穿插迂回，灵活作战，既有效地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又成功地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敌保 6 团从石涧、开城等地气势汹汹而来。而四分区司令部驻地位于槐林嘴的皂角树村。 新四军第 7 师分区警卫连在张有道的英勇带领下，巧妙地穿插突围，并在蒋家冲果断对敌一部发起进攻。敌人在警卫连迅猛的攻势下，一触即溃，仓皇逃命。此次战斗，新四军缴获了第一重机枪一挺，轻机枪数挺，步枪十余支，大大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1948 年 3 月上旬，驻守槐林嘴的敌人保六团如同疯狗一般四处窜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残忍地枪杀根据地的土改干部和革命群众，妄图以此恢复反动政权，重新将黑暗与压迫强加给这片土地。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巢无独立营部分和分区武装怀着满腔的怒火，主动寻找战机。终于，在小园村与敌保六团二营狭路相逢。战士们毫不畏惧，奋勇杀敌，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硝烟弥漫，喊杀声震天。经过一番浴血奋战，我军成功歼敌 65 人，缴获了轻重武器若干。而那溃败的敌军，如丧家之犬般狼狈逃回怀宁嘴。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让他们更加坚定了保卫家园、战胜敌人的决心。 这就是发生在槐林袁小村的战斗。袁小村原址在后头山南坡，蒋家水库北岸。上世纪 70 年代，为了发展的需要，袁小村迁至蒋家水库南岸。如今，袁小村隶属于怀宁镇海如村村委会管辖。 这片曾经见证过激烈战斗的土地，虽然历经变迁，但那段英勇抗争的历史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1948 年 6 月，炎炎夏日，国民党保六团心怀不轨，妄图进犯无为、恍城地区，以扩张其反动势力范围。然而，他们的罪恶行径未能得逞。 在孝泉口，保六团与顾鸿率领的华野南下部队不期而遇。瞬间，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枪炮声震耳欲聋。 华野南下部队英勇无畏，在巢无独立大队的紧密配合下，他们如猛虎下山，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冲锋陷阵，喊杀声震天动地。 经过一番浴血奋战，华野南下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大败保六团，一举歼灭敌官兵近千人。战场上，敌人丢盔弃甲，狼狈不堪。 孝泉口战斗的胜利，如同划破黑暗的曙光，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斗志，稳定了巢无两县的局势，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 年 7 月 12 日，杨创奇已然陷入疯狂，孤注一掷地率亲率 527 团的 3 个营和两个保安中队，妄图寻找新四军南下的主力进行决战。 此时的杨创奇，虽知晓新四军的队伍不断扩大，作战能力日益增强，可他却摸不清真实情况，盲目自负地错误估计新四军不敢与他正面决战。这种狂妄和无知，注定了他即将面临的悲惨结局。 当天的战斗在龙骨山打响，枪炮声震彻云霄。然而，杨创奇却在远离战场的严家桥翘着二郎腿，气定神闲地坐着，一副漫不经心、胜券在握的样子。 他轻蔑地认为自己的兵力和装备占据绝对优势，新四军必定不堪一击。身旁的下属们阿谀奉承，让他更加飘飘然，仿佛胜利已经是囊中之物。 可他哪里知道，英勇的新四军战士们正怀着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即将给他致命一击。 皖西军分区、四分区武装和南下的孙仲德、顾鸿部队及马高部在孙仲德的统一指挥下，严阵以待，迎战敌军。新四军有备而战，充分发挥了出色的战略战术，先于敌军抢占了龙骨山一线的高地。 敌军从山下发起仰攻，两次冲锋都如同以卵击石。新四军战士们凭借有利地形和顽强的斗志，一次次击退敌人，敌军死伤过百。 在严家桥刚剃完头的杨创奇，原本悠然自得，得知部队攻不上去，某营长已阵亡的消息后，顿时慌了神。他急忙赶到龙骨山，气急败坏地叫喊着：“一定要冲上去，谁敢不往上冲，就叫督战队开枪！” 可此时敌军的士气已如泄了气的皮球，杨创奇的威逼也无法改变他们溃败的命运。 敌人再次向山上发起进攻，双方的攻守火力愈发猛烈。山腰间沙石飞溅，进攻的敌人被密集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根本前进不得。 那丧心病狂的敌督战队果然开枪了，连续打死了 100 多个从山坡上滚下来企图退缩的自己的弟兄。然而，这残忍的行径并没有激起敌人的斗志，反而让他们陷入了更深的混乱。 趁敌混乱之际，新四军抓住时机，发起了全面的冲锋。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喊杀声震彻山谷。敌人在新四军的凌厉攻势下，全线崩溃，丢盔弃甲，死伤 500 余人。这场战斗，再次彰显了新四军的英勇无畏和强大战斗力。 龙骨山战斗大获全胜，共缴获敌人的重机枪一挺、迫击炮一门、轻机枪数十挺，步枪 700 余支。此外，还击毙敌人的营长两名，俘虏官兵 600 余人。 经此一役，杨创奇和吕惠生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掀起风浪，灰溜溜地退出了巢南山区。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军民的士气，为后续的战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龙骨山位于巢县东南，宛如一道天然的屏障，与无为县以分水岭为界。其南端为孝泉口，北端接近银屏山区。 巢县境内的龙骨山，如今隶属于居巢区散兵镇龙泉村委会管辖。这座曾经见证过激烈战斗的山脉，默默承载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成为当地人民心中永恒的记忆和骄傲。 龙骨山也是在高林桥当年的巢合庐中心县委所在地的附近。这片土地承载着深厚的革命历史，见证了无数英勇无畏的斗争和可歌可泣的事迹。 杨创奇，国民党一三八旅旅长，是巢无地区实力最强的一支反动武装的头目。他穷凶极恶，妄图凭借其强大的兵力和武器装备，镇压革命力量，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然而，在英勇的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顽强抗争下，他的阴谋最终破产，反动势力也被一一瓦解。 （未完待续） ------------ 第五十四章:程明远任江苏汇通公司经理 1945 年，程明远任中共合巢县委书记兼巢湖独立团政委。 程明远领导中共合巢县委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为当地的抗日事业注入了强大的力量。 1945 年 9 月 16 日，土顽谢友谷、谢黑头之子逃到了牛登峰圩子，率敌两支队约 300 人悍然进攻定和县六合区花张集，双方展开激战。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张副区长身先士卒，奋勇抵抗，最终不幸壮烈牺牲。他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成为了战友们心中永远的丰碑，激励着大家继续为保卫家园、捍卫正义而战斗。 程明远闻讯，立刻率定和支队火速攻打刘登峰圩子。 程明远深知此次行动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他在指挥作战时，既要考虑如何迅速击败敌人，又要谨慎权衡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 谢老毛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冲锋在前，带领战士们向敌人发起一轮又一轮的猛攻。 坚持在皖江区的新四军第 7 师师长谭希林率独立团先期撤出，撤出了定合地区。 这一决定无疑是艰难的，但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下，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 谭希林师长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要确保部队的安全转移，同时也要为未来的战斗保存有生力量。 战士们虽然心中充满不舍，但依然坚决服从命令，跟随师长踏上新的征程。 曾希圣及新四军第七师师部和所属部队 3 万余人即将开拔。程明云远在黄疃庙会见了曾希圣时建议：“我军既然北撤，拱手将解放区让给国民党，无需损兵折将，可从巢北支队开辟的 二七师 交通线过，我敢担保你万无一失，否则你从哪条路走都会有战斗、有伤亡。对于我军来说，减少伤亡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曾希圣听着程明远的建议，陷入了沉思。他深知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关乎着众多战士的生命和部队的未来。最终，经过慎重考虑，曾希圣做出了决定。 自从曾希圣从重庆来皖江工作，第一个认识的就是程明远，他们志同道合，携手并肩。 他们在一起创办了新四军第七师十九旅、巢湖独立营、巢湖独立团、巢湖支队，在战火硝烟中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每一次的冲锋陷阵，每一次的战略决策，都无不印证他们的战斗友谊。 无论是艰苦的训练，还是激烈的战斗，他们始终相互支持，相互信任。这份深厚的情谊，成为了他们在艰难岁月中坚持下去的力量源泉，也为部队的战士们树立了团结协作的榜样。 他们彼此支持，相互欣赏。正当皖江区即将北撤之际，曾希圣向程明远提出：“关于皖江区蔡辉等同志发行的大江币怎么处置？就目前还剩十几麻袋的钱币，恐怕就没用了。”程明远头脑里一过，答道：“国共谈判尚未出结论吗？大江币在解放区照用，把它买成商品货物带走。”曾希圣说：“变成货物一路拖带，不也是麻烦吗？”程明远道：“你这一撤出，大江币就是废纸，国民党来了还用用你的吗？好歹还能换取一笔可观的食物。” 程明远的话语坚定而果断，让曾希圣陷入了短暂的思考。片刻之后，曾希圣点了点头，认可了程明远的想法。于是，部队迅速行动起来，将大江币兑换成了各类急需的商品货物，为后续的行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这紧张而关键的时刻，程明远的果断决策再次展现了他的智慧和远见。 曾希圣问：“何人可担当？”程明远道：“无为的胡志平，此人忠厚把握，又有当地管事关系。”没等程明远说完，曾希圣拍手道：“我俩又想到一块去了，那就是他了，是胡志平了。” 程明远准备告辞，曾希圣问道：“即使都混成了洋钱，又怎好运输呢？”程明远想到：“这是硬通货，集中起来目标太大，实属不便管理，最好分散运输，单位越小越好。” 曾希圣又问：“小到什么程度呢？”程明远道：“每给每个战士，包括干部，做一件小马甲，夹层的，把 30 块大洋缝在夹层里，人在钱在，不准擅自动用。想必战士们都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曾希圣听后，深表赞同，立刻着手安排相关事宜。 正当新四军大局北撤的同时，程明远的定合支队与宣济民的滁全支队在施家集不期而遇，两位老战友令部队休息做饭，锅灶还还没支上，有通讯员快马来报，命令两位首长来到来命令两位首长到来安县自来桥集结待命，落款是 6 旅政委黄岩签字，两位老哥只好吹集合号，向来安县进发。黄岩一一行人早已在自来桥等候二位多时。程明远、宣济明的人马一到，黄岩宣读二师命令，令程明远的部队编给 34 旅廖成美为旅长，委任程明远为津浦路西地位副书记，带少量武装人员返回原地白龙场坚持打游击，便负责领导皖中地区所有抗日武装力量。宣济民的滁全支队原地休整，等待命令。程明远在白龙场这一带跟敌伪玩斗争的这 4 年，自然大部队全部开跑了，剩这几个人、几十个人，跟敌人怎么争怎么斗啊。但命令已下达，必须执行。程明远带着几根枪回到白龙厂，跟丢下的武工队员李刚、王光前、童修怀取得了联络，他们都反映，国民党的清乡团不停的清剿，小股人枪在这一地区白天无法开展工作，就连晚上住的地方都没，哪个老百姓家敢给你住，逮到了就以通匪罪枪毙，一连数日，毫无作为。 1945年11月，程明远再次接到命令全部撤出该地区，回来安自来桥待命。此前他的部队离开自来桥时已被6旅编了，此次返回只剩4个警卫员和1个马夫，被安排在一间比猪圈高一点的小茅草屋，晚上仅靠一盏小油灯照明。不久，宣济民的部队也被6旅编掉，送到了程明远所住的小茅草屋，宣济民气得直跳 。从当时的背景来看，部队的改编与整编是根据战争形势和战略布局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的. 自从程明远、宣济民的枪被编掉后，变成了真正的光杆司令了，只好待在桃庄，现在安徽省的地界休闲，程明远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每天带着警卫员学文化，读书写字，一张小方桌，一盏小油灯，谁也不许偷懒。 1946 年 11 月，程明远任江苏汇通经理。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他凭借着过往的经验和智慧，努力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职责要求，为汇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程明远、宣济民同志： 现在前线需要汇通公司努力筹集经费。唐晓光同志已调至联络部，脱离汇通职务。唐晓光同志拿了汇通的款如数归还，以便支援前线，请照办。 敬礼！ 接到首长发来的电报后，第二天一早，程明远和宣济民出了淮阴城北门，跨过北门大桥，步入一条非常繁华的街区。街筒长得不得了，这就是清江人引以为自豪的十里长街。这里的商品货物应有尽有，水路交通繁荣而昌盛。 两人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目光不停地扫视着周围的店铺和摊位。程明远心中思考着如何在这繁华之地为筹集经费找到合适的途径。宣济民则一边观察着，一边和程明远交流着自己的想法。 程明远所要的门面就在十里长街的东段，是唐晓光早就租下来的。地方大得很，足有十几间门面，纵深有三间屋场，库房、货场离这不远。要是生意本钱雄厚，不管什么商品都能赚钱，当地人称贩狗屎都能赚钱。 程明远站在这偌大的门面房前，心中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他深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必须好好把握，才能为前线筹集到足够的经费。 不久，新四军第 7 师有名的行钱手蔡辉同志也调过来了，他带来了一大帮生意老手，都是他在新四军第 7 师的老搭档。 首长传达了新四军军部及华东局的指示，因战争需求，将调程明远和蔡辉两位同志于江阴城开办两家公司。程明远对外经营海盐，蔡辉对外经营日用百货。开办经费由华东局直拨，业务统由顾怀、顾准先生总管，两公司内部均设党支部。 接到任务后，程明远和蔡辉深感责任重大，他们迅速投入到新的工作中，积极筹备公司的开业事宜，为战争的后勤保障贡献力量。 首长传达新四军军部及华东局指示:“程明远任汇通公司经理兼支部书记，蔡辉任大成公司经理兼支部书记、副书记。另派宣济民、吴锦章为现有两公司副经理。 现在门面两家一分为二，库房、货场互相调剂。为了党的事业，望程明远、蔡辉两同志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你们的特殊任务！为盼。”（未完待续） ------------ 第五十五章:程明远的汇通盐号 1946 年 2 月，程明远同志应华东组织部曾山部长之命，前往江苏清江江阴城北门外的十里长街为华东局筹军处筹军款。 程明远同志在十里长街成功创办了一家公司，对外称作汇通盐号。在这家公司中，程明远担任经理一职，肩负起了为华东局筹集军款的重要使命。 1946 年 8 月，程明远的汇通盐号与上海的杜月笙公司做成的大宗买卖已达 20 笔之多，无一笔出岔头，给华东局组织部曾山解决了许多经济上的难题。 正当程明远、宣济民、蔡辉、吴锦江在清江十里长街大显身手之际，国民党第 74 师张灵甫率大军向江苏涟水城发起进攻。起初，华东局打算让程明远、蔡辉两家公司生意照做，华野副参谋长张元寿派一团兵力来保卫程明远、蔡辉两大公司。并且一度命令程明远、蔡辉协助战士挖防空洞、修工事，共同抵抗 74 师的骚扰。 在紧张的局势下，程明远和蔡辉毫不犹豫地投身到防御工事的建设中。他们与战士们并肩作战，挖土运石，不辞辛劳。防空洞中，程明远擦去额头的汗水，鼓励着身边的战士：“咱们加把劲，多挖一个防空洞，就能多一份安全！”蔡辉也在一旁大声说道：“对，一定要挡住敌人的进攻！” 尽管局势危急，但众人齐心协力，为保卫家园和后方的经济命脉而努力拼搏着。 涟水城由华中军区第 34 旅廖成美担任主攻任务。当时对国民党张灵甫的第 74 师了解不够，新四军一个刚整编的旅，其中一个团是由程明远的巢北支队归建，武器落后，装备差，训练不足，竟然竟敢贸然对涟水城发起攻击。 一团担任主攻，2 团助攻，3 团打跟进，按预定时间进入阵地，一团到指定位置，二、三团不在指定位置。一团张一印团长请示第 34 旅廖成美，这仗打还是不打？廖回答，按战前预定时间发起总攻。 本来打算一、二四团在夜间 12 点潜伏到涟水城东西南门，凌晨 1 点发起总攻，北门留给弟兄部队把守。这个主意计划不知是何人所出，新四军一个整编不到半年的 34 旅，敢跟全美式武装的国民党 74 师相当一个军叫板，这无疑是一场极其艰难和危险的战斗。但新四军战士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毅然决然地准备迎接这场硬仗。 由于 34 旅二、三团没能及时跟进，张一印的一团刚把云梯架上城墙，就被城头上的机枪、***压制，可怜的一团巢北支队战士变成了照明弹下的活靶子。 程明远之子程广星在长篇小说《程明远传》中说道:连撤是撤，指导员亲自跑到团指挥所报告。团长张一印冲指导员道：“怎么你来报告？通信员呢？”指导员道：“整个连队没了，你从我这里带两个人，再去联络一下其他连队。” 一根烟功夫，指导员回来了，阵地上全是新四军战士的尸体，不见二、三团的影子。这一仗打得一塌糊涂，朝北支队的战士几乎打光。 新四军第 34 旅不认怂后，又组织 1000 人的敢死队，与第 74 师展开城下的肉搏战。涟水城几易其主，但双方伤亡很大，加之新四军主力没有及时赶上，最终，新四军被国民党第 70 师挤出涟水城。 华中军区研究决定，放弃涟水城的争夺及保卫淮阴城的计划。这场战斗的失利，让新四军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也让他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差距，为后续的战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华中军区研究决定，放弃涟水城的争夺及保卫江阴城的计划。新四军副参谋长张元寿亲自写信给程明远，通知汇通公司和大成公司撤出淮阴城，一路北上。 程明远、蔡辉立即组织撤退。刚从北门出，第 74 师的先头部队已抵达淮阴城南门。敌人发现新四军刚刚出逃，小股敌军立功心切，决定俘虏新四军头目，往死里来追。 程明远让宣志明带文职人员先撤，他带一个机枪排断后。当会同公司大队人马撤出后，他迅速上马，追上孙志明一行。激战中，程明远丢掉一只鞋，到达江苏下营休整。 程妻淑芬见丈夫只穿一只鞋，笑道：“剩哪只鞋不摔得很好？”程道：“管他呢，有一只鞋真跑起来，比一只鞋都没不好吗？” 程妻淑芬是做鞋高手，她见丈夫只穿一只鞋，难过道：“你穿一只鞋，你不难过，我难过。我做了一冬得一春的鞋，要有一口袋，结果呢，全部丢在涟水了，到头来你还是没鞋穿。” 这段经历充满了紧张与艰辛，也展现了在战争环境下的无奈和坚韧。 1946 年 6 月，新四军第 7 师自己做了一次调整，将 20 旅 58 团原临江团与 21 旅 63 团对调番号。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使三个旅的战斗力达到均衡。 从这一举动不难看出，谭希林，曾希圣首长是很想把新四军第 7 师建设好的。他着眼于整体战略布局，精心谋划，力求让部队的实力得到优化和提升，以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战争局势。这种积极主动的调整，展现了谭希林，曾希圣两位首长的深谋远虑和对部队建设的高度重视。 1946 年 6 月所处的山野阶段，山野在自卫战争开始后表现较差。当年 8 月发起的四县战役攻坚失利，9 月救援两淮判断敌情失误。这时，陈毅的军事能力给作战部队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由于战争不利，跟随陈毅进入淮北作战的新四军第 7 师也遭致一定损失。故在 1946 年 9 月，新四军第 7 师进行整编，21 旅撤销，仅辖 19 旅、20 旅。同时，3 个旅中的 57 团、60 团、62 团撤销。整编后，19 旅下辖的 55 团、56 团、57 团重组编成 20 旅，辖 58 团、59 团、61 团、63 团。 1941年：新四军第7师成立时，下辖第十九旅及挺进团 。 1942年：第十九旅旅部撤销，由师直辖第五十五至第五十八团和三个游击大队、特务营及教导大队 。 1943年：部队编为含和、皖南、沿江、巢湖四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同年9月，第二师六旅十六团划归第七师建制。 1945年：4月，第三师独立旅转隶第七师；6月，沿江支队与十六团合编重建第十九旅，另将沿江独立团和部分地方武装新建沿江支队；10月，第七师奉命编为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 1946年9月，新四军第7师进行整编，21旅撤销，仅辖19旅、20旅，同时撤销了57团、60团、62团等团. 山野就是山东野战军。1947 年 1 月 21 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并，华东军区正式成立。 华东军区下辖鲁中、鲁南、渤海、胶东和滨海军分区，淮北支队，淮南支队，东江纵队（后改称为两广纵队），华东军政大学，以及全部地方武装，约 30 万人。 1947 年 1 月，华东军区总部，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副司令员张云逸，副政委黎玉，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副参谋长袁忠贤、周俊敏，政治部主任唐亮、张凯。 华东军政大学校长张云逸，副校长余立金，淮北支队由华中第 9 纵队一部组成，司令员兼政委饶子健，滨海军区司令员刘少卿，政委古牧。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苏中军区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兼辖第一、第二、第九军分区，司令员管文蔚、政委姬鹏飞。苏北军区第十二纵队兼协第五、第六、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陈庆先、政委曹荻秋。渤海军区辖教导旅、军政干部学校及一、二、三、四军分区，司令员袁也烈、政委景晓村。胶东军区辖新编第五、第六师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分区和滨北军分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林浩。鲁中军区辖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鲁南军分军区，辖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傅秋涛。 江淮军区前身是淮南、淮北军区。1948 年 4 月 21 日，为统一两淮地区的军事斗争，中共华东局、华东军区决定将淮南、淮北军区合并，成立两淮军区。 5 月 29 日，华东军区决定，两淮军区改成江淮军区。司令员陈庆先，他身经百战，指挥经验丰富，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断的决策力引领着军区的发展。政委曹荻秋，政治工作经验丰富，为军区的思想建设和组织管理付出了巨大努力。副司令员饶子健，作战勇猛，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杨光池，专注于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提升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了关键作用。参谋长赵汇川，心思缜密，善于谋划战略战术。 第 34 旅由山东野战军第 12 纵队临时调归指挥，旅长廖成美，他英勇无畏，指挥有方，带领部队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政委万金培，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后勤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持。 得力旅，原淮北军区得力旅，旅长张秀龙，作战英勇，足智多谋。政委王学武，注重战士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艾明山，指挥有方，确保了分区的稳定和安全。政委陈雨田，积极组织群众，为部队提供了坚实的后方支持。 第 2 军分区，司令员黄仁庭，作战经验丰富，带领分区部队多次成功完成任务。政委张灿明，在分区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协调方面 第 4 军分区，司令员孙传家，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为保卫地区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政委杨效春，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为部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 3 军分区于 1948 年 9 月组建，司令员李士怀，具备出色的领导能力。政委李任之，为分区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不懈努力。 在这些优秀将领的带领下，江淮军区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最终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警备第一旅，1948 年 11 月 28 日，华东军区决定以第二、第 3 军分区所辖的 3 个得力团为基础组建。旅长黄仁庭，他作战经验丰富，指挥才能出众，为警备旅的组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政委刘健挺，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表现出色，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 5 军分区，1949 年 1 月成立，司令员马长炎，他英勇果断，具有卓越的军事领导能力。政委程明远，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为分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蚌埠市警备司令部，1949 年 1 月成立，司令员梁从学，他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出色的指挥能力，确保了蚌埠市的警备工作有序开展。政委程明远，在协调各方工作、保障警备任务顺利完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些部队和机构的成立，为当地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未完待续） ------------ 第五十六章:渡江战役的后勤保障 1948 年冬天，迎接全国革命胜利高潮的到来，中共江淮区党委时驻淮北泗洪县张塘，1949 年 1 月迁入蚌埠市。根据华东局的指示，做出出了全面恢复江淮地区的部署，决定建立中共江淮第五地方委员会，划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西、浦口、合肥公路以南、巢湖与运漕河以东地区为江淮五地委辖区。 1949 年 1 月 13 日，江淮五地委正式成立，上属江淮区党委领导，原属中共皖西四地委管辖的巢含县委、合含工委及肥东县委划归江淮五地委领导。 为便于工作，五地委对辖区重新做了调整，撤销原巢含县、合含县及肥东县，成立巢县、和县、含山、江浦、肥东县，变画合肥东南、长临河、义城地区及巢湖中庙以北地区，新设巢湖县。江淮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和江淮军区第五分区与地委同时成立。 江淮 5 地委成立后，即根据上级党的部署，针对本地区斗争形势，提出了地委工作的中心任务，接收原各县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武装，收编国民党县区、乡起义投诚和投降的地方武装以及散兵游勇。建立县区民主政权，改造基层乡保旧政权，调整各县党政军组织，划分县区、乡行政区域，筹集粮草，迎接解放军大部队来一下。 1949 年 1 月 13 日，孙仲德的先遣纵队直属支队司令马长炎和副司令赵鹏程解放含山，和县。江淮区党委及江淮军区命令将直属支队调出先遣先纵，由马长炎，赵鹏程组建的江淮第五军分区协同程明远做好大大军渡江后勤保障工作。程明远在五分区任政委。程明远首先要求马长炎，赵鹏程肃清安徽段长江沿线江北之敌，帮助沿途各县政府工作。第二步，电话通知各县积极筹粮，向巢县集中，巢县南门建一个粮食仓储基基地，由于道路狭窄，从分区调工兵架一座浮桥，专供大军运送物资弹药。第三步，组织民工团，对内地叫民工营，每个营为 500 人，各县最少拿出一个营，派专人带队抢修道路，挖通河道。为了争取时间，歇人不歇锹。 中国人民解放军把敌军的江防分为上、中、下三段，安徽处在中段，战线较长。江淮区党委在大年三十紧急将程明远召回，目的落实安徽段的渡江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所以要求三个段的后勤指挥路石道人便要安装直通电话，他要随时掌握战前第一手的情情报。经江淮区党委研究决定，渡江战役后勤指挥部船北指挥部由程明远同志担任总指挥。时间紧迫，大年初一仍有方志明陪同。程明远告别了曹荻秋、陈庆先、孙仲德、谢忠良、饶守坤等，从东门码头乘轮船返回巢县。清风阁就在卧牛山脚下，这里以前是唱戏的大戏院子，此时已变成了地委办公室。除五分区设在巢县的东门，五专署和五地委在一起办公，程明远、倪则耕、胡德荣、杜少安每人一个人一个办公室。通讯兵在五地委成立之初早装好了电话，尤其是程明远的办公室，除六门直通六县，巢县、含山，和县、肥东、江浦、巢湖电话外，还增设了一部内线电话，这是直通粟裕的。 江淮五地委下辖有 6 个县，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建立健全起来。县委积极统筹规划，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县政府有条不紊地组织实施，确保行政工作的高效运转；县大队则时刻保持警惕，捍卫着一方平安。 程明远的渡江后勤指挥班子也进入了战前状态。他神色严肃，目光坚定，不断地穿梭在各个部门之间，协调物资调配、人员安排等各项工作。 在这片土地上，支前工作压倒一切。百姓们纷纷行动起来，有的为前线战士准备粮食，有的帮忙缝制衣物，有的主动参与运输物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忙碌而又充满希望的身影。 整个地区弥漫着紧张而又激昂的气氛，所有人都心向一处，为即将到来的渡江战役全力以赴。 经五地委请求，江淮区党委特派倪子干同志来五地委工作。程明远即派倪子干立即在巢城建一相当规模的粮食集散地。 时间紧迫，刻不容缓。程明远面色凝重地对倪子干说道：“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必须争分夺秒！哪一级干部跟不上趟子，请自动靠边，这是五地委的命令！” 倪子干深知责任重大，他挺直腰杆，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随后便马不停蹄地奔赴巢湖。 在巢湖，倪子干迅速组织人力物力，寻找合适的场地，动员当地百姓参与。仓库一间间被清理出来，运输粮食的队伍川流不息。 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粮食集散地逐渐成型，一袋袋粮食堆积如山，为即将到来的大战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一天，徐吉标（巢湖支队干部:)来五地委汇报工作，他带来了巢湖支队老人林厚全、杨德山、孙贻厚、段宗栓、徐柱青、袁乃英等。 程明远热情接待了他们，仔细询问每个人的特长。随后，程明远对他们做了具体分工。徐柱青协助袁来英把巢湖治安工作抓起来，确保当地秩序稳定，为后续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段宗栓协助林厚全把巢湖船只组织起来，包括江北的其他地区的船只也可以征集过来。不行五分区当即下达征集令，突进巢湖待命。 徐吉标负责召集巢湖沿线的船工、水手、渡手集中训练，还从部队抽调 2000 名战士，培训为船工预备队。随后前往怀宁嘴西北向家冲，把魏木匠和当地造船工找来，建一大型修船之地，专门修理木帆船。 杨德山负责五地委后勤总务，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一个供大军渡江的船队初步成型了。 江淮五地委在继续领导原属的皖西四地委所辖的地区开展各项工作的同时，还大力加强了新划入地区的工作。所属的各县均先后建立了县委和县政府，人员配备齐全，职责明确。 在新的县委和县政府的组织下，各项工作相继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从农业生产的组织到商业活动的规范，从教育事业的推进到治安秩序的维护，每一项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地委提出的中心工作任务迅速得到贯彻落实。干部们深入基层，与群众紧密联系，宣传政策，解决实际问题。 1949 年 2 月，随着淮海战役的彻底胜利，江淮五地委辖区全境解放。这一胜利的喜讯传遍了每一个角落，人们欢呼雀跃，沉浸在喜悦之中。 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五地委适时把工作重心转到支援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上。地委明确指出，要在支前运动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作为各地建政、建群的基础，作为发动群众开展支前工作的首要工作。于是，在支前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积极踊跃、无私奉献的先进分子，他们成为了后续工作的骨干力量，为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 年 2 月，随着淮海战役的彻底胜利，江淮五地委辖区全境解放。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五地委适时地把工作重心转到支援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上。地委提出，要在支前运动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将其作为各地建政、建群的基础，当作发动群众开展支前工作的首要任务。 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全区共成立 6 个县政府、30 个区政府。在各项工作推进的过程中，以老党员为骨干，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深入挖掘和培养积极分子。经过不懈的努力，共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 1100 余名，发展党员 180 名，提级村级干部 741 名，乡级干部 160 名，改造旧政权 193 个保。 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还通过办干部训练班的方式，吸收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非脱产干部。经过系统的培训和教育，这些干部被分配到各条战线工作，他们充满朝气和活力，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这些有力的举措，为胜利完成渡江战役支前任务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也为地区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开展以支前运动为中心工作的同时，地委还领导开展了生产救灾、剿匪防特运动，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政军群组织。 至 1949 年 5 月，全地区共建立了 33 个区委、60 多个乡支部、37 个机关支部，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发展到 993 名，各类干部也增加到 1581 名。 在此期间，地委还适时组织县区新老干部学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通过深入的学习和讨论。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逐渐向城市转移。这一系列的学习和教育活动，使得广大党员和干部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一转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承担起民主革命最后胜利的重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未完待续） ------------ 第五十七章:程明远无愧于心（大结局） 1946 年 1 月，程明远任江苏汇通经理，在这个职位上，他展现出了出色的管理才能和敏锐的商业洞察力。 1947 年 2 月，他肩负重任，出任中央华东局国统区部交通科科长，为信息和人员的往来交流搭建起了重要的通道。 同年 8 月南下朝鲜，任江淮第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在此期间，他深入基层，了解民情，为当地的发展和稳定付出了巨大努力。 中共江淮五地委书记程明远任职期间为 1948 年冬天至 1949 年 6 月。副书记倪则耕的任职时间是 1948 年冬天至 1949 年 6 月。 1949 年 4 月初，程明远任渡江战役后勤指挥部总指挥。 1949 年 1 月 13 日，江淮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正式成立。按照中共江淮五地委的统一部署，五专署迅速制定了政府工作计划，积极推动新区的巩固和建设。 江淮五专属机关驻地随同五地委机关变动。专员倪则耕在 1949 年 1 月至 1949 年 6 月期间履职，副专员杜少安于 1941 年 1 月至 1949 年 6 月任职。 邮电管理分局长张彬在 1949 年 2 月至 1949 年 6 月工作，工商分局长李子干从 1949 年 3 月至 1949 年 6 月负责相关事务，副局长彭肆则在 1949 年 3 月至 1949 年 6 月期间协同工作。 1949 年 1 月 13 日，江淮军区第五分区正式成立。分区机关组建初对外代号和含大队。 分区成立后，按照中共江淮五地委的统一部署和上级军事机关规定的建军治安任务，提出以整军、建军、建政、剿匪、整训为分区的中心工作。在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工作迅速推进。 很快，以贫苦工农为骨干的县、区、乡自卫武装纷纷建立起来。县成立了大队和总队，成为地方武装的重要力量；区成立了区队，负责维护本区的治安和秩序；乡则建立了不脱离生产的民兵自干队，在生产之余保卫家乡。 区队以上武装组织行政上受上级军事机关的直接领导，同时在行动方针和策略上接受同级党委的指导，确保了武装力量的正确方向和有效运作，为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此外，各县政府还另行建立了通讯班和执法队，区政府则建立了通讯班，由同级党政机关直接领导，以适应警卫、通讯等工作需要。 江淮五分区机关驻朝鲜县城东北清浦阁村，1949 年 4 月初移驻朝城西门。 司令员马长炎在 1949 年 1 月至 1949 年 6 月期间任职。政委程明远兼任的时间为 1949 年 1 月至 1949 年 6 月。副司令员赵鹏程于 1949 年 1 月至 1949 年 6 月履行职责。副政委林岩兼任的时间是 1949 年 3 月至 1949 年4月。根据《巢湖市党史资料》1985 年第 4 刊、1987 年第一刊记录，1949 年 4 月初，程明远任渡江战役后勤指挥部、船舶指挥部总指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皖北行政公署农林处处长，中央华东局林业局、林业总局局长，安徽省林业厅厅长。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 年春被甄别。曾任省安徽省林业厅厅长。*****中遭关押。1972 年 8 月 2 日在合肥逝世。 ------------ 后记 在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和波折后，程明远的故事成为了人们口中传颂的传奇。然而，他的人生并未就此画上**。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和平的曙光终于降临。程明远带着满身的荣耀和沧桑，刻在我的心里。 他的故乡在合肥大圩村，曾经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教育后人。 岁月如梭，程明远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了勇气、智慧和善良的象征。他的传奇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勇敢地追求理想，坚定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程明远传奇》经过几年的创作，已经完稿。 感谢程明远之子程广星的大力支持，2018年，受程广星四爷的邀请，有幸参加“新四军在安徽”的主题报告会，在合肥图书馆，与安徽新四军后人合影留念。 为了创作，写《程明远传奇》，我开电动车去无为的红庙，新四军七师纪念馆。在经营实体店铺的同时，去革命老区搜集整理有价值的资料。 特别是在坝镇（魏家坝）开和也店，认识和也用户王守发和宁晓明，黄鹏程老师，朱鹤年（已逝）先生，六年里，搜集整理了一些新四军内容资料。 特别是王守发的三爹爹就是新四军王安琪，据他说，王安琪本来住在坝镇的石塘村，因为当时的处境，搬到沐集（沐家集）的万年村。 宁晓明住坝镇的东关街，湖东办事处就设在他家的二楼上。巢山游击队是顾鸿驻地。巢山又叫象山。 2018年，我在苏湾开和也店，苏湾以前叫苏家湾，也叫小黄山，是巢北支队的根据地。我在农贸市场有店铺，空闲的时候，就去搜集整理珍贵整理。 六年里，还遇见很多新四军的后人，在此十分感谢！ 特别是刘宗勇先生，对我的支持最大。 这部长篇小说已经在2025年的元旦完稿，谢谢大家的关注！ 母亲魏守霞在世的时候，和我聊新四军的故事，特别是姜仓村（以前叫姜家仓村）徐家老屋是新四军的秘密联络点。 我的外公魏取舟是个木匠，在槐林老街有茶馆和洗澡堂子，身挂保长一职，却帮新四军做秘密联络工作。 我爷爷徐吉标（彪）帮上海李大姥撑大木帆船，和程明远是老表，我奶奶姓张，和张开泰是亲戚。 散兵姑父黄玉书是程明远的警卫员，大姑父在江南水阳锅厂当工人。当年，姜家仓地下党朱方友和胡经忠跑交通，就是在亲戚家落脚的。 通过四十多年的努力，这部长篇小说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在创作《程明远传奇》的同时，我的短篇小说《苦竹园的枪声》在《居巢文化》上发表，后《渡江实录》在《巢湖在线》发布。《侠肝义胆一代人》和《翟必和和他的侦察故事》在《安徽文化网》发布。 2019年，再次受程广星四爷的邀请，在合肥瑶海区参加“安徽军民在渡江中的贡献”，并且，接受合肥电视台的采访。 2025年元旦已过，这部长篇小说也签约，上架，感谢17k小说网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会更加的珍惜。 作者 2025年元月3日于苏湾